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与政策的语言文化生态观*

2014-03-11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蔡永良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14年2期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蔡永良

语言规划与政策的语言文化生态观*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蔡永良

由于语言与文化以及思维关系紧密，语言生态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生态。语言与社会发展、民族认同、人权维护关系紧密，语言的规划与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语言文化生态的规划与政策。语言多样是文化多元的基础，文化多元是文明发展的保障。因此，语言规划与政策应该以保护语言的合理多样性，保障语言发展平等，维护语言文化生态平衡，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准则与目标。

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生态；文化生态

1. 引言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人类社会的语言出现了单一化加速趋势，导致许多语言边缘化，失去使用空间与生存空间，逐步衰微和消亡。世界众多语言的濒危与衰亡已成为一个挑战人类社会发展的严峻问题（Fishman 1991: 1-9；Dixon 1997；Calvet 1998；Skutnabb-Kangas 2000；布托 • 加利2002；Crystal 2002；Phillipson 2003；Blommaert 2010）。语言一方面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关系紧密，另一方面与社会的繁荣昌盛休戚相关。而人类语言的衰亡在导致语言多样性缺失的同时将会导致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缺失，影响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人类社会语言单一化同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和实践关系紧密，一方面，历史上人类社会的语言规划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语言的单一化进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纠正以往的谬误，树立正确的语言规划思想，制定合理的语言政策，我们就能够有效地抑制甚至逆转世界语言的单一化趋势，挽救濒危语言，促进语言多样化，进而维护人类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的平衡，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2. 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实践与理论

语言规划是指通常由政府实施或政府授权实施的人为改变语言功能的努力与行为，这一行为与努力通常是持续、长远与自觉的，目的是解决语言交际实际问题（Weinsten 1990: 56），比如把某种地方语言确立为官方语言。语言规划还包括试图改变语言原有结构的行为和努力，比如我国的文字改革。实施语言规划，除国家政府的努力之外，也包括民间社区以及教育机构等层面的相关行为（Tsui &Tollefson 2004; Wiley & Wright 2004）。语言政策是指语言规划行为的思想、法律、法规以及实践的总和（Kaplan & Baldauf 1997: xi）。语言政策反映政府的语言行为，同时反映社会的语言意识形态及其形成与变化状况。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两者关系紧密，前者侧重行为与努力，后者侧重行为的指南、纲领以及思想。然而,无论语言规划还是语言政策，两者都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制定语言政策，实施语言规划既是一个实践活动过程，又是一个理论探讨过程，实践为理论提供基础，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导。

2.1 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实践

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形成初期，人类伊始，形成部落，一个部落说一种语言，语言标志并区分部落，因此某种程度上部落的组合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北美原住民部落的名称就是他们使用的语言的名称，如纳瓦霍人（说纳瓦霍语的人）、切罗基人（说切罗基语的人）、莫西干人（说莫西干语的人）等（蔡永良2010）。我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书同文”国策也许是语言规划与政策史上最早的记录之一。在欧洲，罗马人征服环地中海地区后，拉丁语与希腊语成为这一地区的共同语，这与罗马帝国当局的努力不无关系。同样，当阿拉伯人征服地中海地区之后，阿拉伯语传遍了这一地区。之后的十字军东征、莫卧尔人占领印度，蒙古人入侵中原以及近500年来欧洲人的殖民历史都程度不同地包含了语言规划与政策的活动。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扩张，领土与疆域的变更以及人口的流动与变化，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实践活动始终是人类社会活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纵观迄今为止的语言规划与政策实践活动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众多国家出于某种利益的考虑，把“语言统一”作为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原则。为了政权长治、国家久安、民族和谐、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交流便捷，他们追求语言的统一，将一种语言定为国语，并以此为原则重构社会语言原有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让少数语言得到长足的发展，而让另一些语言的发展受到阻碍。少部分语言成为核心语言，大部分语言成为边缘语言（De Swaan 2013: 73）。核心语言占据大部分使用空间，活力强劲；边缘语言受到排挤，交际空间不断萎缩，最终走上衰亡的道路。

另一方面，当一些国家的疆域与势力向外扩张的时候，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实践活动同样以维护相关利益为原则在境外展开。随扩张势力而至的语言便是核心语言，地方语言被边缘化，逐步失去生存空间与活力。人类社会近现代史充满了“殖民”与“侵略”，强势语言超越了国界，来到世界各地，主宰地方语言。美洲、非洲、大洋洲，乃至亚洲许多地区都能见到被Pennycook (1998)称作“语言殖民主义”的现象。长期以来这样的实践致使世界语言结构出现了De Swaan（2013）所描述的“语言金字塔”。

美国的语言规划与政策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虽然人们因美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语言条文而习惯地认为美国没有语言政策（Schiffman 1991），但是语言规划活动从未停止过。自殖民时期起，英国殖民者就重视语言的规划，注意英语语言意识的培养和强化，统一语言标准，强化语言教育，致使英语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具有强大的势力和统一的标准（布尔斯廷1989 : 363-368）。建国之后，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强化英语的地位，对势力与之相当的德语实施同化政策（蔡永良2008: 112-120）。19世纪下半叶完成了向太平洋海岸领土扩张之后，对数以百计的原住民语言实施打压政策（Adams 1995），把它们推至灭亡边缘，与此同时，随着势力的向外扩张，把英语强势推至波多黎各、巴拿马、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地（蔡永良等 2014: 204-215）。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由于西裔移民问题的加剧显现，美国主流社会兴起了一场长达20年左右的唯英语运动，打压西裔移民的拉美西语，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与强势，致使美国一半以上的州确立了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法律或法规（蔡永良、何绍斌 2010: 221-222）。9 • 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汲取了外语能力缺失的经验与教训，改变了以往轻视外语的态度，推出加强外语教育的政策与举措，“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将外语教育、培养国民外语能力提升到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王建勤 2012）。虽然美国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实践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殖民时期强化英语是强化英国殖民势力的一部分；建国后同化德语是为了国家的统一；19世纪打压原住民语言是为了解决“印第安问题”；20世纪末的唯英语运动是为了进一步稳定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为核心的美国社会秩序；而21世纪以来外语教育的强化则完全是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保障与国际竞争优势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从现实功利角度看，为了国家的某些利益以统一语言为基本原则进行语言规划，似乎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从全人类的共同立场及长远利益角度看，以往的语言规划与政策实践导致了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语言文化多样化的消失。以往的实践客观上助长了世界语言单一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是促使众多语言衰亡的推手。

2.2 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理论

虽然我们不能说以前的语言规划与政策缺乏理论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方面比较系统的研究出现于最近几十年。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系统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兴起同步。最近20多年来，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引起了语言学家广泛关注。

概括说来，语言规划与政策理论探讨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是 “实证主义”（positivism）阶段（Kaplan & Baldauf 1997: 358），也是本学科初始阶段，围绕“解决语言问题”这一核心而展开。本学科的起端是后殖民时期民族独立过程中出现的“多语问题”。比如撒哈拉南部地区的非洲国家独立之后面临十分复杂的语言问题。多语格局给那些国家与地区确定官方语言、民族语言和通用语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实证主义”思想是当时社会语言学界的主导思想，积极、自信甚至武断是其主要特征。因此，多语格局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Ricento &Hornberger 1996: 405）。语言学家，如Fishman等，认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语言规划加以解决（Fishman 1974: 15-17）。由于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信奉“语言单一”理念，解决“多语问题”的理想方案便是在多语格局中取“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民族语言（Philipson & Skutnabb-Kangas 1996: 437）。很显然，这一理论“论证”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语言规划与政策实践活动的“合理性”。

第二是“批判”阶段，有人把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称为“批判性理论 ”（critical theory）（Ricento & Hornberger 1996: 406）。语言学家Tollefson（1991; 1995）、Phillipson（2003）、Pennycook（2014/1994）以及Skutnabb-Kangas（Skutnabb-Kangas & Phillipson 1995; Skutnabb-Kangas 2000）等人将焦点放在语言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之上，他们认为，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理念代表了统治势力的理念。因此，规划语言实际上就是规划不平等。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实施实际上维护了一部分人的语言权，而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语言权。在他们眼里，语言规划与政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它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既得利益的途径和工具。这一阶段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强调了语言人权思想，批判了语言规划与政策的不平等性。

当今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研究焦点有所转移，人类社会语言大量衰亡成为关注的重点问题。Fishman（1991; 2001）、Mühlhäusler （1996）、Crystal （1997）、Skutnabb-Kangas（2000）、Spolsky （2004）、Romaine（2006）等人把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与语言衰亡问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世界上众多语言的濒危与衰亡同其他强势语言的统治和压迫有关，而强势语言的形成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是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比如，英语已成为国际通用语，在世界范围中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强势，这不是自然结果，而是人为产物，英美两国的语言规划与政策在中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衰亡的关注和担心是以“语言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资源”这一重要理念作为出发点的。

事实上，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三个阶段分别由三种不同的语言观所支配。McKay （1988 : 122）指出人们对语言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问题”、“权利”和“资源”。所谓“问题”是指，多语格局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其理论基础是“语言单一”思想（monolingualism）；所谓“权利”指每一个人都有使用母语的权利，语言人权思想为其理论基础；而“资源”论是对“问题”观的否定，认为语言多元是人类社会的福祉，语言是不可多得的资源。McKay认为把语言视为资源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多元主义”（linguistic pluralism）。可见，以统一语言为基本原则的实证主义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视语言多元格局为问题，把语言作为工具抑或麻烦来对待，其出发点是“语言问题观”；认为语言规划必须注意语言权的研究，视语言为国家或民族的认同标志和文化源泉，把语言作为基本人权，其理论基础是“语言权利观”；而关注语言衰亡的研究，将语言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遗产和财富，其核心理念是“语言资源论”。“语言权利观”批判和否定了“语言问题观”，较大幅度地扩展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然而，“语言资源论”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本质特征和现实意义，这是人类认识语言重要的进步。这一点在世界高速发展的今天，意义特别重大。随着世界全球化、讯息化以及媒体化的快速推进，语言的功能与作用愈来愈凸显，语言作为资源的意义愈来愈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Pomerantz 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语言不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认同标识，而且是经济以及社会资源（Pomerantz 2002: 275-302）。De Costa认为，后现代全球化赋予了语言以及语言教育新的意义，语言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资本”（capital）（De Costa 2010: 769-781）。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语言规划与政策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对语言规划与政策的本质特征认识有限。第二阶段的研究通过批判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实践，从“语言是权利”这一理念出发，研究语言规划与政策同利益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其本质。近来关于语言衰亡以及语言生态的关注与研究，在确立“语言是人类社会共同资源”这一共识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语言规划与政策的重要意义，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警示，同时为如何进行更为科学的语言规划、制定更为合理的语言政策指出了方向。

3. 语言规划与政策的语言文化生态意义

超越“工具”与“问题”范畴，进入“认同”“权利”以及“资源”领域对语言的重新认识，一方面向语言规划与政策“语言统一”的理念和原则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向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新的要求和召唤。把语言规划与政策活动同语言认同、语言权利以及语言资源联系在一起的探讨揭示了以往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缺陷与弊端，而把语言规划与政策与语言衰亡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展示了语言规划与政策与语言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比如Mühlhäusler认为，英语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语言生态（Mühlhäusler 1996:112）。May在把语言规划与政策同语言人权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指出，语言规划与政策对语言生态产生直接影响（May 2013: 95）。这两者之间关系的揭示使我们看到了语言规划与政策不仅具有统一语言，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而且具有维护或损害语言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维护或破坏语言多样性的功能与意义。这就是语言规划与政策的语言文化生态意义。为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引进语言文化生态这一概念。简言之，语言文化生态包括语言生态与文化生态两个概念，语言生态是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文化生态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对象。然而，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规划与政策不仅涉及语言的规划，而且直接与文化有关，因此，语言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生态。

3.1 语言生态

认识语言文化生态需从“语言生态”入手。“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而“生态”（ecology）这一概念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为德国生物学家Haeckel 所提出，指生物“存在的所有条件”，即“生物与周边环境的关系”（Steffensen 2007: 5）。Haeckel 提出这一概念，考虑的是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把语言包括在内。20世纪60年代中叶，美国人类语言学家Voegelin首先把“生态”这一概念引入语言领域，创造了“语言生态”（linguistic ecology）这一术语（Voegelin et al 1967）。Voegelin认为语言学家不该只注意特定一种的语言，而应该注意特定的一个区域，不该只注意这一区域的几种语言，而应该注意这一区域的所有语言（Voegelin & Voegelin 1964: 2）。70年代初，美籍挪威裔社会语言学家Haugen在Voegelin语言生态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系统的语言生态学（Haugen 1972）。

“语言生态”这一术语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语言与环境的关系”，另一个是“语言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对象。Haugen 认为“语言生态学可以定义为：语言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Haugen 1972: 325）。语言环境是指使用这一语言的社会，也就是语言生态，它包括心理和社会两个方面。Haugen指出：由于语言只是存在于说话人的大脑里，语言只能通过说话人相互联系以及说话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发挥其功能，因此，语言生态的一部分是心理的，即一种语言在操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说话人的头脑里与其它语言发生相互作用。语言生态的另一部分具有社会性，即语言与使用这一语言的社会相互作用（ibid）。

不难看出，Haugen的语言生态实际上包括了“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简而言之，语言生态由人们对所用语言的基本态度以及由这一基本态度而衍生的对语言所采取的举措与行为构成。有利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社会语言氛围为语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使语言健康发展；相反，有害的语言意识形态和社会语言氛围将会破坏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导致语言的衰微或灭亡。

3.2 语言生态的文化属性

虽然Haugen 强调语言生态学是人类自然生态学的延伸（Haugen 1972: 326-327），但是语言生态与自然生态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自然生态虽然也会受到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但是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存在的关系，比如人们常说的生物链，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与发展在通常情况下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比如“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然而，语言生态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而非自然存在，它的优劣好坏取决于学习、使用、传承语言的人（Haugen 1972: 325）以及由人所构成的社会。由于语言生态存在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世界和与人发生关系的“社会”领域，语言生态具有文化的本质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同社会具有不同语言生态的缘故。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一步理解语言生态的文化属性。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历史悠久，著述很多，但基本观点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语言不仅是表达文化的工具和符号系统，而且就是文化的现实存在（Kramsch 2008: 3-4）。语言不仅表达文化，而且传承文化，甚至构建文化；语言不仅是文化最有生命的部分，而且还是文化生命力之本身。一句话，语言就是文化。尽管也有学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Risager 2006: 194-196），语言与文化休戚相关，相辅相成，这已成为毋庸置疑的基本共识。语言与思维以及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样可以印证这一点。美洲大陆曾经有过多种多样的原住民文化，但是随着欧洲白人文化的到来，原住民文化开始衰亡，而整个过程是以语言衰亡为主要特征的，当语言消失了，其文化随之消失（蔡永良2011: 75-83）。从这一角度看语言生态，其文化属性更为清晰。既然语言与文化关系如此紧密，语言对文化而言如此不可或缺，很大程程度上说，语言生态就意味着文化生态。

3.3 语言规划与语言生态

进一步理解Haugen关于语言生态构成内容的观点，我们发现，Haugen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语言规划与语言生态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说，语言生态一方面是以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作为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是以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社会基础。这两个方面同语言规划与政策都有直接的关系。语言态度不仅是语言生态的心理基础，同时也是语言规划与政策的心理基础。对语言的个人看法可称之为语言态度，但对语言的社会群体态度便是这个群体的语言意识形态。个人语言态度影响和决定个人的语言选择，群体语言意识同样影响并决定社会的语言选择。而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关系，语言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社会在使用语言的同时影响语言，对语言产生作用；另一方面语言在被使用的同时影响社会，对社会产生作用。当一个社会使用语言的时候，首先必须有所选择，特别是在多语言的状况下，有选择的使用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规划。美国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专家Schiffman曾经明确地指出：语言政策可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种。显性语言政策指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或规章”，而隐性语言政策指的是“社会的语言意识形态”（Schiffman称之为“语言文化”）（Schiffman 1996）。可见，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语言规划，制定语言政策，也必须以语言意识形态作为心理基础，以语言与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基础。

上述关于语言规划与政策成因的讨论清楚地表明，语言规划与政策同语言生态关系密切，语言规划与政策所产生的结果与语言生态关系也许更为紧密。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语言实施规划，制定相应的政策，既是对原有语言生态的调整，又是构建新的语言生态。一方面，政策与规章对相关语言发生直接影响，比如被确定为官方语言的语言与其他未能得到如此头衔的语言享受完全不同的语言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国家的语言规划与政策不断地引导和影响社会语言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Haugen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语言生态并不是原始的自然存在，而是人为干预而形成的能使语言健康发展或者衰微消亡的环境。国家的重新建立或者民族的重新组合，对语言进行重新规划，不过是在语言原有的生态基础上进行程度不同的调整而已，调整的结果形成新的语言生态。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语言生态形成于人类社会的语言规划活动，随这一活动的发展与变化而发展变化。科学合理的语言规划与政策能够构建有利于语言健康发展的环境，反之，与科学和真理相悖的语言规划与政策导致对语言发展有害的氛围。历史与现实中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摆脱诺曼人征服后的英格兰人迅速恢复了英语的国语地位，并且立刻在苏格兰、威尔士以及爱尔兰地区广泛传播，致使那里的凯尔特语不断衰微，最终走上灭亡之路（Hetcher 1999: xiii-xviii）。北美大陆在被哥伦布“发现”时估计有500多种原住民语言，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已经消失，其余的也会在不远的将来灭迹，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包括殖民时期的英国殖民者当局，长期推行“语言单一、英语至上”的语言规划与政策（蔡永良2010: 261-272）。同样在北美，由于殖民历史的原因，加拿大实行英语与法语为国语的双语政策，其国策与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惠及原住民语言，加拿大境内的原住民语言比美国境内的语言享受相对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弹丸之地新加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典型的正面例证。700多平方公里领土面积（建国时只有580多平方公里）、500万左右人口的亚洲小国竟能容纳4种官方语言：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4种语言都能享受良好的语言环境，这是新加坡政府“多元化”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结果（Rappa & Wee 2006: 77-104）。

3.4 语言生态规划与国家利益维护

上述讨论已经明确地说明，语言规划本质上就是语言生态的规划，只有从语言生态的高度和广度对语言进行规划，才能维护语言的多样格局，才能保障文化的多元并存，才能促进文明的持续发展。因此，语言生态规划才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最为合理、科学的语言规划。但是，目前，“国家”仍旧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它是不同地域的政治空间组织，代表特定的民族（nation）、特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政体（韦伯1997: 732；波齐1997: 101）。由于“区域”和“政体”元素的影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单细胞”国家，而是由多个“细胞”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基本上是同语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不同民族是由语言来区分和确定的。然而，国家没有像民族那样与语言有着天然紧密的关系，尤其是那些多民族国家，繁杂多样的语言往往是这些国家感到棘手头疼的问题，迫使国家在平衡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矛盾和博弈中作出选择。同时，语言生态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可以独立的生态。虽然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语言格局，也可以构建不同于别国的语言生态，但是，一如自然生态，语言生态是国际性的，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性生态。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生态规划是全人类的语言生态规划，要做到这点，语言生态规划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难题：如何从维护国家利益，尤其在世界形势急剧变化的新时期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出发规划语言生态？

“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十分复杂，关于它的内涵与外延，学术界有许多争论，但简而言之，国家利益可以解释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好处”，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国民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高伟凯2009: 84-85）。那么语言生态规划对一个国家，尤其是面临新时期挑战的国家有什么好处？要回答好这一问题，首先要看国家利益本身由于国际全球化的加速而产生的变化。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发生的文化全球化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商贸、科技、信息、文化等领域的跨国化进程发展空前迅速。原来国家或民族特征与归属十分强烈的领域，如金融、资讯、教育、餐饮、娱乐等等，纷纷跨越国界，与其他国家的相关领域交汇融合，全球性愈来愈强。因此，国家的安全、经济、文化等利益已经与全球的安全、经济以及文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其他国家形成了“共赢共损”关系。其次，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凸显了语言的作用与功能。一方面，语言作为媒介在各领域跨越国家疆域和冲破民族界限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作用愈来愈大，几乎任何事态的发生、发展以及变化都离不开语言；另一方面，语言本身也在不断急剧的全球化进程中改变自己的面貌，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与交融日益广泛与深入，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样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一如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语言本身也在经历剧烈的全球化。这就凸显了语言生态规划的重要和迫切。再次，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利益的概念和语言的功能与作用产生了根本变化，语言生态规划的全球化已成必然趋势。构建与平衡国内语言生态必须同世界语言生态相联系，处理消解语言矛盾与冲突必须同国际语言矛盾与冲突相结合，而且规划语言生态具备国际视野的同时还需具备长远的可持续的战略视野。如自然生态的保护，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语言生态必须在全人类共有的语言生态得到合理维护后才能得以真正的维护。同理，只有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地维护和拓展新时期的国家利益。可以这样说，语言生态的规划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语言规划，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4. 结语

从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下列三点：一、由于语言存在于特定的生态，语言的生态由人们的态度和群体的意识以及与其他语言所构成的关系组成，因此，语言规划本质上是语言生态的规划；二、由于语言同文化关系密切，语言规划不仅规划语言生态，而且规划文化生态；三、由于全球化将国家利益拓展为“共赢”或“互损”的国际利益，同时又将区域语言生态拓展为全球性语言生态，因此，语言生态规划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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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永良，博士，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电子邮箱：ylcai@shm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