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贞 姬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论嘉纳治五郎对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尹 贞 姬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投身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先驱者，在清末中日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保卫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研究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机、活动、思想有利于揭示近代日本介入中国教育改革的真正意图，也有利于分析清末中日教育交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意义。

嘉纳治五郎;中国教育现代化;中日教育交流；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成为东方最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的成功强烈地震撼和刺激了中国，并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样板。特别是日本的教育现代化，因其相对远离政治高压与经济掠夺的直接战场，而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朝野争相接纳和效仿的对象。而中国在教育上全面学习日本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正是这种主动选择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从而决定了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转变和教育活动的重新构建。

嘉纳治五郎的名字，在今天的日本可谓家喻户晓，这主要是因为他是柔道运动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位杰出的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投身于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先驱者，是清末中日教育史上影响重大的关键人物，并且对清末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嘉纳治五郎的研究，中外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特别是嘉纳治五郎对早期赴日留学生的接纳与教育，以及宏文学院的留日学生教育都研究得比较深入全面。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却忽略了一个方面，那就是嘉纳先生改革中国教育的主张和中国留学生的冲突与磨合。然而，正是这种冲突与磨合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几种教育关系的学术探讨，推动了清末中国现代教育学术研究。因此，本文在论述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改革的影响时，将着重点放在日本老师与中国留学生的冲突方面。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走出一条畅通的道路并非易事，更何况清末中日关系错综复杂，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选择了“脱亚入欧”，明治维新末期又以日本帝国的侵略与扩张身份“横行亚洲”，各种思想、各种政策、各种心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中国的态度也决不是一边倒。嘉纳治五郎在这种中日双方经常发生摩擦的背景下，坚持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实属难能可贵。

一、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机

中日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逆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崛起于东瀛，并在甲午战争后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加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中国却在“以强敌为师”的口号下，急遽走上了取道日本、学习西方的道路。这些形势的变化无疑使日本对华政策不断变化，其复杂性直接反映到中日关系的不同侧面。

在这种背景之下，嘉纳治五郎在1903年6月发表了《学界国际策》。在这本书中嘉纳指出：“日本与清国如唇齿之相依，一旦有事，必投于战乱之中，其祸害及于我国者甚大，不可不防也。清国之保全发达，亦惟清国自为之耳，如欧美诸国冲突，清必不能保全。若望其能自防御自发达，则不可不辅佐。……且清国之保全发达，可以维护东洋和平大局，由俄国利益下观之，又不可不尽力以为清国谋。”[1]在嘉纳看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重大，中国不保，日本难全，这种存亡相依的近邻关系，迫使日本在强盛之后，不能对往昔有恩于日本，今日却已衰落的中国袖手旁观。而且，嘉纳又把中日关系进一步扩大到亚洲各国关系的思路中，他认为只有中国和平才能保住亚洲和平，亚洲和平才能维护日本和平，他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保卫亚洲乃至世界和平。这是嘉纳坚持日本必须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然则，如何辅佐中国，使之强盛，作为一个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先把视角投向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并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活动。当时他的行为并不为日本社会所一致认同，曾引起持不同观点的各界人士的怀疑和指责。当年日本《朝日新闻》中的《对清政策》一文明确指出：“今分人士亡人国者，其铁道乎，分之使其不知其分，亡之使其不知其亡，其铁道政策乎……然福建者，自地理上形势言之，与我(日本)台湾遥对，政治上通商上皆有密切之关系，犹如朝鲜与我九州，隔一衣带水，轻重相等。故宜先建一牢固不拔之势力，以为侵略南清之根据地。”[2]与这些赤裸裸的侵略扩张言行不同，嘉纳治五郎对中国的诚意是基于日本与中国双方的根本利益。嘉纳治五郎是和平主义者，他认为只有中国和平才能保住亚洲和平，亚洲和平才能维护日本和平，希望中国强盛起来保卫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这是嘉纳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动机。嘉纳治五郎作为日本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还直言日本人到中国不能只为自己的利益，也应为中国利益着想，不愧为真善邻之道。但嘉纳治五郎参与教育改革的动机不止于互利互保，还有更为深层的考量。这一动机涉及到日本谋求海外发展及日本与西方争夺国际地位与在华利益。

作为清末对中日教育关系影响重大的关键人物，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机是复杂而多方面的。这种动机既产生于日本的文化心态与理想追求，又形成于西学东渐的国际背景之中。中国沦为殖民地国家，丧失了自身在各个方面独立探索与领先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而这正是日本从各方面介入中国的契机。

二、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活动

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其一是在日本国内创办中国留学生教育机构，其二是接待中国赴日考察教育人员，其三是到中国实际考察教育现状。

(一)创办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机构

嘉纳治五郎，一直热衷于留学生教育事业，并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近代教育理念。伴随着中国近代第一次留学热潮，嘉纳治五郎基于自己个人对当时中国的看法，1902年1月正式创办了宏文学院。宏文学院是中国近代留学日本热潮中创办较早、接收留学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特设教育机关。宏文学院成立后不久，嘉纳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中国实地教育考察。此次中国之行，特别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多次会面，对宏文学院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还扩大了宏文学院招生的渠道。宏文学院的教学目的是为清国留学生考取正式的专门学校做准备。书院在创办之初设立的是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其中比较正规的是普通科，它一般为三年制，教授的主要内容是日本语和普通学科知识。速成师范科一般为一年，所教授的内容除日本语外，还有修身、教育学、数学、理化、史地、体操、动物学、植物学、理科指导、图画、英语(选修)等。鲁迅、陈独秀、黄兴、杨济昌、陈天华、林伯渠等就读的就是速成师范科。此外，还有李四光、张澜、胡汉民等中国知名人士。

(二)接待赴日中国教育考察人员

以中日甲午之战为转折点，日本人对中国由崇敬而变为蔑视，泱泱大国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长期处于师长之辈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开放、西化了的邻国日本。留日潮汹涌而至，教育考察访问接二连三。在接待日本教育人员的活动中，嘉纳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笔者查找的清末27种教育考察记中，有99处提到嘉纳治五郎，而《严修东游日记》中有18处提及嘉纳治五郎，反映出中国教育考察人员与嘉纳接触频度及对其意见的重视。

嘉纳对中国教育人员的接待活动主要包括：安排或陪同参观学校，进行教育演讲，宴请中方人员，接待中国教育人员的私人访谈，交流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等。嘉纳还亲自为赴日考察教育人员作了有关教育方面的系统讲座，共12讲，涉及到教育思想、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教科书编辑、教育行政管理、教育结构等方面，对中国教育考察人员进行近代教育学启蒙。嘉纳不但热情接待中国访日教育人员，还通过系统讲座的形式，为中国培训了具有近代教育学知识素养的专业人员，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意义极为深远，正是这些曾经访问过日本，受到日本教育学熏陶的人员(如陈毅等)，直接参与起草了《癸卯学制》的蓝本。

嘉纳对中国教育改革的理念并不是靠主观臆断，而是来自于他对中国教育的实地考察与认真思考。他公开发表的对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见解，都出现在实地考察中国教育之后。

(三)实地考察中国教育

1902年7月21日到10月16日，嘉纳治五郎接受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劝说，到中国实地考察教育现状。日本媒体对此十分重视，于1902年8月10日，在日本的《国士》杂志上以嘉纳本人的名义，系列报道了嘉纳去中国考察教育的信息。嘉纳一行航海经由朝鲜到中国，历时近3个月，经过烟台、塘沽、北京、天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长沙、武汉等城市，参观了数十所学校，形成了对中国新式学堂的初步认识。对当时中国比较出名的自强学堂、武备学堂、两湖书院、将辨学堂、农务学堂、南洋公学、务本女塾、澄衷学堂、格致书院、师范学堂、警务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均有所闻所见。武昌一所师范学堂的对联“论学术须息新旧争，作君子自辨义利始”引发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将其记录下来，并发表于《教育界》杂志上。嘉纳一行捕捉到的信息，恰是中国当时新式学校建立，其内涵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真实写照。他们还形象地描写了当时中国学校中传统教学的状况：“各个学生的脑袋左右晃动，身体前后晃动，额上青筋暴起，大声背诵着不明其意的《论语》、《中庸》、《大学》。谙记一天40个字，教学的进度根据谙记和背诵的情况而定。然而，他们同时发现正是这所仍保持着中国旧式教学模式的梁家园惜分阴小学堂的教师，却对自己教的学生讲希望他们将来到日本去留学。”[3]传统的教学模式就是这般奇妙地与近代教育的时尚结合在了一起，正是“留学日本”的时代强音，震撼了这一代摇晃着脑袋背诵四书五经的学生群体，实践了走出国门的理想追求，这就是中日教育交流对中国超越传统走向世界的重大意义所在。

通过对中国教育的实地考察，嘉纳强化了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机，进一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张。

三、嘉纳治五郎参与提出改革中国教育的主张

经过近3个月的中国教育实地考察，嘉纳对中国教育改革现状形成的初步印象总结如下：首先，嘉纳认为现行的中国教育改革仅仅局限于局部。嘉纳说：“现在的清国教育界一片黑暗，唯有的一线光明何在？……北清只有袁世凯任锐意图志，热心教育改革。南清也只有张之洞所在的两湖，刘坤一所在的江苏以及上海进步比较明显。”[4]因此，嘉纳对中国教育改革形势的估计由乐观转向了悲观。其次，嘉纳认为这种改革认识是肤浅的。“观中国近事，似以变更科举制度便可得人，不知本原不立，无论如何变更，终无可以收效之日。”[5]嘉纳认为中国退化是因为不能活用固有的文明。嘉纳还指出了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进步缓慢是不善于学习西方。第三，中国在改革中带有盲目的排外性。在参观北京五城学校时，嘉纳与该学堂林总教进行了会谈，明确指出中国人排外观念极强，干扰了中国向外国学习取其长补己之短。他说：“日本人在禁止外国文物输入时，唯独不禁止医术的输入，因此通过这一条狭窄的道路，西方的文物渐次浸润进来，终于遍及国内，成为今日进步的开导。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始终与妄自尊大的封闭性交织在一起，严重地防碍了中国的开放与进步。”[4]第四，改革的不平衡性。在嘉纳发表的《清国教育谈》中曾多次提及中国南北教育的差异，他评价北清教育界的光明最为薄弱，南清的教育事业比较进步，表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并且指出，北方保守势力大，南方开放风气浓，这种差异也增加了统一学制的难度。第五，改革的阻力很大。嘉纳说：“予游贵国与政府诸公及各省督抚论事，虽其中亦有明达者，然吾不以老成持重为主，实皆守旧主义也，民间志士则多进步主义，然欲锐进而无权力为上所忌，此贵国最不幸之事。”[6]凡此种种，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嘉纳介入中国教育改革的切入口。

嘉纳对中国教育改革基本形势的分析是：激进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改革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对比实力相差悬殊；着手于教育改革的人好大喜功，不切实际；清国居于显要地位的多数人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非一无所知，也企图通过改革挽回国势，但其进程极为缓慢，改革没有形成面向全国的趋势。[7]基于此现状，嘉纳以不同于中国教育者的视野提出了改革中国教育的主张：中国的教育改革应采取渐进的方式，应通过儒学的活用，冲出传统教育的束缚；通过西法的讲求，建立近代教育的体系；最根本的是改革传统的精英教育而为现代的国民教育。

针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嘉纳首先明确了教育的目的。他通过法国、德国及日本强盛的经验指出“教育非在其国政府中一二贤豪者之设施，而在全国国民个人之实力。而小学校实为造就种种国民资格之唯一之本原”。[4]嘉纳明确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少数豪杰，而在于培养全体国民，强调工业社会中个人实力与国家盛衰的关系。这一思想提升了教育的个人价值，突出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直接否定了中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取向。并且，嘉纳从小学教育的迫切需要，主张兴办师范教育为急务。他说：“今清国人口假算四亿，当实施小学教育据日本的经验，需一百七十万四千之余教员亦难得有可观之效果，故完成实施教育养成优秀教员之教育机关，即初等师范学校之多设，为清国今日教育设施中最大急务也。”[8]嘉纳还从统计学角度论证了中国兴办师范教育的现实必要性，引起了中国教育当权者的高度重视。因此，兴办师范教育成为清末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范畴。

关于教材的问题，嘉纳提出了各省联合编辑教科书的主张。1903年，中国教科书的主要问题是盲目引进外国的教科书，不符合中国国情需要。基于此，嘉纳主张：“各省联合为一乃为最妙，其教科书各地所用不同者无妨多编数部。但名词须一律，不宜歧出，歧出则言语不同，华离乖隔不适于用也。故各省联络公设一编译局为至善耳”。[5]1906年，嘉纳针对教科书问题，又发表了优质教科书可“免传误谬”的新见解，并且提出了部定大纲，中央与地方齐举，一纲多本，以及基层编辑，中央审定的主张。近百年后，中国发表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世纪回眸》一文中论述：“清末比较有影响的中学国文教科书是刘师培编的《中学文科教科书》(1906)，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1908-1911)，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1909-1911)”。同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大都是民间编辑，由学部审定后颁行。各地选用教科书自由度很大。”[9]基本反映了清末嘉纳关于中国教科书建设的基本思路。

可以说，嘉纳关于中国教科书建设的主张直接影响了清末甚至新中国国文教科书的编辑。

四、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嘉纳治五郎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参与，体现在实践与思想两个层面，对清末中国教育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嘉纳关于首重师范教育的思想与清政府中枢掌管教育事务的当权大使张百熙、张之洞等的直接交流，对中国赴日本考察学务官员的直接渗透以及对留学日本的各省师范生的直接指导，形成了清末学制建设首重师范教育的基本共识。同时，其重视普通教育与实业教育的思想，在学制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横向来讲，清末学制由师范、普通、实业三大部分组成；从纵向来看，金字塔式学制结构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嘉纳亲手创办的宏文学院为中国留学生接受日本教育奠定了基础。从宏文学院毕业的留学生回国后，部分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一支生力军。并且留学生队伍充实到教师的队伍中，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起到了无可限量的作用。而最值得研究的是嘉纳改革中国教育的主张，引发了中国学界关于几种教育模式的学术探讨，推动了清末中国现代教育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

(一)欧化与国粹之争

嘉纳治五郎改革中国教育主张的指导思想，潜含着中体西用的倾向。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复兴，必植根于儒学的活用。

1902年10月21日，嘉纳在宏文学院结业会上说道：“中国言道德所取孔子经训而已，但孔子之经训活用之则为国家文明之要素，死守之则为糟粕之陈言。趋于二十世纪文明之世界，而但取口舌间之论理与模范上之观念以装门面，必不足以应无方之世变。振兴中国教育，以进入二十世纪之文明，固不必待求之于孔子之道之外，而别取所谓道德者以为教育。然其所以活用之方法，则必深明中国旧学，而又能参合近世泰西伦理道德学说者，乃分别其条理而审定其规律。”嘉纳以弘扬中国固有文明为经，以讲求西方学理为纬，进行中国教育改革的思想，使留日学生有落入“中体西用”俗套的感觉。嘉纳奉劝留学生不要采取激进主义，而要忍辱负重、感化当权者取得信用，然后再行改革。嘉纳的这些主张引发了在场留学生的不满。嘉纳讲毕，湖南籍留学生杨度质疑道：“敝国之官吏，本无心为国家办实事，为国民谋公益也。如此者既无办事之心，欲以诚心感之，而无心可感，则处此将如之何？”对此，嘉纳认为：“贵国情形亦实如此”，然后对在场的留学生表示，这个问题留待下次演讲再作进一步阐述。

杨度与宏文学院院长嘉纳的精彩论辩，不久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当中得到支持和赞扬。关于这场日本老师与中国留学生的欧化与国粹之争，反映出日本从明治时期向大正时期过渡的文化思想的转变，不为正急于革故鼎新的中国留日学生所认同，也反映出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东方民族文化精神撕裂的困惑与挣扎。这种欧化与国粹的争论在中国持续了上百年之久。

嘉纳与杨度的争论直接影响到嘉纳的中国观与杨度的日本观。嘉纳从杨度身上看到了科举合格者的能量与人才培养体系向近代学校制度转换的可能性。而杨度从嘉纳的思想中则感悟出日本文化的再生能力。

(二)公德与私德之辨

1902年10月23日，嘉纳如约为杨度等留学生做第二次演讲，他首先讲到实业教育，认为中国发展经济不少原料、资本，惟有人才匮乏，“若能兴教育以植其基，将来奋发振兴，不患不为地球上一大工业国也”。[6]他说：“贵国之实业不兴，由于团力之不结，其根源在于爱国心之浅薄，此教育者所最宜注意者也。教育其爱国之道，先不可使其有一种骄傲心，亦不可使其有一种卑屈心。发扬与压抑，皆不可有所过。所谓己国皆是，他国皆非，则生其骄傲心；如谓他国皆长，己国皆短，则生其卑屈心，皆于爱国心大有妨碍者也……惟各举其有无长短，以相比较，徐言其当改革者，则人人皆有自保以求胜人之意，爱国之心，油然日生，和蔼亲洽，不抗不屈，而团力自然能结，国事自然能举矣。”[6]

这实际是间接回复了杨度此前的质疑，嘉纳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内部一盘散沙，其根源在于爱国心浅薄。对于自己国家，既不应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大，而应在发扬本民族历史文化优势基础上，团结奋发，相互砥砺，未来才能进步发展，这正是教育者最应关注的问题。对此，杨度再次质疑，认为中国的问题并不如道理上所谈那么简单，权力掌握在道德败坏的人手里，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就没有前途。

由于时间关系，这一次嘉纳又表示另约时间对话。10月30日、11月5日晚，嘉纳先后两次约杨度等中国留学生到自己家中，就前面提到的问题再一次展开讨论。

这两次对话，是以双方相互答问的方式进行的，内容涉及当时的中国内政、外交及世界各国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等方面。嘉纳谈话的主旨仍在于要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素质，而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养成国民精神。他结合自己在中国考察时的感受，认为中国民众普遍缺少的是“公德”心，他指出“凡教育之要旨，在养成国民之公德，故虽不可服从于强力，而不可不服从于公理。能服从公理而不服从强力者，其教育必为无弊……设使人人谋利己而不谋利群，必见公众之不保，而个人何有焉？故论事实，则必以公众相保因而人人获利为目的；论教育，则必以一人舍身而使一群获利为目的。此之谓公德”。[6]他认为，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官员腐败，抑或商贾欺诈，都源于“无公德之教育，故有此不成人格之种类”。解决的办法，惟有通过精神教育“移其根性”。

嘉纳的这种观点引起了梁启超的注意，梁启超在《服从释义》一文中专论“不可服从强权，而不可不服从公理”一段，发挥了嘉纳的观点。他还指出：“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论证了中国教育具有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传统。

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强调公德教育是时代要求的新课题，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现代的必然趋势。

(三)大学与小学之论

清末中国教育改革应先立大学还是小学，清末在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民初在蔡元培与范元廉之间都对此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都受到日本教育的影响。嘉纳曾对留日师范生说：“故贵国他日终不可不立大学校。而此时则殊可暂缓。国民之学问程度未及，即立之亦无能入学者，即无教员又无学生，徒慕他国立此虚名诚可不必也。”1902年，梁启超发表《教育政策私议》以日本教育为例强调了“教育次序议第一”，明确指出：“中国最速非五年后不可开大学，虽其已及大学之年者，宁减缩中国之期限，机时使之兼程以进，而决不可放弃中学之程度，而使之等以求也”。[10]这种思想的着眼点是学生身心的发展规律。梁启超接受嘉纳的观点，是因有感于留日学生在缺乏学识基础的情况下进入高等以上学堂学无所成，反观国内“遽集所谓翰林、部曹、举贡生监者，而欲授以大学之课程，是何异强扶床之孙而使龙伯大人竞走也”的现象，引以为鉴。然而，中国大学的建设并未因此而延缓。

大学与小学之争在清末反映的是精英教育与国民教育思想的直接冲突。传统社会中教育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追求品质，以培养社会精英为价值取向。这与普遍主义的国民教育是大相径庭的，这种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

五、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是促进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为了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我国的现代教育，我们应该对近代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进行正确的回顾与反思，总结在这一过程中的利弊得失。这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意义所在。

清末中国在教育上全面学习日本是一次主动的历史选择，正是这种主动选择改变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从而决定了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转变和教育活动的重新构建。然而，近代中国学习日本的最终目标指向是西方，日本只是中国学习西方的文化中介。

中国赴日考察官员与嘉纳治五郎等日本教育家的座谈交流是清末中日教育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交流过程中，中日教育家就中国教育改革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国官员不仅获得了来自日本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而且听到了日本教育家的各种观点和建议。这一交流形式促进了中国教育官员与学者对教育近代化的认识，提升了教育理念，并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经验上的准备，在中日教育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前，是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史上的高潮期。在此期间，中国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将近邻日本定为近代化学习的目标，开始了在教育上全面学习与借鉴日本的教育经验。而此时的日本也给予了中国极大的帮助，可以说在清末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对中日间的教育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日本积极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动机源于日本谋求海外发展及日本与西方争夺国际地位与在华利益。

近代中日教育交流，一开始就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而推进的，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中国民众进行反侵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史上，不仅充满着教育立本、救亡图存的爱国情结，更是承载着中国有识之士求才、救国的急切心情。正是在这一迫切愿望的作用下，迫于危亡关头的中国有识之士将教育规律和现实国情抛到了脑后，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简单化的倾向与形式模仿的错误行为中，导致了“欲速不达”的消极后果。

综上所述，嘉纳治五郎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动机形成于西学东渐的国际背景之中，其介入中国教育改革的活动与思想主张，因其交流的对象不同而得到了不同的回应。留日学生以批判和审视的目光看待日本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考察日本教育的行政官员与部分学者，则以治顽疾求药方的迫切心情积极地吸纳日本教育的成功经验。嘉纳参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在于促进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而中日教育交流的意义正在于它是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1] [日]嘉纳治五郎．学界国际策[J].经世文潮，1903，(1)：3-4．

[2] 熊野萃.民族主义之教育[J].湖南游学译编，1902，(2):11．

[3] [日]柿沼谷蔵．嘉纳会长清国巡游记[J].国士，1903,(52)：15．

[4] [日]嘉纳治五郎．嘉納氏の清国大留学生談[J].教育界，1903，1(2)：7，9，6．

[5] [日]嘉纳治五郎．嘉納治五郎の中国留学生教育[J].经世文潮，1903，(6)：39-40，7-9．

[6] 梁启超．支那教育问题[N].新民丛报，1902-12-30．

[7] [日]嘉纳治五郎．清国琐谈[J].教育时论，1903，(633):19．

[8] [日]嘉纳治五郎．清国教育私见[J].太阳，1906，13(1)：35-36．

[9]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中国图书评论[M].北京：《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2000.142．

[10]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A]．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60．

[责任编校：张振亭]

Jigoro Kano’s Influ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YIN Zhen-ji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Liaoning, 116044, China)

As the foreruuner devoted to the education for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Jigoro Kan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education history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Jigoro Kano’s motiv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s were to help China to be powerful to safeguard the world peace. Studies of his motivations, activities and thoughts will be helpful not only to discover the real intention of Japan’s involvement in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s, but also to analyze the practical value and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the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Jigoro Kano;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fluence

G40

A

1009-3311(2014)05-0112-07

2014-06-09

2013年度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IA130308)

尹贞姬(1974—)，女，朝鲜族，辽宁抚顺人，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