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欣，杜小兰

（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古代朝鲜的赋文学肇自高丽，崔致远以《咏晓》首开赋学先河。自此以后，随着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的不断传播，特别是在《文选》和《汉书》等儒家典籍的影响下，高丽朝开始涌现出大批赋作家，至朝鲜朝末期，共留下赋作1000多首，在古代朝鲜文学史上蔚然大观。辞赋的创作在高丽时期开始兴盛，据《高丽史》记载：“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高丽太祖，首建学校，而科举取士未遑焉。光宗用双冀言，以科举选士。自此文风始兴，大抵其法颇用唐制。”又有《高丽史·选举制》云：“光宗九年五月，双冀献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十一年，只试诗赋颂。十五年，复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随着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和把赋作为科举必考内容，赋在古代朝鲜的兴盛成为历史的必然。

闵齐仁（1493—1549），字希仲，号立岩，本籍骊兴。朝鲜朝中期文臣、典籍闵龟孙之子。闵齐仁是16世纪朝鲜朝士祸频发时代的一位儒家学者，出身名门的他自幼诵读儒家典籍，著有《童蒙先习》、《立岩集》等。《立岩集》卷之六共收录其赋作16篇，但这些赋作除了《白马江赋》依据本国史料，其他均取材甚至照搬中国作品。《次别知赋》赠林大树槐马和韩愈的《别知赋》用韵、用字和次序完全相和；《次李白悲清秋赋》许多思想和语句化自李白《悲清秋赋》；以中国和氏璧为题材的有《全璧归赵赋》和《和氏璧赋》两篇，以中国“望夫石”和“砥柱石”为题材的有《望夫石赋》和《砥柱赋》两篇；而《酒赋》照搬曹植同名作品，《风赋》在中国也有宋玉原题作品，《哀六国赋》与苏辙的《六国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慈乌赋》、《正鹄赋》和《大德敦化赋》，以修养儒家理想人格形态为目标，尤其是《大德敦化赋》带有极强的哲学思辨色彩；另有咏史寓意的《戏马台赋》和借景抒情的《咏雪赋》两篇。

结合朝鲜朝士祸频发的时代特征，本文以《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两篇赋为中心，着重从题材内容和典故化用方面对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情况加以论述，并结合《大德敦化赋》中的哲学思想对《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加以分析。

一、对中国文学题材内容的借鉴

从题材内容看，中国赋可划分为鼓吹政权顺天应人、歌颂国家文治武功的美化政教类，咏物、咏史寓意和感慨际遇的抒情咏怀类，诠说哲理、修身之道和游艺玩乐的学术游艺类等。受社会状况和作家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赋同其他文体一样，同样承载了或美刺或抒怀的功用价值。中国文学如此，自古以来同中国文化密切交流的朝鲜半岛亦如此。“两国文化与文学发生交流之后，古朝鲜文学几乎与中国文学同步发展，无论是价值观念、题材、体制、手法、风格，皆密切相关，同时也保持了其民族独立性与创造性。”［1］在赋体文学发展日臻成熟但国内党派林立的朝鲜朝时期，闵齐仁的赋体作品带有明显的功用价值，处处流露出了对中国文学题材内容的借鉴。

（一）闵齐仁《酒赋》对曹植《酒赋》的拿来主义

在“俊才云蒸”的建安文学时代，曹植一直备受推崇。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称其“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但文学才华甚高的曹植却因饮酒多次误事，所以多次下决心戒酒。在曹植之前，西汉大儒扬雄著有《酒赋》。曹植览扬雄《酒赋》“辞甚瑰玮，颇戏而不雅”，结合自身节酒的壮志，也创作了《酒赋》。闵齐仁的《酒赋》，是模拟曹植原题的作品，通过对不同人饮酒后果的描写，表达了自己“节酒”的主张。闵齐仁的《酒赋》不仅题裁取自曹植《酒赋》，而且文中所表达饮酒“禁必有节”的观点亦和曹植雷同，甚至在文章的构架上也完全奉行拿来主义。

曹植的《酒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酒产生的历史和过程；酒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借他人之口发出感叹，暗合曹操禁酒主张。闵齐仁的《酒赋》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开篇先写昔日的帝王进行宗庙祭祀，与宾客之间作献酬之礼，引出酒这个话题，为下文进一步写酒做铺垫。紧接着，作者开始描写酒的酿造，“其酿也，仪狄创其智，杜康进其法”。中国自古便有“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的传说。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精雕细琢，“忽雾合而云蒸，俄冰解而川沸。其气也盎然蔼然，氤氤氲氲”，一系列清丽的言辞生动地展现了酿酒时产生水蒸气的动态之美，令读者宛若进入仙境，踏云雾，嗅酒香。曹植《酒赋》的第一部分从酒的传说“仪氏之造思”到酒酿造的美态“或云沸潮涌，或素蚁浮萍”。闵文的构架和其基本一致，闵文的第一、二部分实际上可以合二为一，两篇《酒赋》在这一部分中都不遗余力地赞美了酒：曹文“仰酒之景曜，协嘉号于天辰。穆公酣而兴霸，汉祖醉而蛇分。穆生以醴而辞楚，候赢感爵而轻身”。闵文说酒“其气也，盎然蔼然，氲氲氤氤，薰心酣骨，荡情融神。驱邪秽而尽涤，归天地于一春。其味也，甘余少苦，香中多烈。三重既美，九醖益绝。未及唇而齿清，才入口而心悦”。

在闵文的第三部分中，作者利用几个连词“若乃”、“且如”、“至如”分列了不同人饮酒的后果或作用：帝王沉湎酒色，致使国家颠圮；豪侠饮酒，浪迹江湖，纵情自娱；腐儒、迁客饮酒，消解愤惋之情；富贵而醉者，以游玩为乐；贫困而饮者，为忘却烦恼。在这里，酒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描写商纣王及陈后主穷奢极欲，暴虐无道，最后使国家灭亡，对当代统治者具有讽刺和劝谏之意。描写傲物、愤世之徒和腐儒、迁客饮酒的状况则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志者得不到重用，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空有才华，无以施展的愤懑之情。曹文第二部分从“尔乃王孙公子，游侠翱翔”到“和睚眦之宿憾，虽怨仇其必亲”写饮酒正反两面的作用。闵文在这一部分中也明显套用了曹文的思路。闵文的最后一部分，作者简要概括不同人饮酒的状态。卒章显志，描写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社会现实，但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否定酒，而是把酒比作令人长生的灵丹妙药，愿与佳人共享而不老，提出了饮酒需有节的主张。这与曹文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假借矫俗先生之口，发出“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的感慨如出一辙。

闵齐仁模仿中国原题作品所作除《酒赋》外，还有《风赋》。《酒赋》疑为讽刺燕山大君奢侈糜烂的生活，《风赋》则为闵齐仁当世之感。宋玉作《风赋》，通过描述“雄风”和“雌风”的不同，反映出帝王和贫民生活状况的天壤之别，借以讽刺帝王的骄奢淫逸。闵文说“虽不如三代之盛时，亦不至春秋之衰乱。然犹物不生殖”，“宋玉之赋，以楚王骄奢而作也。韩愈之讼，以权臣壅蔽而托也。今无彼数事，而有如此之灾”。作者开篇就指出具体时间为庚寅之秋七月之初，此时为己卯士祸发生之后，士林派势力大为衰退，朝政被以勋旧派为首的势力掌控，所以那“抵隙乘虚，靡所不至”、“暴怒凭陵，撼乎天地”的恶风实则为勋旧派及其恶行，而“心寒而股慄”则为惨遭屠戮之下的士林文人们的生活状态。

（二）《相马失之瘦赋》对韩愈《马说》的借鉴

“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语出《史记·滑稽列传》，后唐代韩愈曾作《马说》，表达对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强烈愤懑之情。《相马失之瘦赋》虽然没有《酒赋》仿作色彩浓重，但依然没有脱离中国文学的苑囿。文章通过描写世人相马“取肥遗瘦，见外迷内”，慨叹世无伯乐、时俗蒙暗，悲愤之下，作者只能高呼“与世何为？广汉之野，鸿濛之城，一去无踪，何患不识”！

不同于《酒赋》婉曲讽刺本国的特点，作者在《相马失之瘦赋》里减轻了仿拟的程度，却加入了更多的本国社会背景，似乎再不能假作旁观者姿态吟咏他国故事。文章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开篇作者即发感慨“悲时俗之蒙暗兮，羌迷实而貌取。内虽美而外瘦兮，宜尔马之不售”。燕山大君即位不久，朝鲜朝就开始了为期半个世纪的一系列士祸惨案。燕山大君利令智昏，纵情声色，闵齐仁《酒赋》的创作和他也不无关系。自1498年戊午士祸开始，朝鲜朝先后经历了甲子士祸、己卯士祸和乙巳士祸，士林派历经沉浮，终于在己卯士祸赵光祖被杀后，遭受重大打击。闵齐仁的一生几乎和朝鲜朝的士祸同始同终，结合“万驽同进，群骥齐退”这样的语句，可以推断出这篇赋的创作时间在明宗时期。文章第二部分应和韩愈“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之语，描写马的“惟知己之未遇兮，顾口腹之难养。形日瘦而峥嵘兮，路转穷而险厄”。这一部分闵齐仁看似句句写马，实际上是在控诉自己的遭遇，这一点从《立岩集》所附史料可以得到印证。“乱逆之罪，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虽枝附叶从者，固宜痛绝以律，不可以仁柔之。左赞成闵齐仁，自除逆之后，每为仁柔之论，臣等知此论终必有弊於国家……且以安名世所书史记不可改，士林之趋慕者，皆以此论为是……当此之时，不可不明辨是非，请罢其职。”［2］作者无奈之下只得发出“惟饱德尔自牧，不售才而求辱”的感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化用韩愈之语“伯乐之时，天下有马；伯乐之后，马无天下”，并悲叹“嗟而良马，与世何为”，闵齐仁及士林派的遭遇不觉令人扼腕叹息。细读闵齐仁的赋作，大多附有士祸的影子，《哀六国赋》中罅隙不断的六国似乎也在影射朝鲜国内斗争不断的两党。朝鲜朝时期常有异族来犯，倭乱不断，作者希望“唱义”攻秦，便是对两党不断斗争的痛心。《慈乌赋》看似在描写乌鸦反哺之恩，实则写文定垂帘听政后，凶党尽杀名流之时，作者“外累其莫变，余独有身而难擅”。因为当时闵齐仁母亲尚在，作者虽心痛赵光祖等人冤情，却不敢为其直言以争，但伤恸之下，屡发于言，招致凶党恚恨。“恐余哺之不久，将寸心而哀号。”时年闵齐仁38岁，因其屡发“仁柔”之言，终遭排挤，于57岁卒于贬谪地。据此我们可以假设出闵齐仁大部分作品的大致创作时间，姑且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纵观古代朝鲜辞赋作品，其对中国辞赋题材内容的借鉴并不鲜见，李奎报《畏赋》中对口舌人言的描写借鉴了宋代王回的《驷不及舌》，《梦悲赋》则借鉴了东汉崔骃的《博徒论》，李安讷的《拟长门赋》对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仿拟痕迹明显，诸如此类赋作不胜枚举。中国文史资料为域外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古代朝鲜作家借史论政，从中国史料中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评析隐喻本国党派林立、士祸不断的社会现实，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

二、对中国典故的运用

古代朝鲜通常将文学作品的背景设置在中国，并大量引经据典，营造出符合东方审美意蕴的文化符号。以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仅三国时期的民间传说还大部分保留了本土文学的特色，此后的文学作品中便处处可见中国历史文化典故的影子。而作为韩国三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春香传》，据统计直接引用中国古诗达40余处，文中还有无数中国典故和历史人物。随着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热播而在中国掀起阅读狂潮的《九云梦》也吸纳了中国诸多的文化符号，其故事背景直接设置在衡山和洞庭湖。诗词对中国典故的运用相对小说比较隐晦，但也毫不逊色。例如，李奎报的《东明王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神话女娲补天和大禹治水。崔致远的词中除了引用三皇五帝之类比较传统的故事，还善用葛洪、郭璞等奉仙学道之人的传说。除此之外，李白、陶渊明在古代朝鲜文人群中的影响极大，随处可见月意象、酒意象和菊花附着的隐逸思想。

古代朝鲜作家自幼研习中国文化，对中国史学和文学中的典故大都能信手拈来。闵齐仁身为朝鲜朝典籍闵龟孙之子，其后又历任承政院注书、春秋馆记事官等职，受其家庭环境和自身经历影响，其文学、史学成就极为突出，这也为其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中随处可见对中国典故，特别是前人文章和历史故事的化用，《酒赋》在描写酒的起源时运用了仪狄和杜康造酒的传说，为文章增加了些许玄妙色彩。

此外，这两篇赋中有多处化用了中国的语句，如《酒赋》中的“饮不及乱”一词出自《论语·乡党》“唯酒无量，不及乱”；“故能格神人，乐宾客，抚衰养老，享祀祈福，此帝王所以颐养天下，而为天之美禄者也”化用了《汉书·食货志下》“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之句，点明了酒的功效；而“彼滔滔之皆醉，孰超然而独觉”则化用了屈原《楚辞·渔父》“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之句。《相马失之瘦赋》中“仰秣”一词出自《荀子·劝学》“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寄寓作者寻求知音的迫切愿望；“伯乐之时，天下有马。伯乐之后，马无天下。相马者多，知马者少”化用韩愈《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之句；“鹤虽癯而异鸡”化用成语“鹤立鸡群”，表达了自己清高孤傲、不同流俗的思想；“诚在人之不养兮，抑非马之本瘦”则化用了韩愈《马说》中“食之不能尽其才”。

除了对文章语句的化用，这两部作品还大量运用了中国的历史故事。《相马失之瘦赋》引用“屈原投江”和“豫让漆身吞炭”的典故来表明自己品格的高洁和志向的坚定，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自己无伯乐赏识的悲憾之情。《酒赋》中用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致使“天命于周，往攻而决”的典故和“陈后昏荒”：南朝后主陈叔宝日夜纵酒行乐，荒淫无道，以至于被隋所灭的史实，劝勉统治者不要沉湎酒色。闵齐仁通过化用典故，使文章简洁洗练而又不失意蕴，表面都在描写中国，实际上都是对朝鲜朝因士祸引发社会动乱的一种控诉。

闵齐仁赋作对中国典故的化用绝不止于《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两篇，《戏马台赋》通篇就是对项羽生平的复述；《风赋》中的“三代之时”、“三代之盛”即是对三代王道的钦慕；《慈乌赋》中的乌鸦反哺出自《本草纲目》，比喻慈孝乃做人之本。诸如此类，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值得注意的是，与《酒赋》、《哀六国赋》、《戏马台赋》、《和氏璧赋》、《望夫石赋》等篇章相比较，《相马失之瘦赋》中对中国文学题材内容的套用和典故的化用实属少数，似乎不能再现朝鲜朝文人为了由夷入华而发中国之言的盛况，但其中喷涌而出的作者对自身及士林派文人遭遇直白的愤慨、嗟叹之情在闵齐仁赋作中比较罕见，当为典型，疑为闵齐仁中年之后仕途屡遭打压所作。

三、对中国新儒学思想的吸纳

儒家思想以建构理想人格为目标，可以用《庄子》中“内圣外王”一词来对儒家的理想人格形态进行概括，《大学》中的“三纲”、“八目”便是对应之下理想人格形成过程中一种体用之间的相互转化。《中庸》以“诚”为本，讲求“中和”，最终实现“参天地，赞化育，天并人合一”，这种人的自然化的至高境界也是儒家注重道德自律和政治教化的体现。相较于原始儒学的经义训诂，汉以后的儒家学者为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逐步形成了新儒学。在构建“天人合一”学说理论的过程中，宋儒吸纳道家思想并结合《周易》中对自然的认识，逐步经历了张载“太虚即气”、二程的“天理”、着重强调人的道德属性、朱熹的“理一元论”到阳明的“心外无礼”、“心外无物”，认为心与万物是一气相通这样的变化。

朝鲜朝500年间，是古代朝鲜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程朱理学早在高丽后期便开始传入朝鲜，并经历了由被全盘接受到被思辨怀疑的阶段。“新儒学在朝鲜朝时代得到了理论上的发展。退溪李滉（1501－1570）把宇宙存在论的原理和人类的道德的当为性综合起来，并用图表对此加以说明，这就是‘天命新图’。此图的来源是周濂溪的《太极图说》和朱子的《中庸章句》。退溪的‘天命新图’分析了人心的存在论的构造形态，并对善恶的由来用理和气来说明。”［3］李退溪与同时期的栗谷被称为朝鲜朱子学的双臂，二者从理、气“不离”和“不杂”两个不同的角度对朱熹的哲学思想进行继承发展，自成流派。性理学在朝鲜的发展蔚为大观，并出现了连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罕见的李滉和奇大升的“四七理气之辩”。虽然这些思想上的繁荣盛况极有可能发生在闵齐仁去逝之后，但研读闵齐仁的赋作，尤其是他的《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可以更全面地展现朝鲜朝中期社会对中国儒学的接受面貌。

闵齐仁是一位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学者，在《酒赋》中，他引用中国古代纣王荒淫无道、嗜酒无度终被周灭和陈后主恣意玩乐、沉迷酒色最终覆国的典故来警戒世人“勿以恶小而为之”。身为君主应修身养性，扼制不良风气的滋长。至于志向高远但内心却被俗世纷扰不能“诚意”、“正心”的豪侠之士，本能纵情游览人生，却不免放纵生命。还有腐儒，被贬万里、兄弟分离，虽生活条件困苦，但如若能无欲无求臻至天人合一之境，也不必在忧愁中酒醉一生。闵齐仁饱读儒家经典，极其尊崇儒家的礼仪节操，他提出“节酒”主张，不仅切合儒家的中庸之道，也是修身的一个具体表现。《相马失之瘦赋》虽通篇描写自己的不得志，但潜藏着“勿以贫相士”的思想，对自身前途命运迷茫的同时，也对朝鲜朝中期社会隐隐的担忧。闵齐仁的《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看似套用中国的文学题材和历史典故来借他国之事讽本国之情，实际上也是他饱受中国新儒学天人交贯思想的影响，无时无刻不体现了他心系天下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闵齐仁在这两篇赋作中均表现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内圣外王”思想，他的《大德敦化赋》很好地印证和解释了这一点。

“大德敦化”语出《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为大德敦厚，化育万物。《大德敦化赋》大致从“自然”、“道德”和“天人关系”三个方面阐述了理气关系的哲学问题，在异域汉文学中呈现了“以道补儒”的新儒学特色，也在对自然和伦理道德深层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意义。“邈玄览乎元始，求大化之本……兹太极乃造化之源，至德凝乎其中”，刘牧曰：“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由此可见，太极是宇宙形成的根源，也是宇宙运行的原理。按照儒家解释，“太极”即理。“太极乃造化之源，至德凝乎其中。”这句话从根本上阐明了“天地自然”和“道德体系”的根源性命题。“德三同兮，万类芸芸。”“夫子自然，一太极兮”。文章选用骚体赋体制，进一步明确了天地人不是分离的。“冲然无朕，理气聚兮”，形而上的理和形而下的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沕二五之妙合，涵万象而混沦”，阴阳与五行妙合，万象混沦，尤如“一而二，二而一”，完美地解释了理气之合，“天人合一”的人伦符合天理的思维模式。该赋不仅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一哲学问题，针对理气如何妙合，也给出了具体的行为指导。“主静而立极”，“蹈中而居正”，“蕴仁根兮春融，潜义机兮秋肃”，“贯一诚乎万类，笼天下之纷纭”。文章强调应以仁为本和以诚修仁，这恰恰符合朱熹《中庸》思想。《大德敦化赋》是闵齐仁16篇赋作中唯一通篇潜沉玩索哲理而不论及政治的赋作，今天看来，它不仅能够补充新儒学在朝鲜朝的发展，也是闵齐仁对士祸斗争无能为力的一种情怀上的浪漫寄托。

另有《正鹄赋》，将射箭和做人道理相结合，通过描写射箭的情境、心境来强调“正己”的重要性。其实在古代朝鲜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朱子思想的影子，金星奎载于《草亭先生文集》中的《僧达山逢雪》：“诚敬终为万事本，慈孝之泽百世流”，也强调诚和敬的作用。由此观之，《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的创作实际上是闵齐仁深受程朱理学影响下由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的一个体现。

四、闵齐仁赋作对中国文学的受容及再创作

综观中韩两国古代文明交流史，中国作为宗主国始终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自箕子入朝鲜以后，以礼乐教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开始在古朝鲜产生深远影响，“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后，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慕华思想广为士人接受，朝鲜被称为小中华”。［4］古代朝鲜民族总是积极地接受中国各种不同的文学类型，这种文化上的趋同意识在朝鲜朝达到鼎盛，在闵齐仁作品中也可窥见一斑。

闵齐仁的16篇赋作中，有上文着重论述的对中国原题作品模仿再创作的《酒赋》之类，有对中国文学或文化进行隐括式受容的《相马失之瘦赋》之类，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文学接受现象，即在朝鲜朝赋体文学中大为盛行的拟、次之作。现摘录闵齐仁《次别知赋》赠林大树槐马中片段和韩愈《别知赋》第一部分对比：闵文“余生好古而薄今兮，窃尚友於伊周。然既不及古之人兮，盍今世而相求！懼寡闻而面墙兮，将取益而共修。惟知音古亦难遇兮，奏高山流水而增愁。矧余质愚而才钝兮，众曾弃而莫之收。”韩文“余取友于天下，将岁行之两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纷扰扰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宁安显而独裕，顾厄穷而共愁。惟知心之难得，斯百一而为收。”观察这两段文字，忽略其思想内容上的化用不计，闵文完全步韩文韵、字及次序。其实次韵原是诗歌中的一种创作方式，要求依次按照所和诗中的韵作诗。高丽时期开始盛行，朝鲜朝最为辉煌的“和陶诗”便是这种创作模式。其实闵齐仁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受容不仅呈现在赋作中，现略举几例：有模仿李白的诗歌《次李太白将进酒韵》，有模仿朱熹之作的极具哲理色彩的《半亩塘》等；《平壤爱莲堂记》为模拟周敦颐的《爱莲说》之作。

闵齐仁赋作虽大多取材中国，借用中国地名和历史事件，但并非无丝毫独创性，他的《白马江赋》即寓感情于本国历史。且其他对中国赋作的次韵之作、原题仿作和隐括式仿作都是融本国士祸不断的独特历史背景之下的一种情感再现。

古代朝鲜文人结合儒家文化对中国的诗、辞、赋甚至小说等各种文学体材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沉淀到本民族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精神文化内涵中，并揉以个人情怀和家国遭遇再次呈现出来，这种文化上有选择地接受无论是对中韩两国的古代文化研究还是政治背景的探索均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再创作，并非无病呻吟、言之无物，闵齐仁的赋作便印证了这一点。闵齐仁对中国典故运用极为娴熟，文学创作借鉴对象多且时代不同，这一点不仅反映出朝鲜朝文人的文学修养水平，更是闵齐仁自身“文以载道”家国意识的体现。

五、结语

韩国教授韩升洙曾指出：“过去，东方人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和北方民族对峙的历史。朝鲜民族从血统上讲和北方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从文化上讲，它又始终和中华民族密切交流。”［5］我们从闵齐仁的《酒赋》、《相马失之瘦赋》等赋作中，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历史的安排与作用，使得朝鲜与中国既在地理上唇齿相依，更在文化上血脉相连，一致的东西多而不同的地方少”。［6］这种极为密切的关系，体现出朝鲜文人的慕华心里，“‘东人意识’与‘慕华心理’在朝鲜人的心中共生共存。其原因主要是朝鲜人尽管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自主意识，但因国力国势不够强大而始终未能摆脱中国藩属国的地位。政治上处于附属地位，在文化上也处于落后地位”，［7］“作为以中原文化为其轴心的汉文化圈成员之一的朝鲜民族，仰望文化宗主国——中国的心理是很自然的”。［7］古代朝鲜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学大多全盘接收，无论是赋这种文学样式，还是诗词、小说的创作，其内容、艺术手法都呈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仿拟特点，而这种接受和仿拟，并非漫无目的地模拟，而是在受容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融入了本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士人情感。朝鲜朝文人闵齐仁的赋作就是很好的例证。

［1］陈蒲清.三千年延续不断的文学因缘：古代朝鲜与中国的文学交流说略［J］.外国文学研究，1998，（7）：64.

［2］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立岩集·补遗［M］.汉城：景仁文化出版社，1988.503.

［3］孙兴彻.新儒学的宇宙论和天理论［J］.零陵学院学报，2004，（5）：5.

［4］孙卫国.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2008，（1）：109.

［5］金京振.朝鲜古代宗教与思想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53－254.

［6］孙惠欣.中国文化对朝鲜朝梦字类汉文小说创作的影响［J］.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31.

［7］孙惠欣.冥梦世界中的奇幻叙事——朝鲜朝梦游录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