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诚军，郭益

（1.郴州市烟草公司，湖南郴州，410000；2.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一、引言

2011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8499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3.7%，与2010年相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我国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且社会老龄化日益加重。根据联合国的中等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假设，205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将攀升至3.29亿人，这个数字比当前的美国人口还要多(Chen和Liu 2009)。而老年群体正面对着共同的问题：身体状况，各种移动性问题，还有他们的精神状态，例如丧失希望和抑郁等（HaririM,KhodamiN，2011）。

如何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这成为了社会与个人关注的重点，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 ewell-being,SWB; happiness）正是反映它们的重要指标，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相关研究将会有助于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复杂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毫无置疑地也会对个人、家庭、单位，继而到整个社会和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而目前国内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幸福感研究样本大部分是教师、企业员工、城市、农民等群体，关于老年人的深入研究占少数。

本文对国外老年人幸福感的概念、测量方式、影响因素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老年人幸福感效应链，最后提出问题与启示。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得到启发，关注老人的幸福，关注国家老龄化问题。

二、老年人幸福感的概念与测量

（一）老年人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不少，但目前尚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定义。近些年的研究中学者主要采用的幸福的概念主要有两类：

1.广泛的定义：Veenhoven(1984)认为幸福是一个人对其整体生活的整体评价。（Veenhoven（2008）；Koopmans等（2010）；Chyi和Mao（2012）；Brown和Tierney（2009）；Gray等（2008））。同时期的Diener（1984）也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其自定标准对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评价与体验。

2.第二种定义侧重于其形成方面或因素来定义：Diener等(1995)认为主观幸福感通常是一个人对他（她）的生活——生活满意度或情绪（正在进行的情绪反应）方面，以及整体生活状况的评价（认知评价）(Dienerand Diener1995)。根据类似定义的总结，学者们一般将其划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1）认知评价，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即生活满意感；2）正性情感的程度,包括诸如愉快、高兴、觉得生活有意义、精神饱满等情感体验；3）负性情感,包括忧虑、抑郁、悲伤、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不包括重性情感障碍和神经症(Diener,1984;Lucas等，1996；Ornelet al.1999；Diener和Diener2000；Wiesmann和Hannich，2008)。

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学者们正不懈地探索幸福的真谛，Guzman等（2012）正是其中一位。他们将幸福的跨主观属性分为五个方面：密切关系、机会、保障、积极性、弹性。更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个人理解与体验到的幸福水平依赖于他（她）对关系体验的感知，个人通过与家人，同事，自我，最终，以及上帝的关系体验认知来描述幸福。相比前两种概念，Guzman等的定义满足了个人能在特定的社会情境或文化背景下来形容自己的幸福状态。这一点对于衡量不同情境下的老年人幸福感尤为重要。

（二）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

国外学者已经在不同情境中对老年人幸福感展开了研究。表1对国外该领域近几年主要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从表1中可以看到，现有实证研究中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测量方式可分为三类：

表1：国外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示例

1.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念幸福感测量，如Lawton（1975）等人编制的费城老年医学中心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量表(PGC)；以及Kozma和Stones（1980）提出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

PGC量表假定情境是，人们的幸福感状况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较多体验到愉快的情感、而较少体验不愉快的情感,便可推定他们是幸福的;否则就不幸福。此量表分为幸福的认知部分与情感部分。然而这种测量方法也引起一些研究者的质疑——短期情感反应能否用来说明一个人整体的幸福感状况，鉴于此，Kozma和Stones（1980）提出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该量表分为四个方面：即积极情感（PA），负性情感（NA），积极的体验（PE），和负面经验（NE）。总成绩的计算公式：主观幸福感= PA-NA+PE-PE。

2.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这种方法认为幸福是一个人对整体生活的整体认知评价，幸福是一种精神状态（Veenhoven，1997），因此，可以采用提问技巧来测量，譬如一些简单、直接的问题。表1中的研究中，多位学者采用了单项目自测幸福量表（Snoep，2008；Gray等，2008；Brown和Tierney，2009；Hirosaki等2011；Chyi和Mao，2012）。

大量研究表明,自陈量表测验具有较好的测量特性，但是不够精确，这种方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质疑。多项目(multi-item)总体满意感量表则提高了测量的精确性，1985年Diener等开发的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就是其中一种，并广为运用。

3.经验样本测量法，该方法通过调查被试者在日常生活中随机出现的心境、情感以及其它感受，来综合评价其主观幸福感。例如Koopmans等（2010）采用的荷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量表（SSWO）（Tempelman 1987)，共有两个指标：“我有很多幸福的时刻”和“我经常笑口常开”。此法可减少记忆偏差对经验报告的影响，可以说其测量结果比自陈量表更为精确（邢占军.2002）。

总的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方式，各有优劣。主观幸福感的得分会随着量表、项目顺序、时间坐标、当时心境以及其它一些情景因素的变化而变化（Schwar和Strack.1991）；而自陈量表,也可能会受到被测者反应倾向的影响。所以建议要根据实际情境选择合适的量表。

三、老年人幸福感的前因变量与结果变量

（一）前因变量

在诸多实证研究中，关于形成幸福感差异的因素，有不同的视角，如：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教育水平等（ChyiH,Mao S.2012）。Layard(2005)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指出，幸福有7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家庭关系，收入，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自由，和生活哲学。现就主要影响因素综述如下：

1.人口统计量因素

人口统计量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水平、居住地等。性别与年龄在不同情境在均显示与主观幸福感相关，如年龄对老年人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ChyiH,Mao S.2012；Blanchflowerand Oswald.2004）。婚姻情况：Marily（1985）研究表明报告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比预想的要微弱得多。但婚姻情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强弱可能会受到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传统的影响。Chyi和Mao（2012）研究发现老年人寡居与其幸福感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其中男性显示负相关，而女性的幸福感在统计学是不显著。（ChyiH,Mao S.2012）。教育水平对于老人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证实(Meeks和Murrell, 2001;Murrell和Meeks,2002).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的其他来源（如收入，住房，健康）（Wiesmann和Hannich, 2008）。同时从促进健康的视角来说，教育意味着知识，而知识能够提供理解世界的经验(Antonovsky,1987)。

2.健康状况

事实上，非常多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如Okun and Stock(1987)发现健康是老人的生活满意的重要决定因素（Frey和Stutzer(2002a)；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Layard(2005)）。

有学者对健康状况做了更加细化的研究。例如，实证研究发现，没有身体缺陷的人要比身体残疾者，特别是多重残疾者的生活满意度高；Kudoetal.(2007)研究表明，主观健康条件和某些生活方式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Yokoyamaetal.（2008）研究发现，主观睡眠充足和睡眠障碍可以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睡眠少于6小时或多于9小时或更长时间的老年人，通过不同的机制作用会导致减少其主观幸福感。（Yokoyama etal.2008）。

3.经济状况

诸多研究显示老年人幸福感与金钱变量积极相关(Clark et al.2008；Chyi和Mao.2012)。例如，在西方和亚洲的研究中均发现经济困境是老年人心情抑郁的一个重要来源(George 1992; Knesebeck etal.2003;Li1995)。更引人注意的是，Inglehart和Klingemannh(2000)研究发现，一定程度的经济福利似乎是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人们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之后，钱的增加不会导致更大的幸福，幸福感就倾向与友谊和家庭生活更加关联（Inglehart和Klingemannh(2000)；Lane(2000)）。Knight等(2009)从客观经济情况与主观经济情况的视角进行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家庭收入与村平均收入）是个人的主观幸福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绝对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的相关性不显著。

4.社会支持

个人感知的社会支持普遍反映一种感觉——他/她是被社交网络的其他成员接受，喜爱，看重的(Gray等.2008)。诸多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老年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Chalise（2007）；Layard(2005))。undelach和Kreiner(2004)甚至断言，相比单身一人，人们在稳定的关系中有较高的幸福感水平。Chan和Lee(2006)也发现个人网络大小和感知社会支持是比收入更重要的幸福的决定因素。

5.家庭状况

家庭状况一般指老人的内部家庭关系、居住安排（livingarrangements）、非同住子女的来访频率等。Chen and Short(2008)研究表明幸福与居住安排的相关性。ChyiH,Mao S(2012)更深入的研究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和人口等特征后，与子女同住对老人的幸福感有一个负向影响，并且与子女同住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而老年人与孙子（女）同住对其幸福感有积极影响。(ChyiH,Mao S.2012)。

6.宗教信仰

近年来，老年人宗教信仰与幸福感的研究颇多，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证据都表明宗教（活动参与次数、主义等）与幸福之间有一个强烈的正相关关系（Koenig,等，2001；Brown和Tierney.2009），对于老年人与妇女来说，关系更为显著（Brown PH,Tierney B.2009）。然而，也有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情境下，宗教信仰并不总是对老年人幸福感有积极影响，例如Brown和Tierney（2009）对中国高龄老人的研究发现，宗教参与和主观幸福感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宗教对男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大于女性。不过，作者解释这可能与中国文革时期的宗教迫害（religiouspersecution）有关系。

Snoep L.(2008)认为宗教对个人幸福的积极作用是有情境依赖的：1）在那些有剩余福利的国家，对他们信众来说，教会提供的经济支持对幸福是更重要的。2）对于那些地域流动性高的国家，教会提供的社会支持是更重要的。3）在众多同胞共享信仰的国家，消息是更有说服力的。而他对美国、荷兰、丹麦三国的研究结果支持以上假设。

7.文化差异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离不开文化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地区的老年人都会基于他拥有的特定文化来描述幸福，Uchida等（2004）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可以说明这一点，其结论是西方国家的幸福更侧重在个人成就，而东亚国家的幸福更多地依靠社会连通性与和谐。在亚洲国家，大多数传统是老人与孩子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一起生活，所以除了经济条件外，一些家庭类因素会显著的影响老人的感知幸福，例如亲戚数量，家族规模，生活安排等(Ho etal.1995;Meng and Xiang 1997;Peiand Pillai1999).例如，在亚洲有些老人会因为孩子大龄不结婚、不生孩子而感到不幸福甚至忧心忡忡。并且，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动态的并非静止不变，老年人的观念也会随着时代而缓慢改变。

（二）结果变量

许多研究指出主观幸福感和健康问题（如死亡率和精神健康）相关，Wiesmann和Hannich（2008）认为老年人幸福感是其心理调节和成功老化一个指标（Wiesmann和Hannich.2008）。Iwasa等人表明，在中年和老年人中，主观幸福感是影响长寿的一个重要因素。Matsubayashi等人也指出，在日本，美国白人，日裔美国人中，主观幸福感对于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性。本文将结果变量统称为成功老龄化，包括长寿、死亡率以及精神生活质量等。

1.长寿

长寿是身体健康的最客观的测量方式（长寿研究对象不包括那些身体健康但过早因为意外事故去世的人），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因素可能会影响身体机能，并且心理健康对身体健康有积极影响。Veenhoven R(2008)表示似乎幸福不可以预测患病人群的长寿，但它确实能够预测在健康人群中的长寿，幸福在健康人群中对长寿的影响是非常强的。所以作者大胆预测，幸福不治病，但它确实预防得病。这种效应的大小类似于吸烟与否对长寿的影响。

2.死亡率

当幸福感界定为情绪上的知足和幸福时，诸多研究表明幸福感能够降低中老年人的死亡的风险。（Blazer DG,Hybels CF.2004;Iwasa H,KawaaiC,Gondo Y etal.2005）。Koopmans（2010）等对荷兰老人的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不断提高幸福水平可以预测较低的死亡率，也就是说，报告幸福水平较高的老人要比那些幸福水平低的同伴活得更长。不过，当他们调整了慢性疾病和体力劳动的总数后，发现这两者的相关程度减弱了。（Koopmans等.2010）,也说明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死亡率的相关。

3.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

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良好是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标志，一般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预测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有效指标，它显示了老年人在应付生活中各种困难时，是否具有乐观的自我信念。Tang和Wang（2009）的纵向研究探索了主观幸福感和以上诸多因素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基于以往研究结果而假设的影响因素（人口和社会背景变量；一般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健康状况）不能够预测20个月后主观幸福感，相反，主观幸福感可以预测老年人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主观幸福感是老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并可以预测其精神生活质量（Tang,Wang.2009）。

四、老年人幸福感效益链

基于前人研究的总结，我们提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效应链，如图1。即相关变量（如年龄，财务情况，活动水平，社会支持和人格变量等）通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对老年人成功老龄化产生影响的过程。

本文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前置因素，分为了三类：人口统计量因素，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不太可能被个人改变的变量，主观因素是有个人感觉决定的变量（Tang etal.(2006)）。结果变量统称为成功老龄化，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不及前置因素研究的的多，但已成为老年人幸福感研究的趋势，并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图中实线部分是大部分现有实证研究的假设，虚线部分是以后可尝试构建的思路。

（一）人口统计量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水平、以及居住地等。这些变量方便统计，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研究，但是不同情境的研究，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

（二）客观因素：主要包括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社会支持以及家庭状况等，这些因素已被广为研究。但事实上，每个因素都涵盖着丰富的内容，如健康状况包括残疾、身体缺陷，也可细分为睡眠充足、睡眠障碍等（Yokoyama etal.2008）。每个因素仍待深入全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将是有趣并有重大意义的，将有助于探索此类因素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权重，辨别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等。

（三）主观因素：主要包括老年人的宗教信仰、生活哲学、文化差异、以及主观感知因素（感知社会知识，相对收入，自我效能等）等因素。这类因素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一方面，此类因素仍待深化研究，并挖掘新的影响老年幸福感的内部因素。例如Brown和Tierney（2009）认为对宗教活动的类型和强度是否影响主观幸福感，宗教在什么样情况下对什么样的人群的幸福有何种影响，以以及宗教迫害都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主观因素的研究，又引起学者们对幸福感的概念以及测量的质疑，推进了适应不同情境的幸福感概念与测量方式的研究进展。

（四）主观因素—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某些老年人的主观评价因素（如：主观健康、社会与家庭关系满意度等）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Campbell等.1976）。这部分相关研究不多，却是未来研究重要领域与趋势所在，是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深入研究。如Wiesmann和Hannich（2008）从促进健康角度分析，对德国老年人研究发现，心理一致感（senseofcoherence）部分中介阻力资源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五）成功老龄化

近年来，不论是从促进健康视角，病理研究视角，或者老年人心理质量干预研究，老年人幸福感与成功老龄化的研究意义重大，并且已经取得一些研究成果。成功老龄化，包括预防保健、长寿、死亡率、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等因素。目前主观幸福感对死亡率以及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不足，这也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

五、启示

目前大部分研究在尝试解释幸福的复杂因素有哪些，但事实上，影响某人感知幸福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Guzman A,Silva K,Siy M,etal.2012），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各因素影响权重如何？对这些因素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未来我们应针对这些问题深入研究，构建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模型，探索其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幸福感理论，为我国实现幸福老龄化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主观幸福感测量。一方面，本文综述可以发现，在不同情境下老年人幸福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有必要开发自己独特文化背景下，高效度的本土测量量表。另一方面，多数研究只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很难得到某些特殊老年人真实的想法，如果尝试采用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的方法，研究结果将更具可信度。

（二）探讨不同人群（国别、地域、种族、职业、退休老年人等）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异同，重视文化差异的研究。这将在横向与纵向上帮助我们探索主观幸福感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引导我们更深入的掌握老年人幸福。

（三）目前，国内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有关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干预研究还未完全展开。Veenhoven (2008)提出，加强个人生活能力和改善社会环境的适宜性，可让更多老年人达到更大程度的幸福，事实上，在一些国家这样的政策已经有人提出。老年人幸福感的干预研究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并可帮助指导公共健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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