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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美国语言政策:写作研究的角色》评介

2014-03-11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语言文学学院史光孝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14年2期
关键词:外语政策国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 语言文学学院 史光孝

《塑造美国语言政策:写作研究的角色》评介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 语言文学学院 史光孝

Scott Wible. 2013. Shaping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S.: The Role of Composition Studies.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V+204 pp.

语言政策研究近年来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语言政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2010-2014年间共有50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这些论文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但大致集中在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语言政策与课程关系以及语言政策与非主流语言关系研究等方面。与现有研究不同,南伊利诺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Wible撰写的《塑造美国语言政策:写作研究的角色》(Shaping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S.: The Role of Composition Studies)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语言政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1. 内容概述

全书共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引言、三章正文和结论。全书详细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力量如何影响美国在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上的态度,同时深入分析了这些力量对美国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的影响。

引言开篇援引了Shirley Wilson Logan在2003年大学写作联合会(The Conference on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上的发言,强调了重温大学写作联合会1974年和1988年推出的两项语言政策的必要性,随后对语言政策的内涵进行了扩展。狭义上的语言政策通常指“政府部门制定的与语言相关的正式法律和条例等”,Wible在著作中并没有采用这一狭义定义,而是介绍了Huebner和Spolsky在语言政策上的观点,认为语言政策的主体可以是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任何组织机构,比如企业、媒体、出版社、专业和宗教团体、基金会和跨国组织联盟等,语言政策的内容包括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以及语言干预和语言规划等。

正文由三章组成,分别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学写作联合会颁布的两项重要语言政策和21世纪以来的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政策。这三章的结构安排相似,首先都描述了这些语言政策起草制定的背景,特别是它们所回应的美国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和教育形势。第一章主要围绕着大学写作联合会1974年制定的“学生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决议”展开。20世纪7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非洲裔美国人白话英语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内涵的口语,具有很大的社会局限性,在很多场合并不适宜,应当通过公立教育系统,逐步淘汰非洲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使用。在这种背景下,“学生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决议”应运而生。该决议支持学生拥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提出“我们支持学生使用自己的语言模式和变体的权利——无论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方言,或是其他任何他们能从中找到自我认同和个人风格的方言。我们强烈建议教师应当有足够的经验和训练,使他们能够尊重多样性,维护学生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然而,从该决议诞生时至今日,对该决议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这些质疑认为该决议只强调对学生语言的尊重却没有指导老师如何帮助学生学习语言;仅仅关注尊严、正义、权利等远景理念和抽象概念;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并没有带来教学上的变化等。Wible以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和曼哈顿社区学院的语言课程研究小组开展的工作为例对这些质疑进行了回应。通过Wible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生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决议”和语言课程研究小组的工作可以帮助学生利用自己的语言资源来进行学术写作和研究,对教学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第二章以大学写作联合会1988年出台的“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Language Policy)为切入点,对20世纪80-9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唯英语运动”进行了分析。“唯英语运动”发生在刚经历过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运动的美国, 其中原因非常值得深思。“唯英语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S. I.早川一会为代表,他们认为英语历来是美国社会的“粘合剂”, 是重要的共同纽带, 英语可以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的美利坚人互相理解, 消除隔阂,而语言的多样化会使英语的地位受到挑战, 导致语言冲突和种族仇恨, 最后导致政治分裂(潘海英、张凌坤2010)。因此, 美国政府要通过“唯英语运动”来树立“一个国家, 一种语言”的信念。大学写作联合会1988年出台的“国家语言政策”就是对“唯英语运动”的回应。“国家语言政策”认可英语的通用交际语言地位,但同时认为“英语和其它语言都是我们丰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只有充分尊重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语言,每个人才能参与到多元文化国家生活中。”“国家语言政策”要求写作研究者把自己定位为不仅是学者和教师,还要在语言政策和语言多样性讨论中发挥更重要的引领作用,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第三章对“9 • 11”事件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政策进行了分析。“9 • 11”事件后美国多个联邦部门意识到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公民运用语言与其他国家的公民进行沟通、交流和竞争的能力。美国国防部2004年6月主办了国家语言会议,设计了贯穿美国整个教育体系的一揽子外语教育方案,并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白皮书。2005年1月,美国国防部颁布了《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对增强美国国防外语能力以应对防恐、反恐等非常规战争提出了较为全面、详细的规划。2006年,美国正式启动以国家安全为直接目标的外语政策——《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该计划致力于加强美国教育体系中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学和人才培养,以大幅增加关键语言(比如阿拉伯语、汉语、俄语、印地语和波斯语等)的学习人数,增加精通关键语言的高级外语人才和外语教师的数量,丰富外语教学资源。第三章描述了这几个文件对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政策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政策背后的语言理论、教育理论和国家身份认同理论,对如何促进多语教育以增进理解、解决分歧提出了建议。

在结论部分,Wible基于前文的分析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对语言政策的七点认识:语言政策并非独立的文件;语言政策是写作学科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政策拓宽了“学术写作”的内涵;语言政策使写作研究者成为引领语言多样性讨论的公共知识分子;语言政策促使学者重新设计相关专业政策;语言政策评估的视角应开阔长远;语言政策为教学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2. 简评

2.1 研究特点

该书的一大特点是资料详实全面,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四十多年来美国社会在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方面的发展变化,为我们全面了解该时期美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情况提供了较为完整可靠的资料。该书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对我们重新认识语言政策内涵有促进作用,对解决现阶段的语言问题和进行教育改革具有借鉴价值。正文的三章分别描述了20世纪70-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美国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情况,三个阶段的情况各不相同,三个阶段的语言政策目的也不尽相同,但纵览这三章,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核心概念——语言多样性和语言教育多样性,把这三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它们之间能够做到彼此呼应。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人类语言生态的共生共荣关系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然而,遗憾的是,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已经、正在、还将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全球范围内的语言生态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国家,语言生态危机在中国同样存在。我国仅存语言129种,文字60多种,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8)。因此,如何在国家统一官方语言的基础上使少数民族的语言得以保存并在其社会中充当文化传承载体的角色,实现多种语言的平衡发展是将来中国语言政策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样,我国外语教育的语种多元化问题亟待解决:我国中小学可供学生选择的外语大多为英语、俄语和日语, 但开设俄语和日语的学校逐渐减少, 选学这些语言的学生人数不断下降。再比如,目前我国高校大学外语教学基本上以英语教学为主,开设其他语种大学外语课程的学校还不是很多。该书分析方法多样,既有对史料的考究,又有对人物的访谈,增强了分析的可信性。Wible所关注的重点是探讨写作研究在塑造美国语言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仅使他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目的,而且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该领域的“更多故事”。该书研究视野开阔,视角新颖。正如Wible所言,语言政策并非独立文件,必须将语言政策置于更宏观的背景中以更长远的视角进行考察,这样才能凸显语言政策研究的价值所在。美国视语言为“利剑”,认为语言具有维护国家统一、保卫国家安全、扩大国家影响力等重要作用。美国从战略高度,对语言资源建设和语言研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文秋芳、张天伟(2013)对美国国家安全教育项目群的名称、起始时间、主要任务及其2012年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美国将语言视为有力的战争武器,是捍卫国家安全、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相比,我国目前仅将语言看作提升公民素质和接受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将语言研究看作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显然,我们尚未充分认识语言在维护国家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战略作用。我国应该加大语言政策研究力度,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使语言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参考文献十分丰富,为读者在该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当的便利,索引部分更方便读者阅读。总之,该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2.2 不足之处

该书也有不足之处。有些观点的表述还不够成熟和完善;有些观点虽然提到,但没有进一步展开;有些部分还略显单薄。瑕不掩瑜,总体来说该书给从事语言政策研究的学者和语言教育工作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与时俱进的研究成果,是一本极具价值的著作,非常值得一读。

Wible, S. 2013. Shaping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S.: The Role of Composition Studies [M].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潘海英、张凌坤,2010, 全球化语境下美国语言政策对我国语言教育的启示 [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4):105-108。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8,《中国的语言》 [M]。北京:商务印书馆。

文秋芳、张天伟,2013,后“9 • 11”时代美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成效及其启示 [J],《中国外语》(6):4-11。

史光孝,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shiguangxiao@hitwh.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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