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ndrew Zago （译）徐云涛

怪象

传统观念中，关于技艺的核心评判标准是合适与否。历史上，建筑行业的技术准则为建筑师们提供了各种工作方法，但与此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工作，因为它要求一切都是建立在合理的推算之上的。如今，我们也许不再奉其为圭臬，但是在处理比例、样式、布局、装饰、材料的表现、结构等问题时，还是摆脱不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惯性，这是前贤留下的衣钵，后人们或可接纳或可摈弃。这么一来，传统理念中的评价标准依然影响着我们，即便在工作中我们不再以此为参照。“后讽刺”（post－ironic）时期，我们可以借用并不合适的手法来改变评价标准。为了追求完美，传统工艺经营已久的那套标准，现在正让位给更为独特的变相手法。

怪象与正统之间的关系尤其特别。它既不与正统相苟同，也不会批判正统，而是在遵循更为普世的文化体系的同时，建构一套其特有的逻辑系统，自成一体。它的这套体系既不与传统相冲突，也不会一味迎合。

怪象手法既不是颠覆性的也不是恶意歪曲的。采用这种手法的建筑师有必要背离他们的常态，放弃形成已久的技术经验，从而为鲜活的想法做好准备。不过奇形怪状的创作有可能看上去颇显笨拙，甚至还有可能被误解成为讥讽之作。作品可能毫无艺术性可言，它既不感兴趣推翻传统的权力架构，也无意于批判这一架构。它完全走出正统的窠臼，建立一套特有的审美机制。时而肯定时而否定的意涵，给怪象文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通过以下三个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怪象文艺与其他风格的不同之处。这三个案例位于巴黎，是对城市栖居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第一个案例是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于1877年创作的《雨中的欧洲广场》（La Place de l’Europe,temps de pluie）,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伸向远方的豪斯曼大街。行人们一边欣赏着街景一边悠闲地散着步，此时此刻他们完全融入了整个巴黎，闲适的步履映照出这个城市的结构形态。如今罕见的文化样式似乎在这些行人身上和街景中依稀还能看到些影子，街道的布局方式似乎束缚住了人们的行动。

第二个案例中，一名跑酷训练者正跳跃于巴黎的房屋之间。这是一项令人叹为观止的运动，不仅仅是因为其灵活多变，还在于它改变了建筑的常规功能。跑酷是一项解构主义的运动，社会带给城市的压力在每一个不寻常的跃动中尽显无疑，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质疑城市是不是夺去了什么。事实上，跑酷爱好者和行人的行动都离不开城市现有的环境，他们都受制于城市，却又想改变它。

第三个案例发生在国家图书馆前，法国杂技演员皮埃尔－安东尼·杜索勒兹（Pierre－Antoine Dussouillez）正在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动作登上图书馆的楼梯。虽然和跑酷爱好者一样动作灵巧，但是其用意却截然不同。他的这一举动既看不出行人们的优雅，也看不出跑酷爱好者轻巧如燕的身姿。杜索勒兹或许做错了，他那畸形的肢体令人费解，究竟是抵制现有的城市形式还是另有所思。不过有意思的是，此举一出，他似乎完全不用担心这座城市会影响到他的一举一动，他完全不用考虑改变自己来适应城市，反倒是这座城市来适应他。

怪象与现实

一方面，怪象只是一种手法而不是一条准则，用来打通文化中的某些禁区，这样建筑设计才能适得其所。另外一方面，伴随着新的感知方式，这种手法可以借助其特有的逻辑体系重新介入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怪象手法不经意间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就个体而言，这只是一次创新，总而论之，它却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种新手法不断推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创作，这些看似偶然的个体最终为新的文化样式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建筑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是共生的。正因为这样，建筑作为一种人类的技艺，它应该对自己对这一角色负责，另外一方面在某一程度上它也应该忠实于现实世界。怪象手法通过技术层面的介入（例如改变建筑材料里的技术参数），改变技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传统技艺的批判，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那就是传统技艺追求对手法、材料与效果的整体把握。在现代建筑中，这已经遥不可及了，比如“偶然性”这个问题。怪象手法会允许一定限度的技术介入（例如“由上至下”的传统技术），同时也会开创其他的方式来制造不确定性。它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在复杂的现实之中放弃个体的决定权，而是让创造力和偶然性成为采取决定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