⊙赵婉竹[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作 者：赵婉竹，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2级研究生。

一、折断翅膀的飞翔——飞不出性别之网

文学中塑造的那些典型形象都是对女性的解放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无论是为爱抛弃一切卧轨而死的安娜·卡列妮娜，还是为了追求“最残忍的爱”而燃烧自己的繁漪；是选择逃离的曾树生，还是再次回到厨房追寻真爱却失败的枝子……她们都在追求平等、自由，可是她们从未和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尽管拼尽全力，用尽了各种方式，终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停泊地。这些经典的形象也在不停地拷问：对于女性的解放，对于女性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甚至不惜以飞蛾扑火般的姿态追逐的自由、平等到底在哪，到底何处是归程？

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创作的剧本《玩偶之家》，突出地塑造了追求个性解放、勇于维护女性尊严的新女性形象——娜拉。那深夜里“砰”的一声关门声决绝、勇敢，挑战了古往今来女性的被束缚的传统，唤醒了沉迷昏睡的女性。尽管门外的世界也许风雨交加，但是起码能够勇敢地走出，不得不说这一步迈得艰难，走得也会很辛苦。我们还是要为娜拉鼓掌，她是敢于冲向黎明的人，敢于挑战男权的人，敢于寻求自我、冲出藩篱的人。

海尔茂的自私让娜拉觉醒了，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傀儡，根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出现的，她终于知道：“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只是感到和我谈谈爱情是很有趣的事儿罢了。”娜拉在质疑那些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伦理、规范，到底是社会正确，还是自己正确？这是质疑也是挑战，多少女性从不质疑这些，只是一味地照做、遵守，不问合不合理、正不正确，好像自己天生就应该被这些束缚着、捆绑着，尽管不心甘情愿却也无可奈何、无力反抗。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在禁锢着女性的思想，囚禁着女性的灵魂，太多女性身陷其中成为其奴隶而不自知，木偶人一般默默听从“命运的安排”。直到娜拉的出现，直到她的呐喊：“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娜拉的出走，娜拉的呐喊，终于划破了漆黑静寂的夜，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让那些压抑的女性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亮。“妇女应该冲出沉默的罗网。她们不应该受骗上当去接受一块其实只是边缘地带或闺房后宫的活动领域。”①

但是娜拉的出走也有很大的局限，易卜生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能够让娜拉走出去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是很有高度的写作。走是走了，可是走去哪里？以什么姿势走出去？走了之后怎么办？易卜生都没交代。这是一种局限，说明他还没有找到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娜拉从未“出去”过，一旦走出这个家门，实际也是走出了有保护屏障的温室，娜拉的出走如同一束耀眼的光划破了黑夜，可是能照亮的范围太小了。

二、低到尘埃的寻觅——翻不过性别之墙

鲁迅回答了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的问题，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无论哪一条路，都是悲剧。堕落的悲剧：《日出》中的陈白露，《寒夜》中的曾树生，虽然以堕落的形式出走也是在反抗，可是冲破一个牢笼却又进入另一个牢笼。回来的悲剧：《伤逝》中的子君，《倪焕之》中的金佩章，走了一圈错把起点当终点。这两种出走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呢？她们都是探路人，迈出第一步就是胜利，只追求人格的独立是没有根基的海市蜃楼，只是一场“将来的梦”。

娜拉是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出走的，而子君是在有准备的前提下出走的，她的自觉性和目的性都要高于娜拉。如果说娜拉的出走是以“点”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因为不知道出走以后会怎样，最打动我们的就是出走的一瞬，那么子君的出走就是以“线”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因为她解答了“出走以后会怎样”这个问题，打动我们的是出走到回来的这段历程。

子君总是要求涓生说“我爱你”，这已经标示着子君由爱情的“主动者”变成了爱的“乞讨者”，仍然是以仰视的姿势对待婚姻、爱情以及男性。子君为了爱情忘记了生活，忽视了“人必须生活，爱才有所附丽”。这种不平等的地位暗含着危机，一旦当涓生说不爱子君时，子君将会一无所有。但这并不全是子君的错，《伤逝》是以涓生的视角来叙述的，男性视角的叙述完全忽略了女性的感受，就像《孔雀东南飞》中叙述的“缝隙”，对刘兰芝的诉求没有表示就是焦仲卿的表示，同样的，男性视角的叙述不考虑女性的感受就是男性的表示，因为相对于男性本位的立场而言，子君是“失语者”，没有话语权。

古往今来，男性对女性的要求就是充满矛盾的，女性为了适应男性的要求不得不在夹缝中生存。一方面，男性希望女性有着传统的温柔贤惠，能照顾好家，这种要求实际上就要削弱女性的很多个性和锋芒；另一方面，男性又要求女性有着现代的思想和习惯，要求她们与时俱进，不能是只知道围着厨房打转的黄脸婆。可是，这样矛盾的双重要求只会逼得女性在夹缝中生存，中间的那个“度”很难掌握，不失现代又要不丢传统。过于现代，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会被当作女强人而中性化，因为失掉了“女人原有的味道”被排除；固守家庭阵地，会被扣上不能与时俱进的帽子被舍弃。女性的思想、行动的“千变万化”围绕着男权统治这个不变的社会再花样百出，都是形式在变而内容不变的“折腾”。无论是以男性为目标的事业上的角逐，还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爱情上的赌注，都是在以男性为坐标系，是以“自由”的名义束缚女性。“习俗加在她身上的束缚固然比以前少了，但隐含的消极自由并未根本改变她的处境，她仍被禁锢在依附地位上”②。

三、无枝可依的轮回——逃不出性别之塔

女性的解放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必须是全方位的，道路很漫长很艰辛，甚至直到现在也还只是进行时。张洁的女性小说都是别具特色的，《祖母绿》中的曾令儿是一个通过“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的新女性，她为爱无怨无悔地付出，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那些批判和痛苦，浪费了一生的爱和时间成全了那个卑微的男人。我们同情她的遭遇，佩服她的坚强，却又同时认为她的付出不值。“她原谅了左葳的薄情，丢弃了一切怨恨，只留下了对他的感念，和一种比以前更博大的爱。”③这种爱看上去很伟大，很无私，但是过于理想化，太过伟大、太过宽宏反而成了卑微，倾其一生的全部来成全一个男人，把自己消耗的一干二净，这种卑微的或者说是“伟大的”满足感牺牲太大了。

曾令儿作为女性这样博大的爱太理想化，这种无怨无悔的、卑微的满足感是在男性缺席的背景下自己“创造”的，而左葳作为男性“太珍爱他的头衔和资格，他的囊中价值，他的冠冕和一切与他的头有关之物”④。但是，曾令儿则不，她是一位“奉献者”，“她奉献的可以是生命、是理想、是变革。这是一种不能再用经济术语来说明的‘经济’”⑤。曾令儿这种只寻求精神的天国，不计较现实中的得失，其实是一种妥协，是女性脆弱的表现。张洁把她塑造得隐忍、释怀、大度,以此来化解痛苦，并且还以苦为乐，曾令儿的身上散发的是圣母一般的光芒。可是，曾令儿是以向现实妥协、向自身妥协的方式将自己升华到理想的天国中去的，我们在同情她的同时也很愤慨，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女性的惶然、压抑与不满被一层更圣洁更虚幻的光环遮蔽了。“这是张洁的又一次明智的逃遁,这种天国的幸福、精神的升华只能是虚构,女性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乌托邦。”⑥

女性的悲剧仿佛是注定的，因为性别，对女性发出的是拷问、是诅咒，用越来越冠冕堂皇的形式逼迫女性，让女性像小丑一样，满心欢喜地为自己涂上不同的油彩，满心期待地重塑这个角色，却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跌落，迎接女性的是深渊，是男性统治下的祭坛。这是早以预设好的结局，“身在充满父权制文化氛围的环境中，不管你要追求摆脱父权制束缚的理想生活，还是屈从父权文化观念的制约，悲剧都将产生。”⑦

女性如何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这是全方位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性解放、经济独立、道德平等……这条路，注定是荆棘满布，好在已经有人迈出第一步，接着会有第二步，第三步，走的人多了，自然就会有路，我们希冀着、期待着。

①④⑤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第204页，第204页。

② [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张洁：《张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⑥ 王欢：《向着黎明和自由的艰难跋涉——论〈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中的知识女性形象》，《渝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84页。

⑦ 西慧玲：《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特征回眸》，《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