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

国族与国族构建研究述评

张健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当前，国族与国族构建问题受到了学术界多学科的共同关注，逐步成为政治学、民族学和民族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梳理国族与国族构建研究的学术发展史，分析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有助于深化对国族构建研究的认识，也对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国族；内涵；构建；述评

在学界，不同族体概念的译名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其所指内涵也存在交叉，而国族一词的提出与选用，本身就暗含着对于族体问题的理解思路，其背后也预设了与之相关权力运行体系。“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包含着历史”为此，对于国族构建的学术回顾，首先从“国族”一词的提出入手，并以直接使用“国族”一词的研究为主。

一、“国族”一词的提出

“国族”一词在汉语世界古已有之，有学者考证，先秦时期，“国族”一词就已在典籍中出现。“在先秦文献中，“族”字的应用颇为广泛，十分多见。根据对《十三经》原文的粗略统计，‘族’字在这些文献中（除《春秋公羊传》和《孝经》外）出现多达220余处，其中可以作为复合名词等释读的用法亦多达数十种，诸如‘九族’、‘宗族’、‘世族’、‘公族’、‘王族’、‘邦族’、‘百族’、‘国族’……”。而“《御定佩文韵府》所收录的‘族类’词语就达160余个，……区别社会地位的‘皇族’、‘帝族’、‘王族’、‘公族’、‘贵族’、‘豪族’、‘强族’、‘世族’、‘国族’、‘权族’、‘望族’、‘庶族’、‘贱族’……”。著名学者王国维曾用“国族”一词表示我国历史上代表一定民族的小国。这些小国都是由分散成自然部落的氏族发展而来。

近代开始，部分革命人士与学者已经在国家层面上使用“国族”，并倡导用“国族”一词对应英文的“nation”。国族的这种提法，最早可见于孙中山1924年的《民族主义第一讲》，把“nation”表述为“国族”，称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20世纪30年代，袁业裕也提出“国族者即居住同一区域、生产技术相同，以及其他个方面均相类似者谓之国族。民族为历史进行中自然演成之社会的形态，系由共同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而结合一致之群众集体”，提出“nation”大概系指有主权政治国家之人民，而“nationality”一字则专指同语言与同习俗之民族”，表示出把“nation”译作“国族”的意向。潘光旦1936年指出，“有三个名词是很容易相混的：一是国家，二是种族，三便是民族。‘国家’容易和‘民族’相混，例如西文的“nation”一字，便有人译作国家、民族，或国族。……国家的意义是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种族的意义是生物学的与人类学的；民族则介乎二者之间”。认为“Nation”既有生物学、人类学（体质、文化）含义，在欧洲还具有政治实体（国家）的含义。“State”更多地是具有政府机构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将“nation”、“nationalities”、“ethnic”等词，统一翻译为“民族”，因此，“国族”一词相对沉寂。但进入20世纪末，由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泛起，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再度成为时代课题。部分学者也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族体”概念的差异，及其对应的中文译名问题。1995年，宁骚在《民族与国家》一书中再度提出“国族”，并试图厘清国家、国族、民族、族体等概念。他从族类共同体的概念出发，区分了“作为部落的民族”、“作为部族的民族”、“作为国族的民族”和“作为狭义民族的民族”。郑凡等学者，也提出把“nation”译作“民族”与我国通常关于“民族”的理解存在一定距离，也由此导致了许多概念上的混乱。认为，“当初要是‘国族’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公认，它就正好与“nation”所包含的国家及现代民族两层意思相对应了；而‘民族’一词也就可以只按民族学“ethnology”的标准去用它，专指“ethnicgroup”所包含的传统民族之义──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对两种民族概念的辨别也属多余了”。周平也是最早关注国族问题的学者之一，在民族政治学的创新力作—《民族政治学导论》中，专门探讨了国族问题，并从民族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界定“国族”，认为“国家民族”或“国族”是“执掌国家政权，并且能够代表国家的民族”。此后，“国族”一词的使用逐渐增多，“国族”概念的提出，并在20世纪末重新进入学术主流，既是人们深刻反思民族与国家问题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化解诸多争议，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思路。

二、“国族”概念的内涵

国族概念在20世纪末重新回归后，学者们对其内涵的阐释，基本上是从比较意义的层面切入，探讨“国族”与“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而其概念的核心均指向了国家或政权。

宁骚认为国族（nation）与国家概念密切相连，而民族（nationality，ethnicgroup）是国族内部的组成部分，国族和民族是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并且特别强调说：“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theChinesenation）。……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同时，“美国人”、“澳大利亚人”这类基于国家的身份认同，也可以归类于“国族”（nation）。郝时远也认为，“nation”应该理解为国族，他认为“民族（нация，nation）是人类共同体依托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形成的现代形式。通俗地理解，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全体居民或全部享有该国国籍的人的总称。因此，将‘nation’理解为‘国族’是非常贴切的。”

刘泓在《国族与国族的认同》一文中认为，近代以来在欧洲形成的国族概念，直接与国家的概念相关联。国族与民族的区别在于，前者“必须有国家的实质”，后者“不必有自治权及国家形态”。西欧的“民族—国家”过程表明，国族是指有自己统一国家的人民，而民族则是指没有建立或失去独立国家形式的人民。相对“民族”而言，“国族”强调的是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而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正是“国家（State）”的基本特征，因此，把英语中的Nation译为“国族”或“国家”、“国民”是适当的，而译为“民族”则不甚达意。

朱伦对“国族”、“民族”和“族群”等概念在国外的演变，进行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考察。他指出，从国族的外部关系看，自11世纪起，随着欧洲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需求的压力，欧洲各族人民的“本地人”（native）与“外地人”（foreign）观念及其利益冲突和“地盘”（region）意识日趋增强。正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不彻底的罗马化所形成的地方语言文化资源，成了欧洲各地人民构筑以“本地人”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这种共同体就是后来的所谓“国族”（nation）。而就内部实质看，在近、现代西欧人的观念中，所谓“国族”，也就是一个以主权国家形式实现政治统一的“人民”。

周平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研究国族，认为“国族，即国家民族，也就是取得国家形式（或披上了国家外衣）的民族，它随着西欧的民族国家构建而形成。西欧的民族（Nation），都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群共同体，都是国族。”这一界定，抓住了国族问题的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周平对国家与国族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阐释。周平认为“国族内涵中显现出来并引起关注的常常是历史、文化、语言和地域，但国族并不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群共同体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由民族国家构建起来的，因而打上了深深的国家烙印。国族的根本特性并不是历史文化特性，而是国家特性或政治特性。国族都是具体的，是某个民族国家的国族”。“因此，国家因素既是国族形成的根本条件，也是解释国族的根本性因素。”

周平也分析了国族的形成历程，认为“西欧建立民族国家前，王朝国家已经将国内居民整合为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不仅标志着民族构建的完成，也使以国民身份为基础的民族成为了国族。”同时，也指出了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情况，即在民族国家的影响和建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的压力下构建起民族国家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存在着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多个传统民族，是将国内多个传统民族整合为统一的国族而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在这样的国家，国族是由多个传统民族整合而成的。如何维系和巩固国族，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三、国族构建的路径

国族是民族国家存在和发挥制度优势的保证，同时国族又是建构的共同体。国族概念主要对应的英文是“nation”一词，西方学界对于“nation”的建构问题主要有三种倾向：第一种是强调“nation”的自然性，认为“nation”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就已经产生，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和部落自然演化而来，与地域、语言、宗教等有着紧密联系，并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如埃德华·希尔斯和克利福德·格尔茨论证了“原始”联系与世俗及市民联系之间的持久比肩共存，并认为即使在工业化社会也是如此。尤其是格尔茨还专门对原始的忠诚与在现代政体和社会的理性秩序下的市民联系作了对比。第二种是强调“nation”的建构性，认为主观建构是“nation”形成的主要动因，如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第三种是在批判前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族群—象征主义”，以安东尼·史密斯为代表。他认为对“nation”的理解，必须突破主客观的谱系框架，“nation”（民族）的基础是“ethnicgroup”（族群），族群拥有持久的文化，这并非现代构建的产物。但这也并不否认“nation”的建构原则，因为“nation”（民族）至少要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必须通过拥有它自己的故乡来把自己构建成“nation”（民族）；而且为了立志成为“nation”（民族）并被承认为“nation”（民族），它需要发展某种公共文化以及追求相当程度的自觉。也因此，他将“nation”（民族）定义为：“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对于民族（国族）的构建，史密斯认为国族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环节：“共同体的共同记忆、神话以及象征符号的生长、培育和传递；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仪式的生长、选择以及传递；‘民族’共享文化（语言、习俗、宗教等）‘可信性’要素的确定、培育和传递；通过标准化的方式和制度在特定人群中灌输‘可信性’价值、知识和态度；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的界定、培育和传递；在被界定的领土上对技术、资源的选择和使用；特定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权力和义务的规定。”

国内学者对于国族构建的研究中，周平的研究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国族构建的本质与核心。周平始终将国族构建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国族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关系。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构建国族的过程。民族国家建立之时，也就是国族形成之际。”并指出了国家构建国族的基本途径，“为了维系和巩固这个共同体，国家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来加强它的整体性，提升其一体化的程度，开展内容丰富的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而且特别强调了国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国族认同—对所属国族的认同就意味着对其他国族的不认同—是国族存续、稳定和巩固的基础性条件。”针对国族内部族体关系的情况，周平又特别强调了同质性国民身份的重要性，“构建和强化国民社会身份的同质性，是国族与国内传统民族间存在差异的国家的国族建设的根本所在。而强化国民社会身份同质性的过程，也就是建立以公民身份作为最基本社会身份的公民社会的过程。”

杨雪冬从区别“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的视角入手，认为“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就是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并指出这一过程的三组关系，“社会个体—国家、族群—民族，以及族群之间。”及互动结果的两个层面，“一是包括个体、族群在内的社会活动者共同‘认同’感的达成。这需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心理取向等要素的形成；二是这些行为者生存空间的确定化，这要求有共同的生活地域。”

陈明明着重从政治建设的角度，论述族裔融入国族的过程。认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福利建设都在发挥着族裔融合的巨大功能，但国族的整合最终还得取决于政治建设的进步。这里的政治建设固然包括领土疆域、国家主权、政权体系等内容，但更为关键的是国民政治认同的形成。卢红飚认为，国族的共同价值与共同情感，是一种国族特质的必要成分（essentialelementofnationalchar-acter），并认为“共同的过去未必一定要是光荣的，族群被压迫、羞辱甚至屠杀的经验（或捏造），同样可以激发共同的乡愁，预示共同的任务”。它们必须由国族观点去重新界定，而不应是各个族群文化的总和。“即使是先有各独立族群，再由它们基于共识而结合为国族，例如英语族群与法语族群各省于1867年协议建立加拿大联邦（CanadianConfeder-ation），国族的共同价值也将因国家的成立而取代族群的个别文化价值，成为最高利益指标。”在时间策略上，国家应该先建立国族认同，其后才发展多元族群认同。刘泓认为，国族的建构就是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族认同的转变，并且肯定了这种转变的可行性，“第一，民族认同虽然具有形成后的惯性和稳定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可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民族主义可以利用民族利益、民族安危等词句去动员人民服从国族这个集体。第二，民族利益与利益观念的变化与扩展，可使国族认同的出现成为可能。……国族化是近现代民族促进民族利益的手段，国族认同也是民族利益的建构结果，在族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共同利益观念建构着国族认同”。

在国族构建的研究中，近年学术界还出现了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和“文化化”的争论。以马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而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周平虽然没有使用族群一词，却表现出了相近的学术理路，周平将民族类型区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认为“前一类民族，形成和维持的基础力量是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因而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历史文化共同体；后一类民族，形成和维持的基础力量是国家政权，因而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政治共同体。”并且周平特别强调了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应从“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

四、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国族构建极为特殊和重要的时期。学界已经关注到这一时期国族构建的研究意义，并呈现出一定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也对此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杜赞奇着重研究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倡导“复线的历史”的观念，并希望以此取代“线性”历史。通过分析部分个案，勾勒出近代中国如何接受西方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并用它建构一个从远古向现代发展的民族主体的。日本学者松本真澄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探讨了从清末到1945年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学的研究视野，对孙中山、毛泽东等不同时期少数民族的含义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尤其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美国学者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是关于满汉关系的前沿研究，对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尤其对清末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创新价值和重要意义。

台湾学者沈松侨着重研究了晚清时期的国族构建问题，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国族想象》一文中，研究晚清的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报刊等舆论媒体，对于中国的历史进行了书写。同时，国族的形象又是如何通过选择一系列英雄人物而建立起来的。而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中，通过黄帝神话在晚清知识界的广泛流传及其与传统黄帝传说的断裂，探索了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蕴涵的矛盾与冲突。但其研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是需要注意的。黄克武梳理了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演变，从公私观念重整的视角阐述了近代中国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的转变。

大陆学者的研究首推费孝通，费孝通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来表述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这确立了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国族的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也阐明了研究近代国族构建的重要视角，为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周平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族构建，指出了“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也随之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与民主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深刻把握了近代国族构建的本质，拓展了近代国族构建的研究视域。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国族构建成功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给中华民族披上了国家的外衣，具有了国家形式，成为国家民族。”

高翠莲分析了中华民族自觉的阶段性发展和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横向扩展轨迹。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与现代性自觉之间、共同体的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之间、民族精英自觉与民族大众自觉之间的矛盾运动过程与整合过程。王建娥认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的侧重点不是归属心理和文化统一，也不是法度的划一，而更侧重于政治的改造和社会的整合。陈建樾从借鉴西方理论与处理本国历史遗产的角度，分析了近代的国族观念和国家构建。还有学者对近代国族构建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如高全喜从《清帝逊位诏书》这一文本出发，分析了清王朝在退位之时将帝国疆域连同各族对于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转让于中华民国，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构建，为未来中国领土疆域的完整与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明更为关注传统文化在国族建构中的价值，认为国族意识的建构既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和共同体，而国族意识本身却又内在地要求人们从各自的历史和小共同体中挣脱出来以确立更具有普遍性的认同意识。主张重新认识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以凝聚或塑造国族意识。张淑娟对清末民初国族建构的困境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族是指在知识精英利用原有文化资源进行建构的基础上，在政权的塑造下形成的文化共同体。”近代中国要实现国族建构的目标，就需要“完成从专制王权向民族国家主权的转变；结束地方军阀割据，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完成从文化沉沦向文化自立的转变；还要以国内环境的稳定为前提”。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的限制性条件。面对这些困境，中国人民进行了积极而艰难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储竞争研究了抗战期间，知识精英对西北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强化国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凝聚。储竞争与杨永福还从国族构建的视角，研究了抗战期间的新疆开发问题，阐释了国人在边疆民族危机的压力下，通过整合各族群以形塑稳固的国族共同体。常家树、韩伟研究了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崛起间的关系，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崛起和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

孙中山的国族思想在近代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有学者专门进行了关注，刘佳在其硕士论文中，专门研究了孙中山国族主义的内容及其历史作用；高翠莲研究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意识与国族主义的互动；周靖程对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国族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异同之处。

当前国族与国族构建的研究，已经逐步受到学界的关注，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国族构建的系统性论述尚未出现，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国族构建的关键性节点上，缺乏近代历史的连续性梳理与分析；对于国族构建过程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定性描述，缺乏具体构建措施与效应的分析；国族构建过程的研究更多的与族际问题和文化问题相结合，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多视角相结合的综合性、立体性分析。这些是国族构建研究需进一步阐明的问题，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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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强）

D032

A

1671-0681（2014）06-0012-04

张健，男，汉族，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讲师。

2014-08-16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建设项目“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的国族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XKJS201303）；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范式转换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14Y052）；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1840—1949）”阶段性研究成果。（注：放在页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