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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症结及原因探微*

2014-03-11杨顺清朱碧波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4年6期
关键词:价值体系云南民众

杨顺清,朱碧波

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症结及原因探微*

杨顺清,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组织部,云南昆明,650500)

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是关系到我国西南门户安全的重大问题。作为“边疆、山区、民族”的云南省,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云南一些民众在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政治参与效能感和政治规则意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影响着云南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困境,既有云南本身地缘政治特质方面的因素,也与我国进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有着很大的关联,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云南地区传播方式的不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国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中国的边疆治理中,“如何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始终都是国家治边历史中一个经典性议题。而国家一体化的边疆建构,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行政权力渗透”与“民族精英的内部绥靖”等方面,相对忽视主流文化,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边疆的传播与建设问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国家文化体系的顶层设计,是边疆地区政治和谐建设最重要的文化基石。离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依托,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就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本文将以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依托,探讨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症结及其内在原因,以期对云南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有所裨益。

一、和谐政治文化云南建构的当代意义

云南是我国的一个边疆省份,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历史上就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主要水陆通道。作为一个高原山区大省,少数民族山区、半山区的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此外,云南还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533.7万人,占总人口的33.37%,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云南就占有51个,其中15个是云南所独有。“边疆、山区、民族”的省情使得云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形态十分丰富,也使得云南政治文化存在失谐的风险。云南地区稳定与和谐的治理要求,决定了我们必须开展和谐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

云南地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求对和谐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厘清与探讨,这是探讨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前提。和谐政治文化就其内涵而言,至少包括四重基本的意蕴,其一,政治文化的和谐体现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各种民族亚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统领与涵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演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提炼,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边疆文化、对民族文化的统领与涵摄,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各个民族共同的理性的信仰。其二,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当前我国要建构的和谐政治文化并不是意识形态一家的独奏,而是多元民族文化和政治亚文化共同演奏同一个主题的交响曲。在当代社会,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对“中国梦”的阐释和演绎,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各种民族文化在同一个主题下“多元的统一”。其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并不仅仅意味着各种民族文化和政治亚文化服膺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而且还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各种民族文化及政治文化能够相互尊重、彼此欣赏、和谐共生。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最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意味着当前我们建构的政治文化体系具有自觉理性辨别之能力。我国的边疆地区,不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而且还是国家的军事要塞和战略要地,是地缘政治风险首当其冲的感知者和承担者,因此,当代和谐政治文化的建构,不但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对各种民族亚文化和政治亚文化的统领和涵摄,而且还要求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武装的民众能够自觉地筑就文化安全屏障,自觉地抵制境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政治文化渗透和宗教渗透。

当代我国边疆地区的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尤其是像云南这样一个“边疆、山区、民族”大省进行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一定要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着眼于边疆稳定与民族和谐,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边疆建设极端重要的意义。对于边疆而言,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突出意义主要表现在:

其一,和谐政治文化是促进国家认同的助推器。和谐政治文化最为倚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最新成果,它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和深刻阐释,它所凝炼出来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深邃历史经验的积淀、广阔国际视野的比较和丰富实践规律的认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在促进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其二,和谐政治文化是推动民族和谐的润滑剂。云南边疆是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众多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形成了各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异质性比较突出,再加上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又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各个民族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各样的内在张力。而和谐政治文化所要建构的就是一种“包容性政治”,它促使民众理性看待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政治交往,尊重各个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异质性和利益方面的差异性,并促使各个民族在既有的政治框架内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去维护和实现本民族的正当权利。

其三,和谐社会政治文化是预防社会冲突的减震器。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地区经历了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再加上国家在社会情绪预警机制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社会矛盾的底层化解方面存在很大的滞胀。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不仅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赋予民众理性化思辩的能力,而且还通过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为民众提供精神的皈依,更通过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调适民众的行为规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削弱社会矛盾爆发的强度、烈度和频度。

其四,和谐政治文化是抵制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文化堤坝。云南是我国面向东亚、南亚开放的桥头堡,一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都对云南地区在福音传播和资助办学等各种幌子之下,开展各种各样的宗教渗透活动,甚至明目张胆地从事一些分裂活动。这导致云南地区几乎成了一个文化博弈和认同争夺的没有硝烟的战场。而和谐政治文化在边疆的建设,针对境外敌对势力的恶意诋毁和混淆视听,着意培养民众对伟大国家的认同,对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执政党的认同,这就针锋相对的回应与回击了境外敌对势力种种不轨活动。

二、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症结

和谐政治文化对于国家建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极端重要的意义,昭示着我们必须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大省进行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然而,当代我国的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和谐政治文化在边疆地区遇到了诸多预料之外的障碍,导致了和谐政治文化建设陷入重重阻滞而难以突破。以当前云南地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来观照边疆地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症结,其主要问题有:

1.国家认同问题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所属国家的国家主权、政治体制、传统文化、道德价值和历史里程的认可与接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一个民族成员总要同国家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政治单位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民族成员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单元,而国家则为民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最为基本的舞台。在民族与国家的互动中,当民族成员体察到自己与国家内生的联系时就会自觉地将自已归属于它,从而形成国家认同。相较于与生俱来的感性的民族认同而言,国家认同更近于一种后天理性的建构,它是一个国民对国家的理性而虔诚的信仰。当前云南地区国家认同的总体状态可谓整体良好中存在局部隐忧。在云南边界栖居的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一些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在国家认同上还存在明显的选择性、模糊性和易碎性。在这些民众心中,虽然在内心里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但经济理性人的内在驱动使他们认同并流动到边疆政策比较好的国家。在国家认同呈现明显的利益选择性的同时,这些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更加强化了。一些民众更认同自己所属的民族。中缅边境的一些和尚不说自己是缅甸人,也不说是中国人,只说自己是傣族。很多边境少数民族妇女则没有国家概念,她们只能表述其居住的地名。

2.政治认同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政策取向及成效总体来说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始凸显,国家政策中对少数民族集体性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加以特别的尊重和照拂(如民族优惠政策、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议席、民族干部的培养与使用,等等),都使得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权产生比较强的政治认同感。这对于国家在边疆地区进行一体化的建设,对于边疆地区的稳定都是十分有利的。然而,边疆地区的政治认同还有一个不得不言及的重要问题,那就是民众的政治认同呈现明显的递减现象,即越是高层政府,认同度越高;越是低层政府,认同度越低。据云南沧源自治县的实地调研相关资料显示,民众对“党和政府表示完全信任”的占57.9%,“基本相信”的占20.6%,两项相加达78.4%,“不完全相信”的占13.1%,表示“不信任”的占8.4%。其中,对党和中央政府完全相信和基本相信的分别占到了89.7%和93.5%,结果应该说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民众对省、市、县、乡政府及村委会的信任度(完全信任与基本信任)则呈明显的递减趋势,分别为90.1%、87.5%、77.5%、30.6%、17.2%。

3.政治参与效能问题

在边疆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中,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效能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既是各个民族共同当家作主的民主体现,又是避免民众政治心理疏离的重要法宝。以政治参与效能感而论,云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非参与意识和政治疏离感。一方面,少数民族对政治体系政治产品输出拥有强烈的期待和渴盼,他们希望党和政府出台各种政策,进行各种扶助,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于自身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相当冷淡,不愿也无力进行相关的政治表达和利益表达,政治冷漠现象十分严重。以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民众的政治参与效能感为例,主动找过县上领导反映问题的民众仅占2.8%,主动找乡上领导反映问题只占8.4%,有将近90%民众没有主动找过县乡领导反映过任何问题。相对来讲,由于村社政治体系与民众利益有着密切的关联,村民们对其有较高的利益表达取向。当问及“你是否向村干部反映情况或者建议”,18.7%的人回答经常找,47.1%回答“偶尔找”,33.6%人回答“没有找”。总体而言,佤族村民的政治效能感还是比较低的。

4.政治规则意识问题

在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政治屋顶下,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政治互动,族际合作、族际竞争、族际博弈,乃至族际纷争,都是民族政治生活“复调”中基本的组成音符。多元而灵动的民族政治生活,往往潜藏着民族政治人行为的无序与盲动,这就决定了民族政治生活离不开相应的章法规则,以此来规制各个民族的利益表达、权利维护、文化博弈、族际合作、族际冲突和政治参与,并使之在国家成文的法制规范的制度框架内运行,保证各种族际矛盾不致于产生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后果。因此,在多民族地区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中政治规则意识十分重要。然而,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落后的传统政治文化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往往习惯于借助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而不习惯通过政治规制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云南边境的跨境婚姻,就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的相对淡漠。在中缅边境地区,沿漫长的边界线两侧,聚居着汉、僳傈、景颇、布朗、独龙等16个跨境民族,以及尚未识别的群体克木人。长期以来,中缅边境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缘相邻、族性相通、风俗相同,彼此之间,你来我往,渊源共生,跨境婚姻现象绵延不绝。少数民族在通婚过程中,侧重于村落和族人的认可,很多民众嫌跨国婚姻手续繁琐,往往不去当地民政部门进行婚姻登记。据云南省临沧市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12月以前,临沧市有边民婚姻3888对(到中国定居的数据),其中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1605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2283对”,未履行合法结婚手续的人占到了总人数的58.7%。这些未履行中国合法婚姻登记程序的异国人士,存在着非法入境和非法居留的嫌疑,成为“游走法律边界之外的人”,也成为边境社会安全潜在的不安定因子。

三、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困境的原因探微

当前我国边疆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边疆本身固有的地缘政治因素方面的问题,也有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更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边疆传播路径等诸多方面问题。

1.云南地缘政治特质与和谐政治文化建构的困境

云南是我国西南边疆的边缘性省份,处于国家政治格局的远端、经济中心的外围、交通体系的边缘、信息传导的末梢,远离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感召,又难以受到国家经济增长极的驱动,交通体系的边缘和文化传统的末梢使得云南地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形成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再加上云南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少数民族,各个少数民族都拥有自已独特的宗教信仰,这都使得云南地缘政治特质十分复杂。这些复杂的地缘政治特质都从诸多方面对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挑战。比如在宗教信仰方面,云南地区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回族多信仰伊斯兰教;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则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大部分白族、彝族和部分纳西族、拉祜族信仰大乘佛教;藏族和部分纳西族信仰藏传佛教;部分彝族信仰道教;很多傈傈、景颇、拉祜族、苗、怒族和一部分白族、彝族人信仰基督教,其中一些人信仰天主教.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整体上经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云南的宗教文化氛围在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大环境下更加浓郁。云南多元民族共居和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特点也为境外敌对势力从事各种反华、反党、反政府的活动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境内外一些敌对势力所宣传的反党反社会的文化渗透,搅乱了云南部分民众,尤其边境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政党认同。此外,云南民族多元共处和宗教信仰多元交汇,也使得各个民族和谐共处的建构难度加大。各个民族在民族交往中,不免要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与其他民族进行利益博弈,进而由利益问题引发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导致民族失谐。最后,由于云南与周边一些国家接壤,周边国家的边疆建设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云南的政治文化和谐。比如,越南等国最近几年就大力开展边疆建设,其边疆建设的水平已经超过云南边境一线的发展水平,云南跨境而居的一些民族看到与自己同源同种的异国同胞的生存境遇得到了很大改善,而自己的生存境遇相对而言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免心生怅惘。少数民族因为地区发展滞后和自身福利提升缓慢而产生的心理失衡和相对剥夺感,也是导致云南地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效力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2.社会转型、体制转轨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困境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从总体上讲可以归结为一种双模式的变迁,即一方面由传统总体性社会转向现代异质性社会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国家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体制转轨。在国家转型和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实现了由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弱国向繁荣昌盛的经济大国的历史性跨越。云南地区作为国家整体性发展的一部分,也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现代化一方面将云南地区裹挟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并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强有力的解构,刺激民族利益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由于云南本身历史发展起点的相对低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再加上国家实行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再实行西部大开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云南地区(尤其是一些边境地区)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在云南边境沿线25个县市中,属国家级贫困县的达16个,包括怒江州贡山、福贡、泸水3县,保山市龙陵县,临沧市镇康、沧源2县,思茅市(今普洱市)澜沧、西盟、孟连、江城4县,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红河州金平、绿春2县,文山州马关、麻栗坡、富宁3县,合计占沿边县市总数的64%。而以沿边8州市辖下56县市区计,则国家级贫困县达35个。2007年云南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34元,边境沿线地区超过全省平均数的仅西双版纳景洪市(3103元)和德宏州瑞丽市(2957元),而不足2000元的多达18个县市,其中怒江州贡山、福贡两县仅为894和927元。这充分反映民众的利益期待与现在国家和政府的供给能力之间存在较大的反差。由于当前我国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国家实力的增长和经济发展,政治合法性的类型更近于一种独特的利益型政治合法性,即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政治的认同,主要来源于自身生存境遇的改观。而现代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各个民族福利普惠型增长,族际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分化日益增大。边疆少数民族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有限而单凭一已之力又无法改变困苦境遇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政党认同弱化的不良后果。

3.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策略、力度与和谐政治文化建构困境

我国边疆地区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及政治参与效能感等诸多问题的出现,除了边疆地区本身的地缘政治特质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之外,当前和谐政治文化的边疆建设策略也与之有着很大的关联。在当前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说是政治文化体系中的顶层设计。和谐政治文化的边疆建设,离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是不可想象的。我国边疆地区政治文化失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并不尽如人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边疆地区出现自上而下的传播困境和自下而上的接受困境。在云南的省会城市和一些中心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可以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介向民众进行传播,但在一些边疆地区,甚至包括西双版纳、德宏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国家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都是非常有限的,除了电视之外,大多数民众不能和国家的政治和主体文化进行密切的接触,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宣讲、入脑、入心存在很多的障碍。而且,云南一些边境地区的民众即便是收看电视,大多数情况下所看的也是电视剧,收看新闻的频率不高,甚至很多少数民族还存在语言上的障碍。目前在边境地区条件较好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仍然有500余个自然村的近8万人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听不到广播的农业人口占全州农业人口的14%,看不到电视的农业人口占全州农业人口的4%。在临沧市290.79公里的边境线地区,仍然有近40%的自然村不通电,不能收看电视。再加上地方政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策略过于传统、陈旧、单一、僵硬,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边疆各种民族亚文化的涵摄与统领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彰显。

此外,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边疆地区的传播还体现出明显的认知困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着眼于新形势,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创制而成的理论体系。普通民众,从接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主动接受并掌握其精髓,需要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坚忍不拔的意志、焚膏继晷的修行。而当前云南地区,尤其是边境沿线的基础教育,区域城市、城镇和农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尚不足以赋予民众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能力。这也就是说,当前边疆地区的教育水平并没有能够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足够的知识和智力支撑,从而影响边疆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也妨害当代和谐政治文化在边疆区域的顶层建构。

云南和谐政治文化的建设,是关系到我国西南门户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前云南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中,如何进一步厘清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症结与不足,深入剖析其产生阻滞的内在机理,推动云南人民福利的普惠型增长,促进云南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心灵归依,实现云南的和谐、稳定和繁盛,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并着力解答的一个重大问题。

[1]秋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求是,2013,(2).

[2]王丽华.少数民族乡村政治体系的变迁与发展——以云南沧源佤族乡村为例[M].人民出版社,2012.

[3]临沧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临沧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临沧市与毗邻国边民婚姻情况,http://www.lcsrd.gov.cn/htm l/gzdy/201008/ 607.html

[4]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5]云南统计年鉴(2008)[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6]郑晓云.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责任编辑 刘强)

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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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0681(2014)06-0020-05

杨顺清(1968-),男,云南大理人,云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法学博士,教授;朱碧波(1981-),男,湖北潜江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教师,法学博士,讲师。

2014-07-1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自治地方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研究”(13BZ2025)、“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CZZ110);云南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项目“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的云南探索研究”(YB201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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