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云

(安徽新华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安徽 合肥 230088)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将在南方八省14块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三年游击战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抗战初期，第一、二、三支队均在江南抗战，唯有第四支队远在江北抗战，但就是这支远离军部直接指挥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英勇作战，屡立奇功，为民族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抗日过程中，四支队与军部关系微妙，本文梳理相关史料，就四支队与军部关系试作分析，肤浅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独特的新四军四支队

1.四支队的前身——光荣的红二十八军

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坚持战斗在鄂豫皖根据地和鄂豫边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其主力是红二十八军。说到红二十八军，就不能不提及其光辉的战斗历程。1934年底，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作为北上第二抗日先遣队撤离战斗多年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省委在撤离前派人带给时任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一封指示信，授命他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

1935年2月初，高敬亭根据省委指示信精神，在太湖县凉亭山坳召开党的会议，决定将红218团和鄂东北独立团合编，又一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系第三次组建)，高敬亭担任军政委。

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中，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转战大别山区，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根据地政策和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保卫根据地上采取组建军政合一的便衣队等办法，在游击战上实行“四打、四不打”原则，红二十八军击败了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的无数次疯狂剿杀，保卫了根据地。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以红二十八军为主力的鄂豫皖红军和游击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68个团，约17万人，计歼敌18个营零15个连和大量反动民团武装，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其他游击区的斗争；使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1]6-7。 对此，毛泽东同志对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曾给予高度赞扬，他在接见即将赴鄂豫皖开展工作的同志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指红二十八军)，“吸引了国民党的17万正规部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的”[2]66。

红二十八军不仅取得了历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战斗中还发展了主力红军和游击队的力量。后来，编入新四军的原鄂豫皖革命力量即有1800余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红军、游击队留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战期间，坚持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频繁而野蛮的剿杀，各革命根据地、游击区大多损失惨重，鄂豫皖能够成建制地保留红二十八军和相当的革命力量，使大别山红旗不倒，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奇迹。

2.开南方红军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之先河

1937年7月中旬，高敬亭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那里得到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和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和《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告全党同志书》两个文件，了解到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遂写信给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卫立煌，倡议举行联合抗日的停战谈判。经过艰难谈判，双方于7月28日在岳西县九河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南方各根据地与国民党当局最早达成的协议。

1938年3月8日，在黄安七里坪集结起来的四支队(缺8团)召开东进誓师大会。随即，7团、9团、手枪团先后从七里坪出发，经经扶、商城东进；8团从信阳县邢集出发，经潢川、商城东进。3月下旬四支队会师于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疃，4月初到达皖中，这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最先出发东进的部队。5月12日，四支队9团2营首战巢县蒋家河口，歼灭日军一部，威震皖中，此为四支队东进皖中的第一仗，也是挺进敌后的第一仗，从而“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在新四军抗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8。

3.中央对鄂豫皖边区和四支队极为重视

大别山处在鄂豫皖边区的中心地带，位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和华中重镇武汉之间，南枕长江天堑，西控平汉铁路，东边俯瞰千里江淮平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7月初，当远在西北的党中央获知红二十八军仍然在大别山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时，感到十分振奋。为加强对这一地区工作的领导，很快就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四位同志先行到大别山，帮助指导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又先后派聂鹤亭、郭述申、戴季英、方毅、彭康等干部去鄂豫皖边区，以加强对这一地区和红二十八军的领导。193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要求鄂豫皖党组织在维护统一战线基础上，努力扩大部队以增强抗日力量，并决定成立新四军四支队军政委员会，由高敬亭任主席；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由郑位三为特委书记。

在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中，是将鄂豫皖和四支队活动的江北地区视为一个北与华中地区、南与江南地区相呼应的重要战略支点。

4.四支队的特别之处

1938年2月中旬，遵照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指示，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后由戴季英接任)。四支队下辖7团、8团、9团、手枪团和一个直属队，全支队共计3100余人。

在新四军下辖的四个支队中，四支队显出不少特别之处。

首先，四支队是新四军四个支队中唯一有正规红军组成的部队，也是当时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的支队。据1938年4月12日新四军秘书处统计，在四个支队中，四支队兵员占36%，长短枪占38.4%，轻机枪占62.5%[2]193。当时国民党只允许新四军每个支队两个团的建制，但是四支队却有四个团。

其次，其他三个支队均由多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组成，而四支队的指战员来自鄂豫皖和鄂豫边区。8团在新四军内外往来的电文中一般称为“8团队”，显然，与7团、9团相比较，8团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在8团的战斗历程中亦不难看出。

第三，四支队“在建制上编归新四军，在指挥上暂归第五战区”[1]96，而新四军军部及其下辖的其他三个支队在隶属关系上则属第三战区。同时，四支队和鄂豫皖地区党的经费多由长江局拨给，军费多由江北五战区解决，而皖南、苏南地区新四军和地方党的活动经费则是由东南分局(东南局)拨给，军费则由三战区拨给。

二、四支队与军部最初的芥蒂

1937年12月底，高敬亭从鄂豫皖赶到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汉口，就鄂豫皖地方工作、部队改编等事宜进行商谈。在长江局召开的一次军事工作会议上，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声称：“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对此难以理解，他分析利弊、据理力争，提出要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就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3]。王明对此极为气愤。当时，刚刚组建的新四军军部领导多在武汉，在工作上接受长江局的指导，项英、叶挺等也参加了此次长江局会议。这说明，高敬亭与军部对当时统一战线基调下的政策与策略是有分歧的。

在领导干部配备上的分歧：同样在此次长江局会议上，高敬亭获知长江局和新四军军部内定由他担任四支队司令员、郑位三任副司令员(实为政委)，萧望东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时，心中甚感不满。为发泄这种不满, 性情耿直的高敬亭坚决不肯睡在长江局为其安排的客房里，而是在廊道中与警卫员一同打地铺，这使长江局和军部领导甚为尴尬。后来，四支队没有设副司令，成为四个支队中唯一没有副司令的部队。考虑到高敬亭的情绪，郑位三、萧望东先后调离了四支队，改派戴季英来四支队工作。不料在工作中，高敬亭与戴季英也没有搞好关系，甚至发生严重冲突。

在部队改编上的分歧：按照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新四军各支队下辖两个团。四支队的编制是七、八两个团。但高敬亭没有依照这一规定，他宣布四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另外还有一个直属队。

此外，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都按规定以设副职之名行政治委员之实，惟独四支队公开在团、营一级设政治委员。从中不能看出，在四支队成立之初，就已经与军部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矛盾。

三、发展战略有距离：扩军与东进

1.艰难的扩军之路

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的人员编制进行严格限制，企图以“点验”、限制给养、克扣军饷、限制活动地域等种种手段限制新四军的发展。由于受到长江局书记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思想的影响，新四军军部领导对于部队发展多有顾忌。例如，在皖南岩寺接受国民党“点验”时，将“超编”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充实到基层，一部分调到军机关，一部分干部集中培训”[6]，项英、叶挺希望以这种曲线方式避免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干涉和抗议。新四军成立初期，许多热血青年想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但是，由于“编制”所限，新四军不敢接受，担心国民党方面指责“擅自扩大武装”。1939年5月，新四军副军长、东南局书记项英关于江北工作在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江北新四军和党的活动应该“以巩固扩大统战为主，求得各方合作和配合，以便我军转展减少阻碍和限制，”“对行政采取多方赞助”，对地方武装“勿用直接吞并办法，以免造成政府、地方与我对立”[1]107。

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民党方面位居前列的条款就包括：“不经许可不得扩军”，“军事行动要事先呈报”[1]11等项内容。

但是，高敬亭并没有顾忌这些限制，而是坚持独立自主，放手扩军。红二十八军和便衣队、游击队在黄安七里坪集中时，四支队便一边整训，一边扩充军队，全军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不含8团)[1]13。在东进过程中，四支队沿途继续扩大部队，到1939年5月，四支队已经发展到10000余人，“除了在舒城成建制地发展两个游击大队、一个游击纵队、4个游击中队1000余人外，陆续在舒城吸收参加四支队的还有1000余人。”1939年1月新四军秘书处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四军四个支队增加兵员数目为4523人，其中四支队净增3805人，占总增加数84%[1]197。

高敬亭的扩军行动触怒了国民党当局，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和新四军军部诬告四支队“擅自招兵买马”、“乱缴民枪，乱筹饷款”、“在皖省横行骚扰”等七大罪状。军部领导认为高敬亭“对党的不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执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责“高敬亭仍在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大为三个团”[5]。

显然，四支队坚持独立自主、扩大部队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军部的理解与支持，反而加深了相互间的矛盾。

2.东进战略的贯彻实施

早在新四军完成组建之前，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未来作战进军方向和作战区域发出明确指示，提出“(新四军)长江以南各部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6]，并指出江南新四军应该出击苏南地区，在茅山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久，中央又电令高敬亭率领该部“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1]95。新四军军部也曾多次电催四支队东进抗日。

遵照中央指示和军部命令，结集于黄安七里坪和信阳邢集的四支队，于1938年3月誓师东进。4-5月间，高敬亭率领的四支队主力部队到达皖中舒城、庐江、巢湖一带，首战巢县蒋家河口，影响甚大。此时，规模空前的徐州会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逃亡，皖东、苏北十分空虚，正是抗日力量深入敌后的大好时机。但是，高敬亭意欲经营皖中，对东进甚为犹豫。高敬亭的这种态度，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高敬亭不愿意放弃原来的大别山根据地，舒城一带山峦属于大别山东侧余脉，他想建立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必要时还可以恢复大别山根据地；其二，对平原地区的作战信心不足，三年游击战时期，高敬亭所部已习惯了在山地作战，对缺少自然屏障的平原地区，他担心部队会遭到重大损失。

军部对于四支队滞留皖中一带，很是不满。叶挺军长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指出：四支队在皖中一带“地形情况条件均不利迅速开展，应挺进至滁县、全椒以西”[1]102。此后，军部多次电催高敬亭东进，但收效甚微。

四、调解四支队与军部关系的努力

对于四支队与军部之间难以协调的关系，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已有觉察，并先后派叶剑英、董必武等到四支队，期望提高认识，化解分歧与矛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38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受命从武汉来到七里坪，视察红二十八军的整训情况和东进抗日的准备工作，他向高敬亭详细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了江北皖中、皖东地区的形势，部署了东进抗日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数日后，又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和鄂豫皖特委，以加强对四支队和地方党政军工作的领导。

1938年5月中旬，长江局派董必武携聂鹤亭等人来到舒城视察四支队，在四支队驻地召开的军政委员会会议上，董必武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他还“分析了全国抗日的形势，传达东进指示，协调四支队与军部的关系”[1]25。

同年秋，长江局又派何伟以新华社记者身份陪同美国进步作家、女记者史沫特莱前往舒城采访四支队，何伟借机向四支队作时事报告，进行形势教育。

鉴于四支队情况特殊，中共中央和长江局还先后派出包括郑位三、萧望东、戴季英等许多干部，来四支队担任重要职务。在这些干部中，不少以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事党和军队工作，与高敬亭熟悉。中央意在帮助四支队提高对中央政策、策略和抗日形势的认识，使其能够遵从中央指示，服从军部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实施东进战略，但情况并没有多少改观。

因武汉沦陷，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中原局又刚刚成立且距离遥远，原接受长江局工作指导的四支队直接归新四军军部领导。为加强对四支队的领导，1938年11月，军部派参谋长张云逸率部分武装从皖南渡江北上，抵达无为地区，视察四支队。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张云逸给四支队分析江北抗日形势，积极鼓励四支队东进敌后。他还在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陪同下，前往金寨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交涉，并就新四军江北部队活动区域、部队给养等事项达成协议。双方商定，“四支队开到皖东津浦铁路南端两侧活动，并留一部在无为、庐江地区……担负皖中抗战任务，负责保障与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交通联系。”[1]43

但是，高敬亭对四支队东进皖东的战略方针始终保留意见，他还向张云逸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4]。无奈之下，张云逸只得率领坚决执行军部命令的8团东进，希望以此影响和推动整个四支队东进敌后。

五、叶挺军长巡视江北与江北指挥部的成立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由军长叶挺陪同，冒着纷飞的战火，从重庆取道桂林、金华，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视察工作。

周恩来在云岭军部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等报告，全面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指示精神，论述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形式、原则、方法及发展前途。周恩来指出，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四军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民众，愈能创造根据地。周恩来号召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经过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陈毅等反复研究，确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巡视皖南军部意义重大。他全面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明确了新四军未来的作战任务、作战方针和发展方向等许多重大决策，对新四军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即，项英、叶挺多次就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向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其内容包括：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新建第五支队；派罗炳辉等过江任职以加强领导；开辟皖东地区；等等。

在中央和皖南军部的多次电令催促下，1939年3月底，高敬亭率部由舒城东西港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一带，但没有多久，高敬亭因病返回，同时把手枪团与特务连也带了回去，四支队主力也一直徘徊在淮南路西地区。

四支队不能坚决贯彻执行东进战略，军令难行，军部首长对此感到非常焦虑。项英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文中称“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特别不愿回后方，致用各种方法，首先争取部队东进作战”[1]108。

为了解决四支队对抗战形势认识不一、军令不畅、给养困难等问题，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经铜陵渡江北上。5月5日，叶挺在庐江、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同时，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兼书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标志着新四军在江北武装力量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

数日后，叶挺前往四支队司政机关所在地舒城西港冲，随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分析了江北抗战形势，重申了新四军挺进敌后实施东进战略的重大意义。叶挺要求高敬亭率四支队东进，向合肥、定远、滁县、全椒等地进军，高敬亭也举手表示同意。但是，就在部队开进的征程中，高敬亭却又写信要把部队撤回来。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抵制了这一命令。7团在撤回途中，由于军心浮动，团长曹玉福、政委杨克志竟然带着少数人携款逃跑，投奔国民党桂系军队。

一向以治军甚严著称的叶挺，对于高敬亭的行为及四支队出现的突发情况显然难以容忍，于是，叶挺在青龙厂褚老圩下令逮捕高敬亭，不久即根据五战区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个所谓的“白崇禧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7]的电报，将高敬亭处决。四支队与军部在战略发展上的分歧与矛盾，最终酿成了悲剧，实在令人痛心。高敬亭为中国革命曾作出过巨大贡献，由于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没有坚定地贯彻新四军东进战略方针，是有错误的，但是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可以采取帮助教育或调整工作等方式加以解决，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以枪毙极刑处置这样一位有大功的新四军高级干部，是不妥当的(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对高敬亭予以平反，恢复名誊，认为他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1939年6月底，对江北部队进行重新整编，四支队被分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整编后的江北部队很快开进到津浦路东、津浦路西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战的局面。四支队开辟了以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五支队稍后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也建立了以无为、和县、含山为活动区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1月，鉴于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已到达淮南、皖东一带，项英向中央建议：“以后除某些行政为对外的关系外，一切均归中原局负责，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以便统一。”[1]121中央接受了项英的建议，新四军江北前委取消，江北部队统一由中原局领导。至此，四支队以及其他江北部队的领导权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1] 合肥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新四军四支队的组建与发展[M]∥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记略.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2] 许道化. 被错杀的将军[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 蒋同明,储祥林. 新四军第一冤案[J].文史精华，2005(8)：36-38.

[4] 王辅一.项英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294.

[5] 张亦民.高敬亭的冤案究竟冤在哪里[J].资料通讯，2007(7-8):78-81.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委会. 新四军文献(一)[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62.

[7] 段雨生,赵酬,李杞华.叶挺将军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