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理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均势思想。不同于西方现代均势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均势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国家”二维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这一特征也发生着与时俱进的演变，其中尤以列宁和毛泽东最为突出。

一、马克思恩格斯均势思想的“阶级—国家”二维性

(一)阶级—与国家同等重要的均势主体

均势的主体通常是国家，即无论是就均势的主观内容(作为国家对外政策指导原则的均势)还是客观内容(作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均势)而言，它都始终与主权国家有关。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均势的论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他们的均势思想中，阶级享有与国家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

阶级(class)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首创，早在古希腊时期它就出现了[1]，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打开人类历史秘密的一把钥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正是这一成果的经典体现。人类社会纷繁复杂，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使人往往有“一叶障目，难见泰山”之叹。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2]60。沿着阶级这条线索，马克思发现：“(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论是立足于阶级观点的。“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4]509所以，“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5]24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某一特定阶级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相应的阶级意识，而前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他们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阶级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同一阶级的成员基于相同或类似的经济基础必然也会形成根本上一致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诉求：“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6]。一俟他们在相同的或类似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他们也就从一个“自在阶级”上升为了一个“自为阶级”，他们就能够作为一支有着明确的自身利益诉求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阶级作为一个为着共同的政治目标能够采取联合行动的政治行为体，可以像国家那样影响国际政治均势格局。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向全球范围的扩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开始具有世界意义了，无产阶级能够通过革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苦恼经营的均势体系。

另一方面，对于主权国家这一传统的均势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阶级的角度作了深刻的剖析，打开了观察资本主义列强均势政策的另一扇视角。他们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国家的作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7]。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8]，它本质上“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4]299。由此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均势政策作了无情批判和辛辣讽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

(二)马克思恩格斯均势思想的“阶级—国家”二维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和思考国际政治问题的独特理论视角，使他们的国际政治均势思想呈现出鲜明的“阶级—国家”二维特征。

一方面，由于阶级斗争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力量对比问题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国际政治均势问题首先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问题，以及这种力量对比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造成何种影响。起初，阶级问题主要是一国内部的事情。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内的扩展，阶级斗争问题便具有世界意义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资产阶级逐渐支配了整个国际体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32，阶级斗争问题随之演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鉴于资产阶级不但控制着现代国家政权，而且支配着世界体系，因此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推翻力量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9]46-47。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列强所奉行的背逆历史发展趋势的均势政策作无情批判和深刻揭露，体现了他们对均势问题的独特理论思考。一般而言，均势包括两方面内容：在客观方面是指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在主观方面则涉及国家在对外政策中所奉行的制衡原则或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于均势政治在欧洲国际关系领域大行其道的历史时期列强的均势政策导致它们互相攻伐、尔虞我诈，使当时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剑拔弩张，战争阴影不断。这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情鞭挞。首先，资本主义列强奉行的均势政策唯本国利益是问。为了谋求一己私利，它们互相倾轧，必要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大量的详细而权威的资料生动地再现了这一点，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第594页，等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这种唯利是图的均势政策，他们是深恶痛绝的。例如在土耳其问题上，马克思就对英国奉行的“均势”政策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现在英国政府发现，土耳其是他们的老盟友，没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在他们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整个希腊王国以前，以及在进行纳瓦里诺会战……以前，他们怎么没有发现这一点。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岛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给土耳其以有效援助时，他们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可是现在，在他们已使奥斯曼帝国陷入老朽不堪的阶段之后，却认为能够在保持均势的借口下使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支撑下去。”[10]91-92

其次，在不涉及自身重大利益或在矛盾分歧无法调和时，资本主义列强往往以均势为借口来推行维持现状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第一次法国革命以来，正统主义君主政权的软弱无力就表现为这样一条格言：维持现状。这种一致同意坚决维持偶然形成的状况的原则，是列强在能力上的赤贫证明书，证明它们完全没有能力为进步或文明做任何事情。”[11]6最后，小国、弱国往往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均势政治的牺牲品。恩格斯在1853年就曾指出：“欧洲现今的政治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它建立了一批小的缓冲国，这些小国在任何可能破坏和谐的‘均势’的内部纠纷中，都必须扮演替罪羊的角色。”[11]87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列强唯利是图的均势政策不但往往将小国、弱国作为牺牲品，损害它们的正当权益，甚至还会阻碍一个国家、地区乃至人类整体的文明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背逆历史发展趋势的均势政策是痛心疾首的。

马克思恩格斯均势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彼此孤立、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统一的。它们统一的基础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统一的媒介是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视为影响和塑造国际政治均势的一大主要因素。革命不但会打碎资本主义列强所苦心经营的“均势”，最终还将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

“……不要忘记，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走出来，……那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正如同1792—1800年的情形一样。”[10]8

二、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演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由于时代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丰富，他们的均势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这里，我们主要选取两个时间段、四个代表人物进行剖析这种演变的趋势：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

(一)列宁和斯大林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国家”理论。他认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5]248，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是资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发展到政治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时，那才是充分发达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5]249。对于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统治工具，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消灭：“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12]列宁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思考均势问题的。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列宁并未对均势问题给予过多的关注，直到他在领导苏俄人民同国内外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在苏维埃俄国与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均势”时，列宁才开始系统地论述均势问题。下述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列宁全集》中，“均势”一词直接出现共计69次，而在粉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干涉之后不久，从1921年6月到1922年3月的大半年的时间里，列宁反复提及“均势”就达33次之多，占比接近一半。正是在那个时候，列宁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均势的思想并将之付出实践。一方面，虽然列宁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这一“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出发，确信“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367，但他对于无产阶级国际革命所将给予俄国的援助还是抱有极大的期待的。然而现实使他认识到国际革命并未如预期那样“直线”发展[13]39-41，世界革命进程远落后于他们的预期，在进行革命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苏维埃俄国将不得不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和封锁。另一方面，鉴于苏维埃俄国与国际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列宁又不得不借助国际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广大中小国家的同情、非直接支持来形成对国际帝国主义阵营的某种牵制，以加强在苏俄与国际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形成的脆弱的均势。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列宁的均势思想具有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列宁将苏俄自身内部的日益巩固视为“均势”形成并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和保障，并通过各种措施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来加强自身脆弱的均势地位。具体表现：首先，政治上未雨绸缪为革命发展做好必要的物质和思想准备。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是曲折的，对此应当有备无患，从现实情况出发制定革命政策，不断创造并利用由“均势”而导致的“某种程度的喘息机会”甚至是“比较长期地进行新建设的重要机会”[13]320-325，不断加强苏俄的均势地位。其次，经济上积极寻求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贸关系，促进苏俄经济发展。为此，列宁及时调整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利用资本主义的力量来推进苏俄经济发展。再次，军事上枕戈待旦，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在粉碎了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涉之后，列宁告诫大家“我们现在并不能自我陶醉”，号召“我们必须保持战斗准备”[14]23，不断地加强国防建设。最后，外交上善于利用国际资产阶级阵营内的矛盾分歧来捍卫苏俄的国家利益。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15]，因此“应该善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14]59，从而不断改善自身的劣势地位。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主导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实践达三十年之久。有学者指出，斯大林的外交思想实践表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苏联大国主义的二重性特征[16]。在对外政策实践当中，对斯大林来说，压倒一切的是苏联一国、一党的利益。他以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群众以苏联的利益为最高标准，某种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这里仅从本文关注的角度提出以下两点：其一，二战前德苏的靠拢。对此，学者们褒贬不一，或抨击斯大林在与魔鬼做交易，或肯定其为苏联多争取了一年半的和平建设时间。客观而言，这是斯大林现实主义均势外交思想必然的结果：英法等传统资本主义大国自一战结束后就一直排斥苏联，这不但撮合了德苏于一战后在拉巴洛小镇上的首度亲热，而且最终促成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再温旧梦，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其二，二战末期及其后与帝国主义的分赃。在不顾广大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正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讨价还价，斯大林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其在苏联国界周边建立一系列安全缓冲带的战略夙愿，但也为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苏联的解体埋下了深层次的诱因。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

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政治均势思想，其均势外交思想的“阶级—国家”二维特征犹如一体两面，水乳交融在了一起：一方面，表现出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使其染上了一层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始终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坚定不移地捍卫新中国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地位。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核心目标和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开国领袖，上承中华三千年世代相袭的大一统国家观念，对中国近代百年以来所遭受的资本主义列强的欺侮深以为戒，因此其外交思想的核心目标和中心任务是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17]。无论是“一边倒”政策，抑或与苏联的渐行渐远乃至兵戎相见，还是后来的“两个拳头打人”甚或“联美抗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不受侵犯，“中国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绝不会听命于一个联盟”[18]。

第二，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旗帜，大力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这使毛泽东的均势外交思想披上了一层炫目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将其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革命家，毛泽东是坚定支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1965年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他就指出：“……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他对广大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是深切同情的，积极支持他们的反抗斗争，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同时，他的这种同情和支持又秉持着“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认为一国的革命和人民战争是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去解决。他以一种诙谐幽默的语言指出了中国支持革命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他国进行蛮横的军事干涉：“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19]

第三，具体途径是坚持自力更生，善于利用矛盾不断分化敌人，积极拉拢中间国家，团结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革命统一战线。这主要表现为他的外交思想由“中间地带”理论向“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就谈到：“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20]一方面，毛泽东坚信，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它有力量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倒敌人。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并不孤立，它能够通过分化敌对国家、拉拢中间国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由此，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7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库“三个世界理论”，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

尽管毛泽东的革命热情披着一层浪漫的色彩，但他对新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捍卫始终是坚定不移和毫不妥协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指出认认为：虑还是出于理念的原因，他都选择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叙谈，毛泽东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世界革命，支持任何地方的革命运动，但他同时又一切以保证中国的生存为重[21]。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均势外交思想，并根据国内国外现实的发展剔除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当中的意识形态狂热，明确以国家利益为根据制定国家政策，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坚定不移地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积极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并支持它们的正当主张，呼吁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邓小平剔除了毛泽东均势外交思想当中的狂热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国际交往中更加注重国家利益。早在1978年5月邓小平再次复出主政不久，他就指出：“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22]基于中国还很落后、国力尚弱这一基本现实，邓小平反复指出，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争一日之短长，不扛旗，不打头，不引火烧身，要一心一意搞好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坚定地将自己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来开展全方位外交，手段更为灵活，方式更为多样，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2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包括外交领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诠释。

三、演变趋势及原因概述

自马克思恩格斯以降，历经列宁、斯大林直到毛泽东和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均势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总的趋势是：在维度上，由“阶级”向“国家”侧重；在色彩上，由理想的斑斓向现实的原色过渡。

追根溯源，这首先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由此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及其革命实践体验难免有别，而这自然会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在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被矛盾丛生撕裂的张力，目睹了资本主义列强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因而他们在抨击资本主义列强唯利是图的均势政策的同时寄希望于阶级意识不断觉醒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破枷锁，实现人类大同。而他们的四位后来者都是曾先后是民族历史悠久的国家的革命先驱和国家领袖，他们长期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保证羸弱的无产阶级政权在资本主义列强环伺的恶劣环境中生存并发展下去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他们所坚信的世界革命并未如预期那样一帆风顺。现实的棱角不断打磨着他们的革命理想，为革命的乐观披上了一层现实的沧桑。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俄(联)就经历了这种阵痛。“……苏联早期的想法是，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鼓励世界革命，而不是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24]253然而，残酷的革命现实使得苏联认识到外交政策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到头来国家利益仍成为苏联的主要目标，并被抬举为一项社会主义的真理，不下于其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核心。”[24]255其次，某种程度上这种演变也与他们各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例如，斯大林对环苏联“安全缓冲带”的一味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就非常类似于历史上沙俄帝国沿其周边的对外侵略扩张热忱。基辛格敏锐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关联，认为苏联的崩溃正是“重蹈”了沙俄的“覆辙”[24]536。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深深地契合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民对独立自主地位的珍视和对革命的支持正是来源于百年以来遭受列强侵略的屈辱近代史，即使是在那革命炽热的绝色岁月中国依旧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克制，坚持他国事务主要由他国人民自己解决，而这也契合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

最后，个人因素也是推动这种演变过程的重要原因。客观因素要经过人的主观因素的过滤和提炼才能发展为理论，个人的经历、道德信仰、性格以及认知因素等对理论的构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理解个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及其生活经历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他们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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