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军

从嘎拉哈到iPad，从东北到北京，游戏的载体在不断升级，脚步似乎离家越来越远，但在那大榆树下、溪水河旁，永远有一个爱哭闹的孩子，唤大榆树一声“干妈”。

所谓的年，也只有回到了家、坐到了炕头、看到门前的那棵大榆树，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年味儿。

“河，只要没回到家，就不是河流”，伊朗诗人帕尔维兹的这句诗，流露出万川归海的深刻内涵。临近农历新年，我和数亿返乡大军一样，如河水般涌入家乡。

提及故乡，要从我家门前那棵大榆树说起。1986年我出生在吉林省辽源市大台村，因为特别哭闹，让母亲十分犯愁。前院的舅姥姥拿着斧头吓我，仍然无济于事。后来，村里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出了个主意：“找棵榆树吧！让这孩子认个干妈，就不会这么折腾人了。”

村里人说，我认干妈那天，规规矩矩不哭不闹，往树杈上系了一根红绳，然后毕恭毕敬地给大榆树磕了个响头。就这样，我多了一个亲戚，得叫她干妈。不知什么原因，那天以后，我哭闹的毛病收敛了许多。

我的童年基本是围着大榆树玩大的，当时的农村并不富裕，也没什么像样的玩具，扇纸片、弹溜溜、抽冰尜、赛爬犁占据了我和小伙伴们的儿时记忆。

小时候的春节，女孩子们喜欢玩嘎拉哈，这种起源于满族的玩具今天已很难寻觅。记得当时在大榆树下，三五个人围坐在一起，手中的布口袋不时地抛向空中，兽骨制成的嘎拉哈在坑儿、背儿、肚儿、轮儿的翻转中，述说着游戏的起始与终结。我至今仍对这种古老的玩具心生敬畏。

6岁那年春节，父亲从镇上给我买了一个发条式蓄能玩具车，我拿在手中高兴得满屋子跑。我对新玩具十分珍爱，一丁点的磕磕碰碰都令我倍感惋惜。不过，没出正月，玩具车的前轮还是坏了，随后发动机也寿终正寝，它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奔跑了！

我不敢把损坏的玩具车拿给大人看，而是悄悄地把它埋在了大榆树下的雪堆里。那时的大榆树，要用两个小伙伴儿的臂展才能将其围抱。我相信玩具车和花草树木一样，到了春天冰雪消融的时候，一定能“重获新生”。

后来，父亲亲手为我做了一个冰尜来取代玩具车。把冰尜放在冰面上，用鞭子抽得它啪啪作响，那是一种在飞快旋转中体味的乐趣。虽然那个冰尜精致好看，却取代不了那辆短命的玩具车在我心中的位置。

上大学以后，离家远了，不过每年回家前的那段时间，思乡情绪总会在心中翻涌，脑海中会浮现冰天雪地里屹然挺立的大榆树、寒风凛冽下热得发烫的火炕和桌上的粘豆包，还有乡亲们赶大集置办年货时的欢闹。现在的村里人，仍在竭尽全力让孩子们读书、考大学。每次回乡，乡亲们都会把谁家的孩子考上什么大学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每次回家，远远地看着家门前那棵大榆树，内心就觉得踏实。我想，大榆树已经根植于我童年的记忆，每次试图追忆过去，也往往都是以大榆树为载体。它就像我与故乡之间的一根无形的网线，总能在我最想倾述的时候找到同频共振。

其实，大榆树的经历颇有些不平，她身上有三处伤疤。第一处是在我还没出生前，那时的大榆树还没有今天这么粗壮，村里人要把它打制成家具，挑来选去，锯了两三下，觉得不够挺直，就放弃了。树虽没倒，但伤疤还在；第二处是在我刚出生后不久，邻居家的柴草垛失火，因为大榆树长得茂盛，部分枝干在凶猛的火势下被烧焦，不过因其顽强的生命力，很快又恢复了生机；最后一处是在我上中学那年，家里修复院墙，有人提议要把大榆树伐倒，这一举动立即被村里人阻止，“这是孩儿的干妈，可不能伐！”

也许是大榆树与我有特殊关系的缘故，也许是大榆树承载了我和村里人太多的记忆……每每提及，无不感叹于命运馈赠礼物之丰厚。我想，关于村庄、关于乡情、关于家，仍有一大堆人和事还存留在内心中、榆树下，而这一切也将随着岁月的洗礼变得厚重、厚实。

初春炊烟爬上云端，盛夏白鹅河边沐浴，晚秋鸟儿枝头入巢，寒冬树梢白雪初醒。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吐故纳新。贴春联、蒸年糕、祭祖、守岁、吃年夜饭……春节是一个令人新生喜悦的节日，经过了稻穗鼓胀、玉米满仓之后，乡亲们以庆祝农历新年的方式表达着对来年的期冀和祝福。

村里人说，小时候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较差，过年时才能吃上最好的、穿上最好的，所以盼望过年。而现如今的村里人，已不单单满足于物质生活上的富足，也在追求着精神生活上的丰腴。小孩子们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里，大人们则在年味的一次次“反刍”中重获心灵的抚慰。

除夕夜，家人杀鸡宰鹅，做我喜欢的饭菜。所谓的年，也只有回到了家、坐到了炕头、看到门前的那棵大榆树，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年味儿。

回家，是一种重回“子宫”的温存，是一种寻根之旅的慰藉，是我围绕着故乡做圆周运动，是我努力靠近记忆的内核，寻找童年植入的“源代码”。

从嘎拉哈到iPad，从东北到北京，游戏的载体在不断升级，脚步似乎离家越来越远，但在那大榆树下、溪水河旁，永远有一个爱哭闹的孩子，唤大榆树一声“干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