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明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4)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使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迅速聚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汇聚成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从职业上说，他们集中于思想文艺界，主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哲学、史学、经济学以及文学和艺术等领域；从学历层次上说，他们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虽然在人数上占多数，但主要是专科、大学毕业生，乃至留学生、博士生；从社会功能上看，他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建构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为职责。概言之，本文指称的“延安知识分子”，是在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21日党中央撤离陕北的13年间，以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为中心，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在思想上自觉接受党的领导，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并直接服务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人士，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地域性的社会群体。

一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社会环境，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努力将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促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期间，知识分子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进步、学养深厚的革命知识分子从学理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全面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规范。他们与领袖群体相互合作、互相启发进行理论创新，使之成为实践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他们深入民间，走进群众，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认知相对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相较哲学、史学、文艺理论等领域显得相对平淡，以致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事实上，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紧密联系抗战建国的具体实际，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写经济学课程教材，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积极开展社会调查，甚至亲自参与边区建设，自觉将经济理论服役革命实践，尤以王学文、王思华和何干之的贡献为最。王学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早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并受教于河上肇，1937年春奉命调入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等职。在此前后，他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方法》、《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抗战以来大后方的经济》等论著，还曾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的名义，编写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和《中国经济提纲》，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框架。王思华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抵达延安后，他曾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经济研究社、军政学院等部门工作。期间，他又写了《关于法币问题》、《怎样研究<资本论>》、《研究中国战时经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和《论如何稳定目前金融》等。何干之著有《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被认为是用唯物史观分析经济问题的典范之作。

知识群体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创办各类教育、研究机构，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展经常性的学习研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立创造了条件。1939年春，发起成立政治经济学研究会，成员主要是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由王学文负责研究会的日常工作，重点是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翌年秋，政治经济学第二次研究会成立，王思华任研究会主任，并就“价值的独立性”和“固定资本与恐慌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1]。由陈云领导，王学文、王思华等组成的《资本论》学习小组，每隔一周讨论一次，前后坚持学习达一年左右。在张闻天的支持和参与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的编译工作也卓有成效。一批优秀的理论工作者克服工作、生活等诸方面的困难，编译了多部经济学经典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经济学论丛》，该书由王学文校订，张闻天确定书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系列之第六种著作出版。另外，何锡麟译有《<资本论>提纲》，该书除了恩格斯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之外，还有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两篇书评，以及《<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补遗》、《<资本论>第三卷补遗》等篇目。吴文焘翻译的《英国工人运动》亦由延安中国工人社出版。对于这方面的成绩和贡献，毛泽东作了很高的评价。他写信给何凯丰提议，整风结束后，中央要设立一个大编译部，请吴亮平负责，“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2]182。

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指导具体实践的科学方法。身处延安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国统区那些书斋里的学者，他们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却斗志昂扬，积极参加边区经济建设，注意从社会生活中汲取养分。如王思华等长期深入农村，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并指导根据地的社会生产。他亲自参加绥德专区的农村调查，带领学生李澄、刘新一和关舟等，到陇东地区调查盐业生产和销售情况，向边区政府提出扶助盐业生产、发展边区运输的有效政策；到三边地区调查畜牧业发展的情况，提出了重点发展边区畜牧业的对策；到延安地区调查边区石油资源生产、消费等问题，提出了扶持边区石油生产的具体措施，等等。这些提议、对策都得到边区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对于发展边区经济，扭转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331。面对边区物资匮乏、物价上涨、边币贬值的残酷现实，经济学家们对于如何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出现很大分歧，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意气之争，而是努力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寻找答案、接受检验，并不断从中总结发展经验。

二

延安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们深入研究和阐释《资本论》，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点，通过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发生机制。他们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和“托派”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广泛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

一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特点。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要正确把握它的学科属性，首先必须明确其研究对象。王学文指出：“政治经济学规定它的研究对象，是方法论上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点所在。”[4]271资产阶级经济学存在割裂经济发展中共性与个性关系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原则批判旧经济学，以一定具体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与商品为研究对象，注意在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中把握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其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济行为中最基本的行为，为交换、分配、消费的起点”[4]27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足于研究狭义的生产方式，透过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性特点，深入阐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和运行法则。即是说，“每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占支配的领导的地位的生产方式。这支配的生产方式不单与站在被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有所区别，同时也是在经济上划分时代的标帜。”[4]273

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一文中，王学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特点。随着无产阶级的不断成长、进步，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它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把握经济现象、活动之间的复杂联系，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它“具有科学的哲学之理论基础”，能够正确把握“社会经济现象的实质”和“变动发展的规律”，是“社会之正确的、具体的、深刻的反映”[4]36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集科学性、历史性和发展性于一体，它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据，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远见性体现在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现象的深入剖析，正确揭示了社会经济运动的发展趋势。

二是研究和阐释《资本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习教育。抗战爆发前夕，王思华就把他在北平大学、中法大学执教时的部分讲稿集结出版，其后又对书稿加以修订，取名《<资本论>解说》再版。他号召要认真学习经典著作尤其是《资本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以之作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工具。因为《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具有“稀有的逻辑力量”，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好运用，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学习和钻研《资本论》，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哲学素养[3]28。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思华认为，《资本论》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高度统一。马克思研究的商品、货币、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及其内部关联，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的生产关系与内在联系。因此，《资本论》中的许多范畴的理论发展与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3]27。他提出在研究《资本论》时，要注意把握理论的内在逻辑，依据自身情况作具体分析。对于“已有相当素养的读者”，应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来读；对于“还缺乏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而文化水平不甚高的人们”，要首先具备必要的预备知识[3]12-13。王思华严厉批评了用阅读通俗读物代替读原著的做法，指出这样做就“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上的科学方法，任意地割裂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有机的体系”[3]16，因而《资本论》通俗本不适合作为入门读物。他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卡尔·马克思》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础课程，从《工资、劳动与资本》和《价值、价格与利润》入手，对照着读精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二篇和《资本论提纲》，全面把握价值、工资、资本、利润等重要范畴。王思华一再强调，“在《资本论》中，辩证法唯物论是被应用于研究特殊部门”，研究《资本论》“事先对于辩证法唯物论非有相当的研究不可”[3]18。此外，学习世界经济发展史和地理知识也非常必要。

三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总结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条件与特点。马克思是从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发展的历史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王学文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上分化、发展而来，具有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与农业分离，迅速集中起来的城市手工业，又带动了城乡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加之日益发达的交通与商业，加速了传统自然经济的瓦解。在封建经济日益与商品经济发生更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小商品生产者纷纷破产而沦为被统治阶级，历史上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长期孕育在封建社会中的新经济因素逐渐取代了旧的封建农奴制经济。

王学文深入分析了经济形态转变的历史发生机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条件，并总结了这一变革过程的阶段性特点。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一定分量的资本存在；一是一定劳动力的供给。”[3]328对于前者，主要由国家利用租税、公债、海外掠夺的赔款和贸易等收入发展产业，推动社会资本积累。对于后者，现代产业工人来源于破产或被暴力剥夺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工匠学徒，主体是旧式农民。王学文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阶段，即家内工业、工厂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走向。他强调，在垄断集团的控制下，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促进了技术进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产业工人队伍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化，催生了各类垄断组织。金融资本的出现使银行资本超越了一般借贷资本的职能，与产业资本紧密结合，进一步强化了大资本的支配能力。为了获取高率的利息，资本输出逐步取代商品输出，国际资本间的竞争加剧，最终演变成帝国主义战争。

另外，王学文还进一步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点，指出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这些特征往往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之最后的对立形态。综上所述，王学文对资本主义经济、封建主义经济的研究，一方面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另一方面又注意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于社会形态转变的意义，科学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因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5]266。

三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高度关注根据地的经济社会建设。王思华等人在长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考察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具体问题，分析了不同形态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并结合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导根据地军民深入开展大生产运动，从多方面展开、比较系统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

第一，深入探讨殖民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系统总结近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何干之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中国传统产业艰难发展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殖民者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重灾难，总结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自然经济日趋衰弱，商品经济因素得以发展。但是，在内、外压力之下，这个过程极为艰辛且缓慢。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改变不了中国走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命运，随着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旋涡，它逐步失去了独立的地位。财政资本的统治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但殖民者并不希望造成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是一种矛盾形态：在欧美各国见了封建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起来作顽强的斗争，可是等到它们在农业国里见了前资本主义关系可作资本主义统治的台柱时，就一反过去的立场，用尽精力来维持这些有用的制度了[6]154。 由此，通过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产，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活动，在此进程中，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单纯原料的生产者”、“劳动力的供给者”，它又加剧了近代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状况。

何干之进一步分析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深刻影响。土地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其根本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土地所有的集中和土地使用的分散。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耕地集中于非生产者，也使农民失去了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和生活来源。封建地主集合了许多农业劳动力来耕种，而小农经济缺乏应用科学方法的条件，不利于发展现代农业经济。同时，殖民者还通过银行、钱庄、高利贷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在农村，高利贷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机构结合，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资本勾结，他们通过强化不公正的贸易格局，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来攫取超额利润。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城市工业受外资摧残而缺少独立性，缺乏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先决条件；殖民者操纵着农产品价格，影响了地主、富农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不自觉地培植出破坏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新因素；封建地主通过出租土地获得高额地租，使佃农的生活资料“降到生理上的最低限度”。总之，在西方列强严酷压榨下，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缓慢、畸型地发展着，却难以走上现代农业经济之路。

第二，关于抗战时期的国民经济建设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吸收、借鉴了毛泽东等政治领袖的思想卓识，何干之全面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及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复杂影响，提出应对这一民族、社会危机的策略。他认为，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存在迈向独立的有利条件，关键要着眼持久抗战，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包括加强国防经济建设，发展战时农业经济，注意改善民生问题等，运用一切力量打破侵略者的经济封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已成为西方的附庸。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培植傀儡政权，对被占领区进行经济侵略，成为国民经济不断恶化的根源。他们借助委托经营等方式间接操控轻工业部门及独占性的企业，推行农业一元化模式，为日本工业输送养料。侵略者还通过改订税率、劫持海关、强制兑换、强夺外汇等方式，攫取社会财富，破坏中国币制的统一。何干之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经济因抗战遭到巨大破坏的同时，也酝酿着走向独立的契机。工业中心内移促进了产业布局合理化，根据地的扩大改变着土地占有制度，推动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动，城市和内地物价变动失去平衡性，内地具有打破财政资本支配的可能，金融制度变革使金融机构逐步摆脱殖民地性和封建性，也引起对外贸易的变动，沿海、沿江口岸逐渐失去原有地位，同时入超逐步降低，进出口贸易渐趋平衡[6]229。这些变化影响着中国经济，客观上为中国迈上独立发展之路创造了条件。

何干之强调，现代战争本质上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战争最后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政治方面，而且受制于整体经济实力。为此，中国政府应该着眼于国防经济建设，发挥我们在物质和人才方面的优势，运用一切经济力量来作持久抗战的准备，关键是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作为抗战建国和社会建设的指导方针。国防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但也不能忽视发展农业，尤其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而发展战时农业，重点应该发展粮食生产，要在抗战形势允许的条件下努力解决民生问题。坚持“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的农业政策，鼓励开发各类耕地，改良生产技术，提高土地利用率，调整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

第三，关于战时金融政策和币制改革问题。何干之指出，财政资本在中国具有显著的封建性和殖民地性，这是由中国经济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国内各股政治势力独立发行货币，造成经济割据状态；财政资本垄断金融机构，破坏中国货币制度的统一。财政资本侵入中国，主要以本地金融机构为纽带，通过间接交换榨取利润。因而，中国金融机构实质上就是一种买办高利贷资本，它们配合着财政资本进行剥削，又直接经营公债和地产，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阻碍着新兴民族工业的发展[6]188。何干之认为货币改革的关键是统制对外贸易和建立雄厚的汇兑基金。即是说，不仅要着眼于制定整个生产计划，树立起内地金融中心，调整和改善金融业务，发挥领导生产的作用，而且应该灵活运用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可能的国家、地区，推动国内外金融环境的稳步改善。

王思华在《关于法币问题》中运用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全面分析法币政策的意义与困境，提出币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他指出：“这次币制改革，含有战时经济的意义。”[3]2法币政策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有助于政府将金银收归国有，以购买军需物资。当然，它可能影响到中国货币的自主地位，加速货币制度的殖民地化。从根本上说，法币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政治的总的解决。当前政府缺乏独立的金融通货政策，加上政治机构的贪污腐化，使战时金融政策难以奏效。为此，他提出改造旧的政治机构，改革中国货币制度，实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等十二条措施。在《论如何稳定目前金融》一文中，王思华驳斥了币制一元化论、绝对消灭黑市论、筹码不足论等观点，着重分析了边币的稳定性和饱和点等问题。他指出，边币波动主要是内在原因造成的，边币汇价涨落是进出口贸易问题，关键要掌握法币，控制边币发行。王思华主张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严格执行政府禁用法币的法令，通过调整纸币供需关系，使边币的持有和使用更“便利”[3]52。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主导、社会精英积极推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政治领袖指导和规范着知识分子的研究活动，知识分子参与和配合着政治领袖的理论建构。综观抗战时期延安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其成果，知识群体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拘泥于僵死的教条，而是紧密联系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实际运用，重视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创新，着力批判资产阶级和“托派”经济学的错误观点，建构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一方面，他们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对《资本论》的分析与阐释，有助于理清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以及观点、方法等，纠正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中国化过程中偏重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宣传的缺陷，拓展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文化视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立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于战时建设的实际需要，结合抗战与革命的基本任务，分析抗战建国的实际问题，突出理论服务现实的社会功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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