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献辉，胡 玲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 贵阳 550028）

“美元陷阱”一词最早公开出现于文博和徐娜2005的论文《美元走势的分析——“美元陷阱”论初探》。[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博弈使“美元陷阱”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关注。吴敬琏先生曾指出“中国掉进美元陷阱有苦难言”，[2]2009年，索罗斯也说中国已落入“美元陷阱”。[3]实事求是地讲，世界上落入“美元陷阱”的并不只有中国，而是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可以说，一国只要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离不开美元这个支付手段，即便如日本、欧盟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也必然不同程度面临着“美元陷阱”的困扰。

“美元陷阱”对我国的具体威胁有哪些？我国掉进“美元陷阱”的逻辑结构是什么？摆脱“美元陷阱”我们有哪些选择，应该做好什么准备？这些都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美元陷阱”的基本表现

所谓“美元陷阱”，指因经济活动严重依赖于美元而导致的一系列金融困局。我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元有严重的依赖性，因此经济决策、经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美国脸色行事，受美国经济政策、金融战略的制约。这主要表现为我国在贸易端和储备端都受制于美国的战略黑箱，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受到掣肘，汇率政策面临二难选择。

（一）贸易端的二维窘境

窘境之一：为了积攒必要的国际支付手段，我们要对出口进行或直接（如出口退税）或间接（如本币币值低估）的补贴，这些补贴最终会转移到美国等外国消费者身上，这本质上是中国国民福利的流出。我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到美国，大大提升了美国国民的福利水平，也让美国经销商们大发其财。但获得无尽好处的美国政客们并不领情，反而说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并把对华贸易问题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性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美国总统与国会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精彩双簧，一个唱红脸（强调对华经济关系的必要性），一个唱黑脸（鼓吹对华经济制裁），非常默契地敲诈中国的国家利益；次贷危机之后，奥巴马当局赤裸裸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无休止地提出种种莫须有的倾销与补贴指责，其目的也不外乎是想榨取中国更多的利益。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虽然赚到了可观的外汇，但代价是相当沉重的。一是贸易顺差的很大比重是凭借人民币相对低估（基于购买力平价）这一条件实现的。这等于我国全体国民补贴了出口经销商，再由出口经销商补贴美国消费者。以2011年为例，如果中美双边贸易中人民币相对被低估了20%，①就意味着我国全体国民对美国补贴了893.4亿美元（4467亿美元×0.2）。二是我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低端产品为主，出口拉动虽然为我国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但是在环境和资源上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

窘境之二：贸易便利化受制于美国的战略变局。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我国需要自由地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往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然而在严重依赖美元的情形下，这种自由度受到美国制约，这是因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主要用美元进行结算，自然就离不开美国的金融机构，从而难免受到美国的制约；即便某些非美金融机构从技术上讲可以承办相关金融结算业务，这类贸易也还是无法规避美国的牵制，因为那些金融机构往往担心违背美国意愿承办金融业务会遭到制裁。比如我国与伊朗之间的石油贸易对我国拓展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渠道意义重大，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制裁之时（以迫使伊朗弃核为目的经济制裁），我国还是受到影响，虽然我国不赞成对伊朗进行制裁，但双方了结石油贸易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时，仍无法进行正常的现金结算。据报道，受经济制裁的影响，伊朗出口中国的数十亿美元原油收益无法以资金形式回到伊朗，伊朗当局只得决定向中国换购315节地铁车厢，用以货易货的手段解决资金转移的难题。[4]这种以贸易贸的形式虽然解决了一时难题，但很显然不利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储备端的海量损失

与贸易端相比，我国在储备端受到的掠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对我国储备端的掠夺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

一是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于我国在石油、铁矿石、橡胶等大宗商品上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其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导致我国的财富流失。2001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为2121.65亿美元；2011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1811.48亿美元，名义上看10年时间增长了14倍。可是，如果折算成石油，我们的外汇储备就大大缩水了。2001年12月到2011年12月，石油价格从18.7美元/桶（英国布伦特原油，下同）上涨到107.83美元/桶，年均涨幅高达19.15%，10年间上涨了4.77倍（见表1）。其间，2008年金融危机还短暂打断了石油价格的上涨节奏，不然今天的石油价格应该会更高，华尔街投行2007年就曾断言说石油价格短期内要涨到每桶200美元以上。按2001年12月的石油价格计算，我们当时2121.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购买113.46亿桶石油；按2011年12月的石油价格，31811.48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购买295.02亿桶石油。从石油购买力来看，10年间我国外汇储备仅增长了1.6倍。同期，铁矿石、铜等战略物资价格均大幅度上涨。这就是说，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大缩水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主要是由美元贬值诱导的，而美元贬值主要是由美国货币当局推动的。所以在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问题上，华尔街投机家与美国货币当局默契配合，凭借其强大金融实力操纵市场。正如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所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被“新帝国主义”操纵着，就连我们炒蛋的油都将由华尔街来定价的。[5]由此可见，美国的“单边主义”不仅表现为武力的、政治的、文化的“单边主义”，还表现为美元的“单边主义”，美元成为其全球霸权的重要实现平台。

表1 2001～2013年原油12月均价（单位：美元）

二是操纵美元贬值。以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为例，2001年末，黄金与美元的比价为1盎司：276.5美元（伦敦定价，下同），每1万美元相当于36.17盎司黄金；到2011年末，黄金与美元的比价为1盎司：1574.5美元，每1万美元仅相当于6.35盎司黄金，相对于黄金，10年间美元贬值了82.44%（见表2）。如果美元照此速度贬值，而我国的外汇储备全部以美元资产保存，②那么投资收益率必须保持在19%以上才不至于遭受损失，这几乎不可能实现。2001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为2121.65亿美元，当时相当于7.67亿盎司黄金，到2011年末就只相当于1.35亿盎司黄金了。如果我国2001年的2121.65亿美元外汇储备用美元一直保存到2011年末的话，美国就通过美元贬值偷走了我们相当于6.32亿盎司黄金的财富，财富损失率与美元贬值率相当。中国外汇储备主要集中在美元资产，这些美元资产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负债，通过美元贬值让中国遭到巨额财富损失的同时，美国则大发其财。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金融时报》所认为的，美元的大幅贬值是美国的一种“变相赖债”。有金融学者指出，如果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变相抢劫的是索罗斯，那么，通过美元贬值从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变相抢钱的，则是美国政府，而且性质比索罗斯更加恶劣且不讲理。[6]

表2 2001～2013年年末美元的黄金价格（伦敦定价）

（三）宏观调控仰人鼻息

严重依赖美元的第三个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受到挑战。英国著名国际政治学专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教授指出：“当美国的国内货币政策改变方向时，当美国的利率对政策改变作出反应时，其他国家毫无选择，只好调整自己的利率和自己的国内政策以适应这些变化。然而，相反的情况却从未发生过。”[7]（P26）2009年以来，美国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并向市场无节制地注入流动性，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扩张的货币政策操作带来美元的贬值。一方面，从人民币对外币值稳定的角度讲，这对于我国保持对外贸易相对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应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冲”美元等贸易伙伴国货币贬值所产生的贸易赤字压力；另一方面，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粮食价格上涨尤其过快，从而对中国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从应对通货膨胀威胁需要来讲，又应该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人民币对外币值稳定（汇率稳定）与对内币值稳定（物价稳定）这两个宏观调控目标就发生了冲突，不能兼顾，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二难选择。再如，假设在某一时点上，我国国内经济疲软，通货紧缩，就业不振，这时，就国内经济形势来讲，应该实行扩张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然而，因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国际收支赤字的压力，如果这时美国实行美元贬值政策，就会让我国国际收支面临双重压力，从而限制了我们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手脚。总之，依赖美元使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不考虑美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可是，正如斯特兰奇所说：“当难以知道机会之轮如何转动并于何处停下来时，作出正确决策的努力看来越来越没有意义了。”[7]（P3）美国的宏观货币政策走向（类似于斯特兰奇所说的“机会之轮”）存在很多变数，我们要对其进行准确预判是很难的，更何况，即便我们作出了准确预判，为了特定战略需要，美国完全可以改变初衷，这必然制约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发挥。

（四）外汇占款问题

外汇占款问题已经成为悬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2013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3.8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因此所增加的流动性超过23万亿元之巨，大致相当于货币供应量（M2）的1/4。巨额的富余流动性必然形成通货膨胀的长期压力。为了解决因外汇占款等原因造成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我国实行了超高的法定准备金率，这显然增加了银行的运行成本，制约了银行资金使用效率，长此以往，必将对金融安全累积巨大威胁。解决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以及因此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另一个思路是国家外汇管理当局多售少购，然而，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制度安排下，这必然导致人民币畸形且过快升值，同样会堆积巨大风险。

（五）汇率政策二难困局

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讲，政府应该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干预，让其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这就要求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言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控制。可是，由于我国对外贸易大多是用美元而非人民币结算，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更大幅度波动将大大增加外贸风险，尤其会增加外贸企业管理成本，从而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反之，从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角度来讲，需要尽可能减少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从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尤其要保持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尽可能小的幅度内波动。这样做的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限制了市场功能，束缚了市场对价格（汇率）的决定作用，从而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与《决定》所倡导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相悖，违背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方向。

“美元陷阱”意味着我国将处于进退失据之中，无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强劲还是羸弱，美国都可以很容易地钳制我国，我国当下的金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美国的金融战略节奏，这毫无疑问是将国家金融战略主动权交到了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手里，大大增加了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的不确定性、非可控性。

二、跳出“美元陷阱”必须去“美元化”

（一）落入“美元陷阱”的原因

简单地说，我国落入“美元陷阱”是因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交往严重依赖于美元，这是由美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美元的这一地位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已解体，但是美元在国际支付手段上的统治地位却固化了下来，碎片化的国际习惯形成了顽固的路径依赖。

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严重依赖主要源于对国际支付手段的需求。我国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外资源。1993年起，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9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突破50%的警戒线；2012年，我国石油消费量、净进口量、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47613万吨、26860万吨（进口27103万吨－出口243万吨）、56.4%。我国铁矿石、铜矿石、大豆等战略物资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与石油基本类似。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大约80%是以美元计价并用美元结算的。我国的国际贸易则高达90%用美元结算。我们要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铁矿石、铜矿石等战略物资，一般只能用美元支付。可以说，离开了美元，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我国对美元的严重依赖还源于对人民币“信用保证”的需求。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轨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化便需要提上议事日程。③人民币在国际社会上的认可度是由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决定的。货币的信用基础主要由可支付性、可投资性、可兑换性决定。对于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来讲，本币的可兑换性取决于国家国际储备的多寡。在当今国际储备货币主要成员中，即便经历了2007年次贷危机的打击，美元依然坚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糟糕表现将欧元这个原以为在替代美元上可以大有作为的货币打出了原形；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迷失让日元难成大器；“日不落帝国”的遗产——英磅的辉煌那就更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这决定了当下我们只能把美元作为主角，这也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实行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共同原因。

（二）“去美元化”的既有方案评析

要跳出“美元陷阱”，就必须改变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美元作为主要国际支付手段的现状，即实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所长所说的“去美元化”，[8]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美元之外找到或者构建一种新的国际支付手段以为我所用。对“去美元化”的理论解构与实践探索已经有不少成果。现对这些方案作简要分析。

方案一：世界主要货币国紧密合作，在货币政策上行动一致。布雷顿森林体系方才解体之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金融发展和金融抑制理论的奠基人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cKinnon）就阐述了这种观点。其基本思路是由几个主要货币大国联合成立一个类似于联邦储备银行那样的、超越国家的货币权威，协调、统一各国行动，以保持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相对稳定。[9][10]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主要货币大国（或者国家集团）认可，当然就可以大大增强国际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中国家遭受“美元陷阱”之苦就会得到缓解甚至解决。这是因为如果主要货币之间的相对购买力稳定，持有美元之外其他主要货币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了，用美元交易与用其他主要货币（欧元、英镑等）交易具有了更多的同质性。可是，这样的思路注定要成为永远走不出书斋的“空想”，因为这个方案需要得到美国的认可、参与才能实行。正如斯特兰奇指出，“发生在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集体管理中的所有变化——不论是改革（笔者认为，前进比改革更符合作者文意）还是倒退——没有一种变化不是由美国发起或得到美国支持的”。[7]（P43）虽然这是个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方案，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其机会成本比谁都大，所获得的便利却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多。

方案二：升级版特别提款权（SDR）。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鉴于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种种弊端，提出应该用超主权货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思想史上，5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过类似观点。1960年代，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全面阐述了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非稳定性，并确信唯一的解决方式是设立一个世界央行和一种真正的国际储备资产。[11][12]显然，特里芬的主张与升级版特别提款权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客观而论，这一方案是能给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带来好处的方案，是符合经济学所讲的帕累托改进的方案，其最大好处在于彻底解决了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困扰。美国一些公允而有见识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对此也是认可的，他认为中国提出用SDR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个好主意，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13]这个方案既能使中国等非储备货币国摆脱依赖美元所带来的二难选择，又能使美国等储备货币国摆脱因市场对储备货币的常态性相对高估而带来的贸易赤字压力。总之，这是一个多赢的改革方案。但由于美国等储备货币国要损失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所以相对于非储备货币国而言，储备货币国面临的机会成本更大，从这一改革方案中所能得到的净收益是相对较少的。正因为这个利益落差，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就立即遭到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极力反对，其实只要美国一家反对就足以让这一方案流产，因为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大股东，拥有17%的投票权，是在IMF重大决策上唯一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国家。④即IMF的任何重大改革都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才有可能通过。其实，就算周小川的改革方案能够实现，也只是实现了小改良，并不能动摇国际货币制度的现行格局，因为SDR作为篮子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磅的权重分别为42%、31%、15%、12%，依然是美元独大的局面，主权国家的影子在储备货币中依然存在，显然也不能奢望在IMF框架下形成普世秩序，实现“去美元化”。

方案三：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我国正在推行的方案，已经做和正在做的主要有三件事。一是人民币互换，截至2014年10月，央行已与25个国家或地区签订了超过2.9万亿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多边层次则有中日韩与东盟“10+3”之间的协议。[14]二是逐步扩大QFII和QDII投资额度。三是推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09年7月我国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已超过4.8万亿元，货物贸易进出口的人民币结算比重则超过15%。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布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长远发展非常重要，必将带来深远影响，这也几乎是所有后发展国家曾经走过的共同道路，但是，就跳出“美元陷阱”这一目标来讲我们不能对其期望太高。其一，从美元取代英磅的历史条件来看，人民币没有取代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货币的可能性。美元取代英磅是在两大历史条件下完成的：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30年以后；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成了全球最大的债主。现在说我国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美国还为时尚早，即使按有的专家的乐观估计也要到2030年，那就是说人民币取代美元至少是2060年以后的事。即便第一个条件可能具备，第二个条件也不可能具备。美国地缘政治优越，周边环境安全系数高，相反我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差，⑤这决定了我国像美国那样发战争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当然，即便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发战争财，人民币在理论上也是有取代美元的可能性的，但那就要等到中国经济实力远超美国，对外贸易额远超美国，高科技产业远超美国之后，莫说美国不会坐视中国拥有这么长久的发展机遇期，即使美国同意，环境与资源也不允许。如果人民币最终不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货币，那么即使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中国依然摆脱不了“美元陷阱”问题，这从日本的发展轨迹已经可以看出。其二，人民币能否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人民币能否从美元手里夺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与国际贸易结算权，这不单纯由实力决定，国际货币体系路径依赖的力量是难以逾越的。要让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战略物资出口国接受人民币（或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的意愿超过美元，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三，即便人民币可以取代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也要背负像美元一样的沉重包袱，市场的广泛需求会推高人民币市场汇率从而制约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方案四：中华元国际化。中华元是指一些学者所设想的，在整合人民币、港币、澳门元、新台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涵盖大中华圈的新货币。两岸四地共同货币这一设想的最早提出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最早涉及“中华元”的当推黄燕君和赵生仙2003年联合发表的学术论文《港币—人民币一体化：顺序、模式和努力途径》。[15]周念利和张汉林的《两岸四地区域货币合作框架设计和机制研究》算是对两岸四地共同货币进行系统研究的最早成果。[16]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也论述过中华区域货币联盟的构想。[17]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五届两岸经贸论坛学术研讨会中，中华元就是重要议题之一。单就摆脱“美元陷阱”的效果来讲，中华元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在理论上应当不存在本质差异，但中华元国际化的难度会比人民币国际化的难度更大，时间也更长，因为中华元何时才能出台谁也说不准，而人民币已经是一个现实的且在国际社会有一定接受性的货币。所以，仅就摆脱“美元陷阱”这一目的来讲，中华元国际化并不是一个比人民币国际化更优的方案。

方案五：成立亚元。亚元方案显然是受到了欧元的启示。亚洲国家对此已经做了一些前期铺垫工作。1997年8月，面对金融危机，日本等国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议模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一个由中日韩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由于美国等金融霸权国家的干涉等原因，这个设想并没有实行；1998年12月，菲律宾时任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在亚洲实行单一货币的设想；2000年5月，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清迈协议》，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一个占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登上国际经济舞台。[18]早在2000年，国内理论界就有学者论述了创建亚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19]2003年，曹和平又深入论述了建立亚元的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等问题。[20]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也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能看到亚元面世。不过，从摆脱“美元陷阱”这个目标来讲，我们依然不能对亚元期望太高。其一，如果亚元仅限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不包括日本与韩国，则经济实力明显输于美国和欧元区，亚元就很难与美元、欧元抗衡。其二，如果亚元包括日本与韩国，则亚元区是由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构成的，国家之间发展差距大，进行货币整合的可行性难以预知；而且，究竟是以中国为核心还是以日本为核心可能会因为特殊民族情结而争执不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日本是美国盟友，在国际事务上唯美国马首是瞻，构建亚元当然不会是美国乐见的事，因此日本可能很难越雷池一步。第四，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元以及欧元区的表现来看，由多国联合建立起来的区域性货币，由于当事国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等原因，其市场搏击能力与主权国家货币美元相比已经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总之，亚元可能依然难当跳出“美元陷阱”之大任。

三、摆脱“美元陷阱”的未来构想

（一）泛区域共同货币——“南元”

如上文所述，我国之所以深陷“美元陷阱”是因为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而这又主要源于对国际支付手段的需要。也就是说，要摆脱“美元陷阱”，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在美元之外找到一种能为中国所用的新的国际支付手段。大国间保持汇率稳定和用SDR取代美元根本就不可能，人民币（或者中华元）取代美元几乎也不可能，亚元的前途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还有其他出路吗？

欧元的诞生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美元唯我独尊的现状，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众所周知，欧元区内部相互间的的贸易是用欧元来结算的，那假设世界大宗资源出口国被纳入欧元区，这些国家与欧元区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然也就用欧元而不是美元结算。欧元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世界大宗资源出口国（尤其石油、铁矿石出口国）还没有被纳入欧元体系，所以欧元区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依赖于美元结算。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要找到一种新的支付手段，这种新的支付手段应该具备以下五个属性：其一，不是某种需要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支持才能通行的国际货币，比如SDR；其二，不是任何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如人民币、中华元，而应该是一种共同货币；其三，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战略物资主要出口国要乐于接受；其四，中国是重要所有者之一，否则便不能为我所用；其五，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循环应该有相对完备的系统，形成某种基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对外部没有明显依赖性的经济体。

要同时具备这五个属性，显然应该涵盖中国、俄罗斯、中东资源大国、南美资源大国、非洲资源大国、澳大利亚。从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出，这大致就是一种以“南南合作”为政治基础的泛区域共同货币，我们不妨暂称之为“南元”。它是一个以对美元的国际支付地位、定价地位进行替代为根本诉求的多国共同货币，它与欧元的最大区别在于地域上的非连贯性，地域不应该成为一个根本性制约，因为现代高科技成果如信息高速公路、太空通讯技术等为跨区域金融结算提供了“超空间”的技术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触角已经遍布全球，据新浪财经消息，2011年，中国已是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76个），[21]这为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区域的货币联合体系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迎接“南元”的必要准备

第一，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壮大金融市场，完善金融交易体系，比如国际金融结算体系、金融资信评价体系、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资本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货币市场等，能先行的尽量先行，条件不太成熟的可以借自贸区先行先试，形成金融产业聚集又具有国际化发展前景的金融中心。这一方面能为“南元”的推出、运转提供必要物质平台和人才基础，另一方面，一但“南元”成为现实，我们的金融中心自然而然成为“南元”体系的龙头，借此可充分享受“南元”带来的金融服务业发展红利。

第二，制订“南元”区发展规划。从目前我国所处国际环境看，方案之一是可以从中俄蒙（或中俄）开始，然后向东盟、中亚扩展，再向巴西、印度、非洲、澳大利亚、中东等扩展；方案之二是可以从中国—东盟开始，然后向俄罗斯、蒙古、中亚等扩展。其中的最大难点是澳大利亚（它是美国盟国）和中东受美国支配的国家可能很难被发展到 “南元”联盟当中来，不过这些国家可以作为最后发展对象，而且不必把所有重要资源型国家都纳入到 “南元”联盟之中，只要进来的国家在全球大宗资源品输出总量中占到超过50%的份额，“南元”的国际支付和定价能力就完全有取代美元的可能性。

第三，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加大自主发展高科技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力度，争取用20～30年的时间在高科技产业方面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中国要能生产出“南南国家”很难生产又特别需要的产品与他们进行内部交换，这样的产品显然就是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只有大国才能承受其起步之重的产品，比如涉及国家安全维护的高科技产品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这些产品目前主要由欧美提供，俄罗斯也提供一部分。逐步实现对美国、欧洲在相关领域的市场替代，既是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需要，也是为摆脱美元霸权打下物质基础的需要。从摆脱美元依赖这个共同诉求来讲，中俄应该在这方面加强类似于美欧那样的合作。

第四，联合与我国首先建立联合货币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创造条件尝试建立共同货币的“影子货币”，比如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单位 “埃居”，为联合货币的推出进行路演，积累经验。按照欧元诞生的历史轨迹——地域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间先加强贸易一体化发展，而后推进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是目前我们最具备建立共同“影子货币”可能性的联合体。当然，我国与一些东盟国家海上主权上的分歧可能会成为一体化进程的阻碍，但仍要争取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的一切机会，继续深化经济金融合作，并朝着建立共同货币的方向努力。目前，我国与东盟正在积极推进“10+6”（中、日、韩、澳、新西兰、印度）自由贸易谈判，单纯从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从为区域性联合货币打基础这个角度讲，是否应该把日本考虑到这一自贸区之中需要认真考量。因为受美国拉拢、日本与其他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巨大、中日韩历史及岛争等因素影响，把日本考虑进来可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延缓区域一体化进程。

第五，积极推动金砖国家之间加强贸易与金融合作，为“南元”培育骨干国家集团。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与中国一样遭受美元霸权，对创设一种自己有话语权的新的国际支付手段、定价工具，会有相当的积极性。金砖国家经济上具有很多相似性：一是人口众多且经济体总量相对较大，一旦形成欧元区那样的货币共同体，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可限量；二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且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往往有共同的诉求，这为建立共同货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三是金砖国家大多是矿产资源大国，符合构建“南元联盟”的先导条件。但目前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并不理想，这一现状需要改变。

第六，加强与巴西的农业开发合作。在“南元”联合体中，巴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不仅因为巴西是世界最重要的资源大国之一且经济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第六位，更重要的是，巴西是世界最大的潜在粮食供应大国。巴西全国可耕地面积达2.6亿公顷，人均二公顷，地处亚马逊河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水热条件良好，是全世界最理想的粮食生产地，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粮仓”。“南元”要作为全球大宗商品支付手段、定价手段，不能不把粮食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这就是说，要实现“南元”的替代使命，就需要在粮食供给上未雨绸缪，早日作好对美国粮食的替代准备，这个使命，需要通过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合作 （本质上是中国的资本、粮食生产技术与巴西耕地的结合）来实现。

当然，还应该加强对欧元的研究，尤其要对其创设的前提、运行机制、规则体系、存在的缺陷（如多国共同货币下某些当事国的道德风险问题）及对策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为“南元”的推出提供理论准备。

（三）南元共同体的大致轮廓

上述六项准备工作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的南元共同体的大致轮廓（见图1）：（1）中俄是国防性高科技产品、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品的主要供应国，如果俄罗斯不屑于与中国合作，则中国要独立承担这个使命，从目前发展态势看中国有此能力，当然也许还有印度和巴西，这两国都具备发展国防性高科技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国力条件，印度在这方面已有了一定基础；（2）巴西、东南亚是粮食、橡胶等战略性农业品的主要供应国；（3）中东、巴西、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蒙古等则是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大宗矿物产品的主要供应国；（4）中国、印度、东南亚、非洲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生活必需性工业品的主要产地。

图1 南元共同体的轮廓示意图

与人民币、华元、亚元等方案相比，“南元”方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可以在我国经济总量未必高于美国的情形下跳出“美元陷阱”，降低了跳出门槛；其二，这一路径下的联合货币不用背负储备货币国所必须背负的本币币值被市场常态化高估所带来的贸易赤字压力负担。

可以肯定的是，“南元”的诞生绝对不会容易，一定会遭到美国的阻挠甚至不排除武装干涉的可能，因为这是对美元体系，进而对美国世界领导权的致命挑战，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行动准备。尽管其前途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也许是跳出“美元陷阱”唯一可行又最为便捷的方案。

注 释：

① 关于人民币在购买力平价下的低估幅度问题，理论界并无定论，所以这里只能用一个假定数据。

② 对于外汇储备达3万多亿美元之巨的我国，无论从经济上讲还是从技术上讲，外汇储备的保有形式只能以美元资产为主，这是由美元是当下国际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这一基本格局决定的。

③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重要象征之一，是我国打开分享国际铸币税（以及通货膨胀税），降低贸易保险费，或者减轻铸币税剥削之门的钥匙，是我国国际贸易多边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表决制的相关规定，重大事项必须得到85%以上的支持率才能被通过。

⑤ 全球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就有数个在我国周边，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与菲律宾不断挑事，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南中国海利益纠葛，印度的区域霸权梦想导致与我存在潜在摩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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