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凌，王志章

(1.四川农业大学旅游学院，四川 都江堰 611830;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人的生活、行为和社会活动由农村转变为城市的过程，城市化的进程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二是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①蔡禾:《城市社会学讲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5页。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城市化真正开始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当人类迈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化、全球化、现代化来势凶猛，城市化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经阶段，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DESA)2011年版《世界城市化展望》，全球人口将在2011～2050年间增长23亿，而城市人口将增长26亿;2011年，40%的城市居民居住在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47%。②DESA.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1 Revision，http://esa.un.org/unup/，2012－6－7.伴随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的步伐，中国城市化自1978年以来有了迅猛的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提升，根据《中小城市发展报告 (2012)》，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6.91亿，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据此估算，中国2013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2.3%。③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小城市发展报告 (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11页。

毋庸置疑，城市化有积极的一面，即能够给城市居民提供高效、便利的城市生活，然而具有开放性与宽容性的城市，同样可能造成城市文化的同质性，城市面貌的趋同。正如库哈斯所言:“我们对城市的记忆正在消失，以后可能要靠图片来拼凑我们的记忆了……可识别性的消失导致大量没有历史、没有中心、没有特色的通俗城市的出现。”③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小城市发展报告 (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11页。

刘易斯·芒福德将城市视为文化的容器，从城市景观能见到一座城市的抱负。文化则是城市和新人类直接的介质，不同质量的城市产生不同文化，而不同文化最终培育出不同的人类。反过来，城市根本功能在于文化的积累与创新，在于传留文化，教育人民。④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天津:天津大学出版，2007年，第55～56页。在城市的文化运行中，创新文化形态，培育中国城市文化的独特气质，实现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是作为泱泱文化大国的中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有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因此，城市化进程给城市文化景观记忆的重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防止城市化导致的城市文化景观破坏、城市文化景观失忆的境地，找到属于自己城市文化景观的发展路径，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深入探索的问题。

二、空间生产理论与文化景观失忆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施吕特尔 (C.O.schulüter)在其《人类地理学的目的》一书中，将景观定义为一个区域结合的外貌单元。①Michael Kuby，John Harner，Patricia Gober.Human Geography in Action.New Jersey:John Wiley＆ Sons Inc，2013，123～125.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索尔 (O C Sauer)则在其发表的《景观的形态》中，提出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区别，认为在人类进入以前的区域原始景观是自然景观，由人改变的景观是人文景观。②［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89～91页。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文化景观概念，是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第16界会议上正式提出的概念，即文化景观是 (遗产)“一种结合人文与自然，侧重于地域景观历史空间、地域景观、文化场所等多种范畴的遗产对象”。③UNESO.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http://whc.unesco.org/archive/convention－ch.pdf，1972－11－23.据此，本文将城市文化景观定义为附着在城市自然地理上的人类活动形态与文化现象综合体，城市文化景观不仅反映一个城市的地理特征，也记录了城市人类活动的历史，表达特定城市地域的独特精神。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对“景观失忆”的相关表述对城市文化景观失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戴蒙德教授将“景观失忆 (landscape amnesia)”描述为“处在环境变化之中的人往往会忘记原来环境的样子”。在戴梦德看来，景观在日常中变化的速度之缓慢，致使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忽略这种“悄悄变化的常态”。“城市文化景观失忆”是针对“城市文化景观记忆”的一种“失忆”，特指城市文化景观记忆缺失的客观现象。导致文化景观失忆的原因大多源于社会发展、环境缓慢的改变带来的文化环境或是景观符号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和集聚，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运动的推动，这三重力量共同触发了中国汹涌的城市化浪潮。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全球化，两者都是空间形态，前者是点上的人群的聚集化空间形态，另一个是全球精密交往的空间形态，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把人们的思维导向空间。④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因此，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景观失忆的动态关系的分析，列菲弗尔 (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空间”是行动主体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空间生产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二是对空间产品的价值的生产，其中对空间产品价值的生产是空间生产的核心，因为空间产品价值产生于人与人的社会交换，生产空间产品价值，实质上生产的是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列菲弗尔将城市视为研究空间生产的最佳场所，认为空间生产出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扩张、社会的普遍城市化及空间性组织等各方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⑤包明亚:《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页。在列菲弗尔的思想中，“生产”既是一种物质过程，也是一种精神过程，由此将“空间生产理论”置于城市文化景观失忆与重构的研究，就是讨论在各种社会力量介入下，城市文化景观在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空间层面中，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更新过程。

本文以空间的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历史文化名城和休闲名城成都市为案例地，通过静态现状描述城市景观文化失忆的具体表现，动态分析城市文化景观失忆的原因，探索通过空间再生产实现城市文化景观的重构路径，以期为成都及其他具有相似相近情况的都市理解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维系城市文化景观遗产、延续城市文化景观记忆，实现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等提供参考。

三、城市文化景观失忆的表现形态

在芒福德看来，作为一种“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的城市，城市“促使人类文明的生成物不断增多、不断丰富”，也“促使人类经验不断化育出生命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孕育出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化育出有序的体制、制度”。⑥［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宇，周鸣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页。毋庸置疑，中国城市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景观记忆源远流长，它们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留下无数壮观的历史画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以辛勤的汗水和聪颖的智慧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物质文化，成为一个时代的价值符号，而且还在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中凝练出根植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且有利于共同体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制度文化。通过语言、称谓、观念、习俗等表现的无形的文化形态体现出来，以及通过建筑、街道、山川、河流、雕塑等构成城市的一系列有形景观要素而体现出来的有形的文化形态，构成了城市景观文化的图景。城市文化景观的持续延绵发展，不仅铸就了一个城市独特的个性和魅力的张扬，增强了城市居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且还为城市发展赢得了人气和社会资本、符号资本。

成都，别称“蓉城”、“锦官城”，是一座拥有4500多年城市文明史和3000多年城市建设史的“老城”。在中国偌大的历史版图上，成都是除太原外另一座建城以来城址以及名称从未更改的城市，加之地处四川盆地西部，平均海拔50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土地肥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极富传承性的城市特性与千百年来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地位，孕育了成都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伴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成都城市在“摊大饼”的空间拓展中由于受到利益的驱动，致使一些成都城市景观在“大拆大迁”中快速消失，城市文化景观的失忆正在成为成都城市文化的伤痛。

(一)城市建筑特色逐渐消逝

成都在明国时期的主要民居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居民居住的门板房，另一种就是达官贵人、地主、财主居住的公馆。①武弋，聂康才:《浅析成都民国时期公馆建筑特色》，《江苏建筑》2012年第1期。“门板房”是用几十块两米多长的木板，一块块拼起就是“门”，打开“门”就是铺面，再往里面走就是住家生活区域。现在除了成都周边一些古镇上还可以看见这种“门板房”，这种前店后房的、真正成都本土市井老百姓建筑已经完全消失。成都的“公馆”坐落于和平街、布后街、东胜街、三倒拐、东风路、鼓楼街、庆云街一带，市区中心附近闹中取静的地方，这些建筑多为中西合璧式，是川西传统民居建筑中的特例，因而极具成都地方特色。如今这些公馆建筑大多也逃脱不了大拆大建的命运。以位于布后街 (现槐树街)的熊克武公馆“息庐”为例，熊克武为四川辛亥革命的元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息庐”原有院落七个，大院套小院。宅院座北朝南，院落很大，除正院三进外，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小独院，共四十余间瓦檐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平房。1954年后，“息庐”面积逐渐缩小，先是修建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右侧独院消失;后开辟红星中路，左边小院随之不存;再后来建造钢筋混凝土宿舍楼，成为文联的办公处。今天，这座堪称川西公馆的集大成者的“息庐”已无觅处。

(二)城市聚落与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在城市记忆里，如果说街巷是成都城市的纽带，大院与公馆就是散布在纽带上的星星点点的珍珠，共同构成成都的城市聚落形态。如今，成都大多街道名称还在，街道上的老建筑几乎都没有了;或者老建筑呈点状分散，例如耿家巷片区的润居、邱家祠堂，九思巷里的冯家大院，当然还有水井坊，但都形不成规模。②袁庭栋:《成都街巷志》，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5～8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成都市的城市格局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成都古城的形制自秦以来，就是因江山之势而筑，从而呈现大城、皇城、少城的“重城”城市格局，并形成了独特朝向的道路系统，城内三种格局的道路系统并存，为我国古城罕见，③郑小明:《成都的城市景观——传统与未来》，《四川建筑》2002年第2期。是成都城市格局的一大特色，建国初期成都延续了“两江相拥，三城相重”的格局。2008年，成都市制定《成都市中心城区“两轴四片”建设总体实施方案》，提出“两轴四片”的城市布局方案，人民路 (含天府新城)、东大街 (含攀成钢)两条轴线将中心城市分割为四个功能片区，在提高城市空间效率的同时，成都传统的城市格局彻底被打乱，“重城”历史风貌已基本上不存在。

(三)城市行为与制度文化景观弥漫功利气息

城市的行为与制度文化景观既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延绵，也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创新和随波逐流，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正向负向的冲击。成都的发展也不例外，许多好的行为与制度文化景观有传承下来的，也有在社会发展负相关元素影响下遭遇失忆的。

休闲的庸俗化盖过传统的记忆。成都城市位于都江堰自流灌区的平原中心，具有水旱从人、土地丰沃的地理特征，农业文化孕育了田园诗歌、极度宁静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造就了成都特有的悠闲气质，休闲从而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成都城市生活方式。成都人的休闲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泡茶馆、摆龙门阵、吃串串、郊游，应有尽有。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工业文明逐渐代替农业文明，安祥闲适、怡然平和的悠闲气质逐渐被浮躁、欲望与急功近利取代，休闲开始丧失独特的人文土壤，使休闲方式随之庸俗化，在很多外地人的心中，成都人的“喝茶”几乎等同于到茶楼打麻将，“乡村旅游”则等同于到农家乐打麻将。

过渡商业化气息侵蚀着传统的城市。城市节庆是一种以“节”为名，一次性或定期举办的以商品产品和物产特产、文化、自然景观、民俗风情、学术交流等为主题的城市重大庆典。成都有着丰富的节庆资源，第七届中国节庆产业年会上，成都更是获得“十大节庆城市”殊荣。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指导思想下，节庆活动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忽略了文化内涵的挖掘。以2012年成都国际美食节为例，每年成都灯会、花会、游园会的“必备项目”——大肉串、臭豆腐、肥肠粉、大肠包小肠、包子、鱼丸、米线，甚至玉器与放大镜摆上摊位。密集的人群、千篇一律的餐饮、高昂的消费、与节庆毫不相干的各类商品，成为美食节的主旋律。

(四)成都城市意象模糊

城市意象是凯文·林奇 (Kevin Lyncy)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城市理论。在他看来，一个城市的意象通常是由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所构成的。根据城市意象，人们是通过对城市的环境形体的观察，对城市的产生认识并形成的意象。①［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5页。成都城市意象模糊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特色意象消失。城市特色意象是由于城市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习俗的差异，在特定区域的景观作品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或“象征”或“叙事”，形成一些特有的景观式样，也有助形成独有的城市形象。②沈益人:《城市意象研究——城市设计特色环境塑造的基础》，同济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五代十国后主孟昶在成都城头尽种芙蓉，秋天芙蓉盛开的时候，成都成为“四十里为锦绣”的花城，故作“蓉城”，就此，“蓉城”成为成都特色的城市意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芙蓉花成为成都市市花。曾几何时，“四十里为锦绣”的城市意象停滞记忆中。

二是城市边界不明确。边界是道路以外的线性要素，它们是两个地区的边界，相互起侧面的参照作用。成都古城的大城、皇城、少城的“重城”格局自秦以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成都始建于明初，明末，战乱频繁，城墙多被破坏。乾隆48年，四川总督福康安花费巨资重修，所建城墙周围长二十二里八分，上有垛口及箭孔8122个，八角楼4个，炮楼4个，城墙高5丈，城墙四周分别建有4个门，城门外建有方形瓮城，并遍种芙蓉，间植桃柳，不仅在视觉上形成独特的景观效果，更在形式上让城市内外分明，由此成为成都城市的边界。1958年4月，成都市第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决定拆除城墙，仅保留北较场成都军区一段500余米长的残墙;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四川省革委决定拆除“布局类似北京天安门”的皇城，在其原址上修建万岁展览馆。至今，除个别地段还残留着一点城墙遗迹，成都老城墙除已经基本消失。伴随成都城市的扩张，城乡统筹一体化建设力度的加大，城市与乡村无论从住宅格局、空间聚落还是整体风貌都出现趋同化倾向，城市边界逐渐模糊。

三是城市标志物不明确。城市标志物，又称城市地标，是指每个城市的标志性区域或地点，或者能够充分体现该城市 (地区)风貌及发展建设的区域。城市形体的各种标志是供人们识别城市的符号，人们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观察而形成感觉，从而逐步认识城市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成都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标志物逐渐被拆除，或者在迁址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以1969年修建的成都电信局大楼为例，因为与之一起修建的是有“成都第一钟”美称的钟楼，大楼成为成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2010年9月23，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钟楼被拆除，尽管相关部门表示钟楼可能还要重新组装摆到某个地方作为纪念，然而目前还没确定它以后的去向，因此暂时被存放在库房里。为庆祝一环路开通而建于1988年的“建设者”雕塑原址位于水碾河路口，主体部分以工人阶级奋发有为的形象为题材，反映了成都东郊曾经辉煌的工业，一度成为成都市的一个标志性的城市建筑。2004年一环路改造，雕塑被搬迁到了成都现代工业文明博物馆。尽管博物馆选择拆迁遗留厂房的遗址进行场景复原和重新装饰，试图展现成都工业辉煌发展的历程，然而由于“藏在深闺”，缺乏与大众的活态交流，“建设者”雕塑逐渐丧失了以往的文化内涵，及城市标志物的价值，流逝在成都市民的记忆里。

四、城市文化景观失忆的机理分析

文化景观失忆的发生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也有内在的自身消解。外部环境的影响多为主观因素所致，内在的因素多为城市在社会变迁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或侵蚀造成。客观分析城市文化景观失忆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理，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重构城市文化景观记忆。

(一)城市文化景观记忆的时代性与功能性

柏格森认为，“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①连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因此，城市文化景观记忆本身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必然带有创造或生产它的那个时代的特点。例如，蜀后主孟昶喜爱芙蓉花，于是命人在成都遍植芙蓉，成都由此有了蓉城的美称;而到了文革时期，成都的芙蓉花正是因为孟昶的喜爱，成为“封建残余”的代表而被砍伐，无一例外地说明了城市文化景观具有时代性，因而伴随时代的变迁而失忆。城市文化景观的功能性指其对人类社会有某种功能意义，事实证明，许多城市文化景观具有多种功能，如城市既是人们居住的聚落，也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场所。因此，当城市发展对文化景观的功能需求减弱，或者依赖度下降时，城市文化景观无疑会面临失忆的危险。如成都皇城的老城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成都在三藩之乱时饱受兵燹之灾，福康安才因此重修成都古城，成都才形成了在古代来说非常完善的城防。②唐成超，何磊，杨昌平:《成都古城墙变迁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随着时代的变迁，成都老城墙抵御强敌、保卫家园的功能逐渐退化，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和人们的视线。因此，城市文化景观的失忆，也是对文化景观本身固有的功能性的回应。

(二)城市建设中“保护”与“建设”两者关系失衡失调

为了生活，我们来到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留在了城市。城市建设，是为了建立宜居的城市环境，让城市居民获得高质量的生活;保护城市的传统文化是为了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保护城市的传统建筑是为了保护城市文化的本体，留住城市文化景观的载体，“保护”与“建设”都是为了城市的明天更美好，二者没有根本的冲突。然而近年来，各类以城市建设名义进行的“危房改造”、“大拆大建”、“旧城改造”不仅毁坏了城市传统建筑本体，更是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组织结构、社会网络、生活环境与居民间的邻里关系;各类以保护利用名义进行的历史文化街区再造、历史文化保护区商业开发割裂了再造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保护区与所依托文化之间的渊源;仅仅对冠以“文物保护单位”称号的城市文化遗产的单体保护，彻底切断了遗产与环境的联系，摧毁了城市的文化生态;处处耸立的高楼大厦、处处弥漫的商业消费吞噬了城市居民过去拥有的城市意象，城市情感一下子变成了封存的记忆，城市面目因而变得如此陌生，当城市与城市之间都“千城一面”的时候，城市文化景观的失忆成为必然。

(三)城市社会价值的整体缺失

城市建筑、聚落、节庆、地标、边界只是表象的城市物质文化，表面上看，这些城市文化景观失忆是由于城市化的开放性导致的城市文化景观趋同，但历史地看，还是因为社会价值观的整体缺失与城市文化个性的鲜明。城市如果有自己鲜明的文化个性，市民很难共享一份独特的文化记忆，文化景观失忆由此变得容易起来。③叶匡政:《城市口号与城市文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8月16日。回首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城市，无一独特而鲜明的文化个性而流芳百世，例如盛唐长安与明清的苏杭，前者是繁荣开放、兼蓄并收而的文化气象，后者则充满了通俗文化的繁盛与隐逸文化气质。而一个没有独特价值观的城市，难以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在功利主义的气氛中要维系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记忆，几乎是一种奢谈。

五、城市文化景观记忆重构的路径

亚里士多德曾言，人们为了生存聚集于城市，为了美丽的生活而留居于城市。失去文化景观的城市，是缺乏生命和活力的城市，是无法给市民提供美丽生活的城市。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尽管城市社会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各种城市空间重组的艰巨任务，但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城市文化景观为代价来实现短期的目标，因此，在保护好现有城市文化的同时，重构城市文化景观记忆对塑造城市新意象，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以“有机更新”策略为城市空间再生产的行为指导原则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对“有机更新”策略有一个经典解释: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需要新陈代谢。但是，这种代谢应当像细胞更新一样，是一种“有机”的更新，而不是生硬的替换。①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21页。在城市文化景观记忆重构的路径研究中引入“空间的生产理”论，就是讨论如何按照顺序城市的文化机理，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城市文化景观的更新与重构。“有机更新”策略在改造北京菊儿胡同的时候得到成功实践，为中国城市文化景观的复兴与重构积累了宝贵的本土经验。根据“有机更新”策略，一个城市要复兴历史的文化景观记忆，首先要再造城市机理，即以保持城市传统街巷网络体系与街道模式为前提，在保持城市标志性建筑物的同时，填补符合建筑的空间特点与建造规律的民居类型及相应的变体，在延续城市文化景观的同时，承担新的城市与发功能。其次，根据文化景观的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差别化的城市“有机更新”策略。例如对已经失去使用功能的破危文化景观进行拆除;对有遭到一定破坏，但是仍然保持一定特色基础的景观，可以通过寻找“历史原型”，保持城市格局，强化景观特色。②张鸿雁，胡小武:《城市角落与记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城市通过不断的“有机更新”，除了实现对文化景观本身延续与重构，也是为了保持不断丧失的地方感与传统地方特色，以留住城市文化景观赖以存在的城市土壤。

(二)正确认识城市文化变迁与文化景观失忆的两者关系

变化是城市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因为城市化就是城市在生长、再生长的变化过程，因此没有变化的城市，不可能具有当代意义。城市文化景观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都是一个漫长的积淀和发展过程。从物质层面来看，由于建城的历史局限和受到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的限制，城市的空间规划、符号文化区位等无疑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在城市成长的进程中甚至会制约城市发展。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资金、信息、人才流加速和产业的聚集，原有的城市物质空间无法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空间结构在再生产中无疑会被打破。如此一样，镌刻着城市记忆的一些符号文化经景观会在空间的再生产中遭遇消解，慢慢地就失去记忆。遭遇变迁与消解的城市文化景观，不可能都成为博物馆，或者进入博物馆;如果文化景观难以通过保护对城市经济形成直接贡献，或形成与保护相关的旅游业，那么就应当创建一种可行的具有经济效益的使用方法，即对本土经过几千年文化沉淀所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进行思考，实现城市文化景观的活态利用。③［美］史蒂文·蒂耶斯德尔:《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张玫英，董卫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1页。例如位于成都暑袜街与兴隆街转拐处邮电总局老局房，由加拿大建筑师莫理逊等设计，承载着成都市70年历史沧桑。伴随城市的发展，老局房无论从占地面积还是功能设施，都无法满足市民的要求。成都市政府于1999年开始在老局房原址的新局房重建，重建后的新局房现在已经营业，营业区面积为原有营业区总面积的5倍，也是目前四川省最大的全功能邮政营业旗舰店。

(三)探索乡村文化景观传承实现城乡文化景观多样化

在“空间的生产理论”中，生产是一种物质过程，也是一种精神过程，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既是一个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种资本力量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乡村文化景观还是城市文化景观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文化与经济的契合、不同资本理论的角逐与多元利益的博弈，一直都是文化景观生产中不可避免的考量要素。探索乡村文化景观传承，避免乡村文化景观城市化，以在城乡之间实现城乡景观的鲜明对比，一是探索“工业化”以外的乡村发展路径，寻求新的乡村空间生产力，例如走“旅游化”发展道路就要求传承乡村的“文化性”，对乡村文化景观基于原地与原型的保存和保护，在保护的过程中挖掘其文化意义，以实现乡村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要在乡村发展中通过进行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发展乡村治理、推行乡村社区参与等多种途径创造乡村发展中不同利益群体的交流渠道，赋予乡村居民对自身发展的话语权，重塑乡村空间中各资本力量的博弈格局。

(四)增强城市认同重塑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普遍认可的一套价值与观念①［加］贝淡宁，［以］艾维纳·德夏里特:《城市的精神》，吴万里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49页。。一般而言，城市是通过建筑与外观相互区别，然而城市及其居民大多都表达着自己独特的习性与价值观，因此，城市精神是城市整体价值观的内核。重塑城市精神，首先要增强城市认同。城市认同是城市成员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在城市的心理依恋感，文化归属感，②刘丽莲:《深圳居民城市认同感分析》，《中国统计》2011年第10期。体现了对城市价值的共享。增强城市认同一是要大力加强城市公共交往空间的建设，从空间形态上为城市居民构建有利于其交往的场所与机会，从空间功能上为城市提供形成认同的物质载体。二是尊重城市的多样性。简·雅各布斯曾提出，要让不同年代、环境和用途的建筑物并存，从而保证城市的多样性。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城市元素，让它们不会因人的主观被轻易毁去或替代。③雅各布斯(Jacobs J.):《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43～145页。对一座城市而言，多样性意味着城市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获得生存权。对城市多样性的尊重，是全球化时代下城市开放、包容、生机与活力的体现;只有尊重城市多样性，城市本身才能获得其居住成员的尊重，城市文化景观的延续与更新才能够广泛的社会认可。重塑城市精神，还有就死要准确定位城市精神诉求。城市精神应当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历史与现实的融合，是该市文化底蕴的具真实写照。2005年成都市政府将城市精神表述为“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内涵有对现实的体现，对未来的引领，独缺对城市历史底蕴的写照;城市精神，不写照城市底蕴，便无法抓住城市的“魂”，而不能称之为城市的精神;对文化底蕴难以保护的城市，更不能对城市文化景观进行传承、发展。

结语

凯文.林奇曾说过: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一个好城市，但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造就一个好城市。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带给我们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如何造就一个好城市，则是我们在机遇与挑战面前，应当深思与探讨的根本性问题。本文的分析正是基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成都城市建设面临的文化景观失忆的问题，而做出的现状描述、机理探索与文化景观重构的理性思考。希望抛砖引玉，为具有相似情况的城市重构城市文化景观，延续城市文化作出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