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院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外国语学部 张 燕

变革中的语言政策
——《日本语言政策：变革中的挑战》评介*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院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外国语学部 张 燕

Nanette Gottlieb. 2012. Language Policy in Japan: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201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x+207 pp.

1. 引言

语言政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较晚。直到20世纪40-50年代（1945年），才出现第一本以语言政策命名的出版物（Spolsky 2004: 11）。著名语言政策研究学者库珀曾在20世纪80年代明确指出语言政策较难构建理论，并将之形容为“遥不可及”（Cooper 1989: 182）。但历经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经逐渐成熟，并在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以语言问题为导向”、70-80年代以“以语言资源为中心”、80年代后“以语言权利为口号”的发展阶段。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学理性增强，而生态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和人类学分析等方法让该学科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剑桥大学出版社在语言政策的学科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出版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库珀（1989）的《语言规划和社会变革》（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斯波斯基（2004）的《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的主要议题》（Language Policy: Key Topics in Sociolinguistics）等均出自该出版社。2012年，Nanette Gottlieb所著的《日本语言政策：变革中的挑战》（以下简称《日本语言政策》）成为该社出版的又一部力作。

2. 内容评介

该书作者Nanette Gottlieb系昆士兰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日本社会的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在《日本语言政策》一书中，作者指出当前日本的语言政策，主要面临全球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挑战：全球化促成移民数量的增加，使日本发展成为多语多文化的国家；而现代化背景下电脑和手机的使用，使日语书写问题面临新的挑战。作者呼吁日本政府摆脱旧的语言政策思路，适时调整语言政策的方略方针，以顺应新形势下的社会和文化变革。

全书共分六章，前五章分别从语言意识形态、移民语言需求、教育与社区中的其他外语、科技引发的语言政策变革、国际化社区中的国家语言政策五个方面展开阐述，第六章则简要对全书作出总结。

第一章 语言意识形态、规划和政策

第一章是该书的理论基础，作者探讨了语言意识形态的本质，并在语言意识形态、规划和政策三者关系的描述中凸显出语言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斯波斯基（Spolsky 2004）认为语言政策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即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作为言语社区中语言政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语言意识形态可以是具体的对语言使用是否得体的判断，也可以是抽象的“关于语言如何承载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的构念”（戴曼纯、刘润清 2010：20）。语言意识形态表现在多种方面，它可以是行为主体对语言标准乃至具体使用规则的看法，也可以是其对主导语言、民族语言、外语地位的认识。当某种语言意识形态被具体落实到政策，并具体实施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影响语言生活结构的重要原因。而这一意识形态往往是多重主体意识形态博弈后的产物，它可以是社会精英与普通大众意识形态的博弈，也可以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社会精英之间意识形态的博弈。

作者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将意识形态与权力结合起来，认为语言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对语言属性、语言地位持有的不同看法。语言意识形态是一国国民选用一种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重要驱动力，它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可以是潜移默化长期形成的，也可以是社会主导阶层在特定历史时期下力图引导的。

就日本具体情况来看，它长期尊崇“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显性意识形态，对内对外宣传日本是“大和民族”，使用一种语言日语；通过媒体与教育等途径，强化单一语言、文化对国家整合的作用，并将日语固化为日本人的身份象征。阿伊努族、朝鲜族等语言文化的存在是日本多民族多文化社会属性的体现，但却被视为阻碍国家认同的因素。日本政府极力压制多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阿伊努文化语言复兴方案”等只是在诸多压力迫使下推出的象征性政策，阿伊努族等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空间并未有实质性变化。其根本原因是日本始终存在的国家语言意识形态决定的。

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强化日语的整合作用，但却把英语视为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工具。英语并不单纯被视为外语或者第二语言，相反被视为国家跻身世界舞台的语言象征。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政府曾一度提出将英语作为日本第二官方语言的建议（Gottlieb 2012：12）。

日本对内对外的语言政策恰恰反映出其语言意识形态的两大特征，其一，强化日语的认同作用；其二，重视英语的国际象征。

第二章 移民语言需求

在第二章中，作者指出日语并不是国际语言，无论是来自英语国家的移民，还是其他国家的移民，要融入日本社会就必须掌握日语，因此日语学习需求就是政府需要满足移民的首要需求之一。作者在对语言需求的论述过程中，对移民来源做了个大致分类，并就不同族群的移民语言问题和不同类型的语言学校和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

在国际化移民潮的影响下，日本族群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该国对合法移民数量的统计结果显示，1997年到2007年期间，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移民数量激增；但截至2008年，日本排名前几位的移民来源国依然是中国、韩国、巴西、菲律宾和秘鲁。华裔和韩裔居民在日本多为第三代、第四代移民；而来自巴西和秘鲁的移民群体，则主要是日裔移民。对于华裔和韩裔的长期居民，作者并没有过多分析，但对来自南美的移民，他表现出个人的担忧。作者认为，1990年修订版的《移民控制与难民认可法案》促成早年移居巴西、秘鲁等地的日裔后代回国，虽然从根本上说这些南美日裔移民具有更多的日本人特征，但这一自然属性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日本社会，没有政府相应措施的辅助，他们很难实现身份认同。政府必须发挥中介作用，加大日语培训教育的力度，通过面向日本国内的CNK项目（Chiiki Nihongo Ky ō iku，意为“地域日本语教育”），加快促成其融入整个社会。

作者在本章陈述了日本解决移民语言需求的多种形式，具体包括日语学校、夜校、成人语言教育、志愿者服务等；并特别将研究视角聚焦到非日籍妻子、外国护工这两大群体。在本章最后，作者提请日本政府从教育和法律层面为移民提供语言服务。

第三章 教育与社区中的外语情况

第三章涉及到社区里两种与外语相关的情况，一种是在各类学校中提供的外语教学，一种是向外国居民提供的多语信息。

作者将外语划分为英语和英语之外的外语，原因在于日本的外语政策具有一边倒的特征，换句话说，就是“唯英语外语政策”。尽管近些年来，英语之外的其他外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它们并不具有社会地位。

就教学而言，英语比其他外语享有更多的优势。由于被视为国际化发展中必须掌握的语言工具，它的教学得到政府的更多支持。无论是教学大纲，还是教学设备，都是以英语为主导的。针对这一现象，作者娓娓道来，从国内和国际的战略需求出发，详细论述了学习除英语之外其他外语的重要性。从国内需求来看，创造多语学习环境，是对语言多样性的认可，有助于社区语言的发展，促进国内的多元文化交流；汉语、韩语教学对日本来说，是促进社区语言发展的一部分，但更是满足国际需求、构建国际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日本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是中国、韩国，且很多华裔、韩裔是第三代、第四代移民，汉语、韩语早已经成为日本重要的社区语言。但是，由于语言问题被视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使用人数众多的汉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甚至连社区语言的地位都没有；即便在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汉语国际地位不断攀升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汉语教学的重视程度也没有随之增加，这与紧张的中日国际关系有很大关系。但是，2001年的一项针对大学外语语种的调查数据显示，高达60％的调查对象认为应在大学设置汉语教学。这说明汉语在普通大众心目中，依然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许多有识之士（如Hirotaka Sensui, Nakajima Mineo）更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需要进一步调整外语战略，不能仅仅重视英语，还应重视汉语、韩语、蒙古语、土耳其语等“乌拉尔-阿尔泰语言”（Ural-Altaic languages）的教学（Gottlieb 2012：70）。

多语信息服务包含公共招牌等政府与非政府形式的语言服务。作者在该部分描述了日本“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的具体情况。“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中使用的研究术语，它可以描述公共道路标识、广告招牌、街道名称等语言使用情况，也可扩展研究到其他形式的书面文本中（Shohamy & Gorter 2009：15）。如同其他领域，英语在日本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日本机场、车站、地铁等公共招牌的语言在使用日语的同时，主要使用罗马字或者英语。值得肯定的是，日本语言服务涉及的语种和服务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很多地方可经常看到汉语、韩语招牌，成田机场就有日语、英语、汉语、韩语四语招牌。为了向外籍人士提供方便，很多社区、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提供多语服务，这些服务包含纸版材料、电话服务、网络服务等。举例来说，大阪酒吧协会就曾出版日语之外的十七种语言版本的外国人人权手册；亚洲医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edical Doctors of Asia）提供八种语言的电话服务，主要包含日本医疗制度和掌握外语大夫情况的简介；许多市政府网站提供日语、英语、汉语、韩语等多语网页。

第四章 科技与语言政策变化

在这一章，作者主要讨论了科技现代化背景下日本汉字的发展问题，对于日本日益弱化的汉字读写能力，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作者看来，尽管日语还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是否能够识别、读写汉字是判断文化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因此政府必须调整当前的汉字政策，以此应对现代化科技对日本文字政策的负面影响。

汉字是日语的核心部分之一，多项汉字水平测试调查显示，无论是学生还是普通大众，汉字水平严重不足。日本读写能力的下降与手机、电脑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科技产品的应用使手写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要扭转日本日益衰退的汉字读写能力，作者认为必须从教育抓起：让初等教育“回归基础”，该强化记忆的地方就要死记硬背；后期教育需要持续跟进，适时纠正错别字。

除了手写汉字频率减少给汉字带来的危机之外，网络、手机中使用的新词语也给文字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为追求新潮、吸引他人注意力，人们使用了大量不规范的日语。但是，对于语言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流行语或者语言使用中的小把戏并不是语言政策需要调控的范围，如何提高日本民众汉字的读写能力才是语言规划的重中之重。

第五章 国家语言政策与国际化社区

作者在第五章，重点从政府角色方面入手，思考如何解决当前语言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确保国家语言政策在国际化社区中的正确定位。该章用大量的事例，列举了当前各级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移民语言问题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而地方政府具有明细各项政策的职责。其中，确保不同层次的语言教育是保护语言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日本大学教育中除了英语学习之外，其他语种学习情况并不乐观，无论是选修语言的种类还是学生数量都极为有限；大学尚且如此，中学、小学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作者认为当前日本政府必须要将社区语言发展列为语言政策和规划中的核心内容。

第六章 总结

作者在第六章，简要总结了日本语言政策的整体情况。他认为日本语言政策历来都是循序渐进的。虽然日本很难在短期之内改变同化与排外的意识形态，但国际化背景迫切要求日本政府加大对移民语言政策的重视，抓好“教育”和“社区”两大发展途径；此外，还需要重视国内所有族群的文字使用情况，挽救日益衰退的日语汉字读写能力。

3. 简评

《日本语言政策》这本书，对于读者了解当前日本所面临的语言问题，大有裨益。作者用大量的实例，描述了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全球化和现代化两大挑战凸显化，使日本语言政策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日本一方面是强制压制和族以外的语言文化发展，一方面凸显英语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表面上看来，似乎有些矛盾；但这恰恰揭示了其语言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其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卑感和岛国孤独感。而该书提及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两大问题，并不仅仅适用于日本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故此值得一读。

但是，该书也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章节之间的层次关系并不十分清楚。虽然语言意识形态、移民语言、外语教育、现代化挑战和全球化挑战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将他们简单地用平行章节的方式来罗列，略显随意。章节之间的联系，没有很好地展示出来，缺乏一种层层推衍的论证方式。其二，凸显语言意识形态的作用对揭示各国语言政策实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结合本书的主题“变革中的挑战”来看，作者缺乏对变革状况下，日本语言意识形态冲突和变化的详细论述。现代化、全球化背景，可以催生新的语言意识形态，最终会对语言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因而语言生活的新背景与语言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其三，笔者认为全球化和现代化是新的历史背景，但是很多问题与挑战都是长期存在的。无论是民族语言保护问题、日语文字规范问题、还是外语地位定位问题等，作者需要用更多的笔墨去解释新背景对这些传统语言文字问题有什么新的影响，如何使问题严重性加剧。

但即便如此，该书可以给语言政策相关研究带来诸多启示。该书两大关键词“变革”和“挑战”展示出作者对当下国家语言政策的敏锐观察，体现出作者支持语言政策动态变化的立场。同时，作者以一种历史观、批判观的视角将日本语言政策的战略布局和政治倾向呈现出来。研读该书，有助于我们把握日本语言政策的本质，而这种变革与挑战的思路由于与我们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有高度一致的契合度，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Gottlieb, N. 2012. Language Policy in Japan: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M]. Cambridge: CUP.

Shohamy, E. & D. Gorter (eds.). 2009.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C].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Key Topics in Socio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UP.

戴曼纯、刘润清，2010，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政策与民族整合[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4）：17-24。

张燕，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外国语学部讲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句法学。电子邮箱：emailzhangyan@126.com

* 本文系国家语委重大项目“语言文字科学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ZDA125-14）；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2014年度科研项目“国家通用语政策研究”（项目编号：YB125-145）及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3ZDJ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