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鹏路

(1.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49;2.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弗吉尼亚 夏洛次威尔 22903)

弗吉尼亚大学人文与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以弗吉尼亚大学为基地，放眼全球，旨在推进跨文化与跨学科间合作，对人文科学展开创新型思考。在弗吉尼亚大学人文与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利文森 (Michael Levenson)的办公室中，笔者与他就跨学科、跨文化合作以及人文学科的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对话。

史:利文森教授，您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成就卓越，尤其在现代主义文学方面，您是著名的专家。现代主义为何如此吸引您呢?

利:这个问题很好，它令我开始回想究竟为什么我会把现代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其实很多人都道不明为何会坚持对某一领域的探索。你会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领域。但我很明确得知道自己为什么坚持现代主义的研究。我认为，现代性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们。在某些方面，这个问题比以往更加尖锐，因为我们感受到现代化的力量与日俱增，中国如此，美国也一样。这意味着文化与科技、经济、财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要。我研究得是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那时，文化可以为社会带来切实的变化;艺术作品能够影响历史与社会进程;通过对艺术的生产和接受，可以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我欣赏得是那个时期文化拥有得力量。

史:现代主义艺术家对美学价值的追求以及他们勇于尝试的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中国大学的文学课上，现代主义一直是很重要的一环。

利:你所说得勇于尝试的精神是存在风险的。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些尝试是否会成功。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生活潦倒，无人知晓。在不确定作品会流芳百世的前提下，他们敢于冒险尝试。这一点很重要。

史:这正是我们钦佩他们的地方。

利:我很钦佩他们。我也钦佩他们携手合作的能力。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先锋派 (avant－garde)的书。那些年轻人共担风险、相互支持。他们的群体感、亚文化和对彼此的信心，都是现代主义让我欣赏的地方。

史:如今全美的大学都面临经费危机，而人文科学与全球文化研究所却在这时成立。我还注意到其他大学也成立了以数字化人文学科和学科转型为任务的新机构。人文科学与全球文化研究所为何能在这一特殊时期招聘新教员，组织新活动并吸引到上百万的赞助呢?

利:景气不济，所以在此时成立看起来不合理。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呢?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昨晚在读剑桥大学斯特凡·柯里尼 (Stephan Collini)的作品《大学的意义》(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2012)。他探讨了人们长期对人文学科有用或无用的争议。这是一场冗长的辩论。人们对人文学科没有实际意义的指责至少持续了一百多年。我认为，他的论点很巧妙，也很重要，为什么人文学科从来没被这些攻击打垮呢?人们以为这些势力会征服人文学科，但人文学科却存活了下来。结合你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文学科的生命力恰恰说明人们依旧相信其中的价值。弗吉尼亚大学的领导层大都不是人文学科的。但他们却很重视人文学科。是他们让这个研究所成为现实。他们向梅隆基金 (the Mellon Foundation)申请了这笔资金。是梅隆基金这样的组织保障了人文学科的进步。因此，我一点都不沮丧或失望，我很有信心。我认为，展开越多对话，就能让越多人理解人文学科的意义。我坚信我们不必却步，而是要大力拓展人文学科的功用。

史:您在成立大会上说，“本土与全球”是研究所的双重使命。您能详细说明这一点吗?

利:“本土”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弗吉尼亚大学。我们总在讨论学科间的隔阂。英文系与艺术史专业各自为政，与古典文学分而治之。我们探讨过，学科间的壁垒让人们缺少沟通。对我来说，能邀请人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是最重要的。这样做对本地社区也有好处。“本土”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夏洛茨维尔和弗吉尼亚州。我们的理想是破除大学与城市间的界限，让人们凝聚在一起。为了更深入得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和基础教育保持紧密联系，把小学和中学也纳入研究所的关照范畴。至于“全球”，此刻你和我的对话正是全球化的具体表现。我很高兴，因为当我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交谈时，我看到他们也很激动，他们希望参与，期待合作。他们想要开展更多对话和合作，创立更多跨学科项目，参加更多齐聚一堂的会议，支持更多交换学生。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所可以切切实实做到的事情。

史:人文与世界文化研究中心是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我原以为研究中心只是针对学界，并没有意识到它也是为社区服务的。

利: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雄心勃勃，要努力保持住这种雄心。为什么?因为人们觉得大学遥不可及。许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这样。大学显得高高在上、特别精英，因此参与大学活动时，人们会小心翼翼，胆怯害羞。如果我们能克服这一点，就再好不过了。

史:这个想法对我很有启发。因为中国也是这种情况。您认为为本地社区服务是大学的一项使命吗?

利:是的。在美国，大学有私立和公立之分。你也知道，东岸有些优秀的、实力强大的私立大学。我一直以身为公立大学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我们学校有很多学生家庭条件并不好。这是我们已经接受得一项使命。我认为我们应该走得更远。

史:中国的大学可以借鉴您的这个想法。

利:人们能走进大学，这是件好事。它会从许多方面影响你的前途。

史:我参加了研究中心举办得两场论坛。在我看来，研究中心很关心传统学科在数字时代的走向。苹果宣布，教育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如今人们可以通过苹果的应用程序完成课程学习。您认为“苹果”时代对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的影响是什么?

利:新技术是很了不起的，并且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我认为在人文学科工作超过十五年的人都会感觉到新技术带来的改变。以前想象中的教学方法现在成为了现实。但是，把一切都转变为技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像凤凰大学 (Phoenix University)这样的网络学校就引起许多争议。前几天我在读一本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中国有一个宏大的工程合作项目。但这个项目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网上课程的学费。学生上网络课程交得钱跟实际去伯克利读书的学费一样高，因此伯克利的网络教育是非常昂贵的。教职员工对此很不满意，抵制把大学搬到网上去。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论证。他们说人们有必要切实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就像你现在问我一个问题，我看着你，就能判断出我回答得是否在理，我可以靠看、听、说整个交流系统感知出这些。对我来说，人文学科印证得一个道理是，教育要包含一个人的全部，包括这个人所在的位置，即来到一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地方。对我来说，尽管技术很重要，但大学的海纳百川更加重要，这令更多人能走进大学。一百多年前，世界各地很少有女性上大学，美国也一样。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非常精英，享有这种特权。但现在情况变了。对我来说，这个改变比苹果带来得改变更重要。

史:大学不仅仅是上课、拿文凭。它的文化和氛围非常吸引人，并且有教育意义。我就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到许多美国文化。

利:你在电子邮件中提到过，对所见所闻的思考和与师生的交流，这些跟在图书馆中的科研毫无关系，但也同样重要。你在一个地方生活，那儿的一切都供你观察、思考。

史:“文化”一词很难定义。但我认为日常生活就是文化。

利:没错。人们通过交谈、饮食和在公共场所交流意义的群体生活，这就是文化。我认为大学的供给比人们能意识到的多。

史:您的阅读习惯发生改变吗?您现在更常读纸质书，还是大多在移动设备上阅读?

利:我常用iPad看书。过去吃早餐时，我手边总摆着《华盛顿邮报》，现在则是我的iPad。这样我可以浏览《华盛顿邮报》，看下《纽约时代周刊》、《卫报》，再读些中国的报纸和印度的报纸。是的，这是一个变化。通过使用科技产品，我对时事更加敏锐了。它对我有很大帮助。上学期我开了《全球化研究》这门课程。科技丰富了我的世界，所以我才有教授这门课程的基础。科技进步当然很重要。

史:世界变得更小了，为了更好得理解这个多元化世界，学生需要做好准备。跨学科是另一种形式的多元文化实践，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利: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它让我想到我一直认为很重要的两点:跨学科和国际化。有时我对同事说，我想要建立得项目是国际化、跨学科的。要想国际化，必须跨学科，因为文化很复杂，包含许多方面和角度。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跨学科的项目都得国际化。我觉得有时人们太投入于本地的跨学科研究而忽视了国际责任。对我来说，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很重要，但是跨学科不见得带来国际化。这一点很重要。

史: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跨学科合作案例?

利:最近健康中心的几位医生联系了我，我不记得是否告诉过你。他们在弗吉尼亚大学国际健康中心工作，非常优秀。海底地震后他们去那儿进行救援。他们还在南非呆过一段时间，做净化水的工作。他们来到研究所，询问是否可以展开对话。他们想知道健康和人文是否可以产生关联。两位医生和这里的两位教授，一个是我，另一位是历史系的教授，我们谈了许多。我们兴致盎然，热情饱满，因为他们说健康不仅仅是指生理上没有疾病。健康是指富有生命力得活着，能享有一切可获得的机会。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同样也是教育的目标。我们希望人们心智健康、情感健康。他们希望人们心智健康、情感健康、身体健康。因此我们准备开设一门以健康为主题的课程——人文健康与医学健康。

史:这门课会对每个学生开放吗?

利:现在还不确定。我只知道这门课会在明年开。我们刚开始着手策划。这会是一门五到六周的短期课程，在研究所授课。我们还没决定是否会请其他教授来。希望有很多学生参与。我们知道学生会感兴趣，但也不希望有太多人。作为首次尝试，我们想实验下这门课。

史:这一定会让人们对健康这个概念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利:是的。它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对我的专业很感兴趣，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们才是在做重要事业的人。他们切切实实得在救人。但他们强调:“你的工作为人们的生活赋予了意义。”我说:“没错，是的。”我意识到，我们可以展开很多合作。

史:您是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英文系教授。您认为在人文学科全球化的浪潮中，英文系的前景是什么?

利:你现在就在英文系，但你记得它的名字吗?我们改名字了。以前叫英文系 (the English Department)，现在叫英语文学系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英语文学”的意思是，不管是世界上哪个国家，只要是用英文创作得文学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在非洲、澳洲和印度就有很多英语文学。因此，英文系得变成国际英文系，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但它没有必要仅至于英文。以前有比较文学专业。它始于欧洲并仅局限于欧洲。因此比较文学只有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如今世界文学比传统的比较文学要广博的多。我认为大家前进的方向是把整个世界的文学创作都纳入研究范围。问题在于，你也知道，你只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会讲所有语言，更不可能造访所有文化。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大家要对这个遍布世界的关系网持开放态度。但你也得谦虚，并意识到只靠自己能做得工作是非常有限的。

史:开放的观念根植于每个人心中，这是英文系改名的原因。

利:我希望你是其中的一分子。回到中国后，希望我们能保持联系，继续尝试一起建立新项目。我觉得你对此感兴趣。

史:是的。我们来谈谈您对杰弗逊总统的“反叛”。他把弗吉尼亚大学构想成“未来人类智慧的堡垒”。如今这个堡垒就要瓦解了，因为研究所强调跨越学科壁垒，甚至要穿过大西洋。

利:我认为杰弗逊很重要。有件事很有意思。两周前我和一位长期在中国做生意的人一起吃饭。他前一天晚上刚回来。我们有十人共进晚餐，席间大家谈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说，我们知道这是一所很棒的大学，但它在美国国内的知名度远比在海外高。它应该享誉全球，因为这儿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地方。他说，杰弗逊总统比弗吉尼亚大学的知名度要高，这是事实。他的想法是，我们应该维持和杰弗逊总统的关联，因为这是我们的名片。我们要靠这张名片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他们交往。但这时就必须是与时俱进的杰弗逊，这意味着没有堡垒。我认为，如果杰弗逊总统还在世，他会是人文科学与全球文化研究所所长，因为他是一个视野广博的人。我觉得他很具启发意义，不是每个方面，但很多方面是这样。

史:您认为人文与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会变成一个院系吗?它需要或它有理论根基吗?

利:我们在讨论跨学科研究和教学。对我来说，跨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道理是，你必须灵活、多样化、具有多重视角。这意味着不能只用一种方法，不能只有一种教条或学科。我认为我们要非常自觉、警醒，做到这个意义上的理论性。因此，我们和研究中心教师顾问召开的会议非常有趣，他们说，什么是人文?它是什么意思?全球文化意味着什么?它是什么?我们会在月底举办一个会议，它会非常理论化。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新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认为我们超越了必须成为新学科这一概念。

史:所以，研究中心的理论基础将会是传统学科中不同方法的整合。

利:是的，说得很好。我非常希望研究中心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地方，不受学术野心的制约，不受追逐学位的腐蚀。相反，它全然是观念的汇集与交流。对我来说，如果我们可以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也就是说，你没有必要一定参加活动，而是想来就来。如果你愿意听，想听多久都行，随时可以离开。对我来说，摆脱体制机构是我们一直向往的事情。大学有些机制非常刻板。人们得铭记最初我们为什么会来到大学。我们是来向彼此学习的。在这一点上我越是想得多，就越觉得一个庞大的大学有一个小小的研究所是多么重要。它可以成为一个不附属于任何机构的地方。

史:所以研究中心就像个桥梁，着重于学科间的合作与联系。

利:它也容纳那些不按照学科模式思维的人，把那些大学以外、来到大学只是想谈谈某个问题的人囊括进来。不管他们想讨论的问题是暴力、老龄化还是健康，研究所都会为他们提供参与的平台。

史:您刚才说，希望研究中心变成一个纯粹的、全然关乎观念的地方，不受学术野心的腐蚀。这一点很有趣。

利:从某些方面而言，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刚刚讨论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他们想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只想远离正轨渠道。我做这个工作很开心，我勤奋工作，喜欢写书，热爱教学。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要把自己变成机器。要记住，这是人文，我们是人类，因此我们想要有成就感，渴望幸福，希望互相支持。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不受束缚是很重要的，不要受到发表文章、急功近利展示你的业绩这些观念的制约。大家知道人文学科跟造汽车不一样。人文学科的成果需要时间，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

史:您的学术兴趣一直是现代主义文学。那么跨文化合作是否影响了您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教学?

利: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是艾略特(T.S.Eliot)。我知道艾略特离开马萨诸塞州去了伦敦。我想，我也可以这么做。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本科毕业后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可以在伦敦学习一年，就像你在美国的奖学金一样。有些事情令你终生难忘，它会永远改变你的人生。那时我意识到，一生只待在一个国家是错误的。看看这个世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醒悟到必须走出北大西洋区域时，我发觉自己觉醒得晚了。我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与欧洲的交流，因此很自然我把重心放在这个区域。后来我去了印度、中国，马上要去澳洲，还会再去中国，这些旅程对我也很重要。第一次伦敦之行令我感受到了成长。我的成长从那里开始，但也需要继续下去。

史:伦敦对您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您总是提到它，每年夏天也会带学生去那儿。

利:是的。伦敦对我很特别。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自己在有些地方才最富生机。我最欣赏伦敦的一点是整个世界都融汇在这座城市的感觉。它其实不再是个英国城市了。一个美国人在那儿也会宾至如归。

史:我在您的文章中读到，您和印度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的朋友们打算联合开设一门关于弗吉尼亚·沃尔夫的讨论课。两所大学的学生会一起阅读，交流想法。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项目。

利:我对此也很感兴趣。我希望这门课可以成功。两天前我们在电子邮件中还讨论到了这一点。两个国家的学生都很高兴。我觉得我们真应该这么做。为什么我之前就没想到呢?我在弗大总是跟人们讲要多举办两国联合教学这种活动，科技可以使之成为现实。学生将每周互相通信，因此他们真的像是在一起学习。

史:跨文化交流可以让学生看到，在同一个话题上，另一个文化中的人是怎么想的。也许印度的大学生对沃尔夫的看法与美国大学生不同，这就是文化碰撞带来的火花。我为反奴隶制文学项目(Anti－Slavery Project)翻译了哈莉雅特·雅各布斯 (Harriet Jacobs)的《女奴生平》(The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为了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得理解美国女奴哈莉雅特的故事，我们在前言中加入了跨文化对比，引导读者回想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比如童养媳和奴婢。在研究和教学中，跨文化交流很重要。

利:你做的事情很棒。

史:我期望未来能和弗吉尼亚大学展开更多合作。如果中国学生可以与弗大的学生举行双边课程，在一起讨论问题，这就太好了。

利:是的。我们可以做三边课程，德里大学，弗大和中国的大学。

史:我们可以举行视频会议。

利:这一点儿都不难，真令人期待。我们着手计划这些吧。在你离美之前，我们可以再讨论下如何落实这个方案。

史:谢谢您，利文森教授。我真诚期待未来的合作，并祝您五月份有个愉快的南京大学之旅。

后记

弗吉尼亚大学人文与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于2012年4月26、27日召开了新一轮的学术会议。参加这次会议并发表演讲的学者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詹姆斯·辛普森 (James Simpson)、英国牛津大学的海伦·斯莫 (Helen Small)、印度德里大学的布林达·布斯 (Brinda Bose)和普拉森·查克拉瓦蒂 (Prasanta Chakravarty)，以及弗吉尼亚大学本校的诸位教授，他们分别来自历史、哲学、宗教研究、英语文学、社会学、全球发展研究与人类学、美国研究等学科。诸位学者就文学理论、人文学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与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人文与世界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届世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与2012年8月在印度尼赫鲁纪念博物馆暨图书馆举行，第三届会议在中国南京大学举行。在南京大学的会议上，集合了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印度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贾达沃普尔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诸多国内外知名院校的相关领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