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肖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病人，一个癫痫病人，也是世不二出的天才。

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天才之为天才，总因他们身上有某种缺陷或异于常人之处，否则心理学家不会断言：“天才是一种神经官能症。”

健康的天才当然也不少，但总感觉四平八稳了些，不及疯天才诡谲，掀得起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的惊涛骇浪。据说天才引导的巨大的精神变革，乃由生理上的不平衡引起。生理上不平衡，精神上焦虑不安，转而追求新的平衡，此逻辑倒也顺理成章。卢梭如果不发疯，也许只是一个缺乏条理的西塞罗；苏格拉底如果没有心中的魔鬼，也许便与雅典广场上的雄辩家无异。其他呢？穆罕默德有癫痫病，以色列的先知们有癫痫病，还有路德，也有癫痫病。最身体力行的则非尼采莫属。他先是抛下一句“天才就是疯子”，后来果真发了疯，践行了自己的话。或许你会说：“如果他们没有病，就更完美了。”其实恰恰相反，他们因为发疯，生命才显得可观；他们的缺陷具有一时难以为词的“健全”，这“健全”成就了他们的完美。

所以他们有理由说：“疯子如果坚持疯狂，就将成为智者。”这样，我也开始相信了。

清晰描绘自己的病态可以获得满足，匠心独具之下，是一种不妙而绝妙的和谐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置于这样一条极乐河中：“往往只是连续的五六秒钟，你突然感觉到存在着永恒的和谐……假如这状态持续五秒钟以上，心灵就无法抵抗它，不得不消失。在这五秒钟期间，我体验了全人类的整个存在。”不仅如此，他还在他的每部著名小说中都安排了一个癫痫病人，《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斯梅尔佳科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他让他们都处于这样奇特的精神状态之中。

我们当然没法在他所说的“天堂”中驰骋，只是文学免不了要担当心灵的见证，便不得不以思索和批判来营构探秘人性的窥视孔。于是我们凑近孔眼，横看竖看左看右看，均不得要旨，继而狂躁起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冷静却让我们发怔。是的，苟且营生之辈只会让文学窒息而死，上帝的使徒就不同了，他在孔里看到了恶魔，三个恶魔：眼睛的贪欲、肉体的贪欲和生命的骄傲。没有比这更精准了，文学与人性之间从此只留下弹指即破的隐私，我们只能含羞带愧地退场。

这个上帝的使徒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把恶魔当作艺术品来呈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选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真正的理解者是在欧洲，而非东方和俄罗斯。最好的艺术因与魔鬼冥契而纯粹，且徒以“呈示”为手段，一经宣扬便马上变质。“呈示”与“宣扬”之间从来只有相对而视的陌生，真正的文学不需要言什么志，载什么道，可怜的是文字经常做着徒劳无用之功。欧洲人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心中有上帝和魔鬼搏杀的战场，这片战场在历时以千年计的剧情繁浩演绎中几乎将文学和艺术淹没，故而他们的圣人不是艺术家，艺术家中也没有圣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对终极感兴趣，他所完成的，是关于人的伟大发现。狄更斯也很伟大，但挤满他的人物长廊的只有两类人和两类命运：善人上天堂，恶人下地狱；恶人若幡然悔悟也可上天堂。大众当然乐于接受这样简单的划分思维，尽管有些庸俗幼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深邃冷峻得让一般人不寒而栗，也使哲学家们大感困惑。他笔下的人物矛盾又悲惨，受苦又喜欢受苦，在谦卑与傲慢的对立中饱受精神分裂之苦。“没有对立，就没有进步，吸引力与排斥力，理智与活力，爱与恨，对人的存在同样必不可少……试图将它们调和，就是企图摧毁人类的存在。”这些人物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命题：人不是追求幸福的理智存在，而是有着痛苦需求的非理性存在。痛苦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中心。痛苦源自恶，恶产生于自由，痛苦催生着意识，最后抵消了恶。恶隐藏在地下室，文学史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个打开了这间地下室的门，让恶袅袅而起，释放出人潜意识中最深层的迷雾。

陀思妥耶夫斯基让魔鬼居于智力区域，于是恶对我们的诱惑便是智力的诱惑。一个人能做什么呢？来听听这些：“假如上帝存在，一切便取决于他，我不能做任何有违他意愿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存在，一切便取决于我，我必须肯定我的独立性。”一方面是自我拒绝和自我抛弃在哭泣，另一方面则是人格肯定和强力意志在狞笑。两个魔鬼在心中争斗，最后听见的是自己的叹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强力意志比不上尼采有鼓动性，战斗啊成功啊桂冠啊，那是尼采的东西，陀氏小说里只有战斗继而崩溃痛苦救赎。拉斯柯尔尼科夫正是为了证明自己是超人，把自己推向了罪恶，失败是彻底的，这最终表明他并不是一个超人。之后，便是斯塔夫罗金或者基里洛夫，是伊凡·卡拉玛佐夫或《少年》里的少年。他们也会问：“没有上帝吗？那么……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麻烦的是，上帝一不存在，他们也就完了。

这些人的古怪病态都由最初的侮辱引起，被侮辱者在被侮辱后，迅速异化为侮辱者，世界便越发狰狞。最可怕古怪的莫过于《群魔》里的斯塔夫罗金，“他的骄傲过早受到了损伤，现在他终于过上了被你准确地形容为嘲笑人的生活。”因侮辱而深深扭曲了本性，从可憎的道德败坏中寻到快乐与满足，连魔鬼也躲在一旁暗暗发笑。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则表明，侮辱使人遭罚，谦卑使人圣化。谦卑的人，比如阿辽沙·卡拉玛佐夫，会梦见一个没有被欺凌者也没有被侮辱者的世界，不幸的是，谦卑再往下走就是卑下了，而梦也只是梦，不会变成现实。是只能乞求于神，因为上帝说过：“不要叫他们脱离世界，只叫他们脱离恶者。”于是佐西玛长老跪在德米特里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索尼娅面前，他们跪拜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痛苦，还有罪恶。

比较一下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件很有趣的事。他们在气质上颇多相似，却在关于上帝的问题上大相径庭。尼采嫉妒上帝嫉妒得发狂，他写了《反基督》，并在《看，这个人》中，让自己战胜了上帝，从而宣布“上帝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则是俯首躬身的，对他来说，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造的，是体现了上帝旨意的民族。确实没有哪一个作家，能比他更好地实践《福音书》上的教导之言：“凡想保全性命的，必丢；凡奉献生命的，必真正救活生命。”而他性格的复杂，也缘于这种自我放弃、自我奉献的矛盾对抗性。我们不禁要问：耶稣如果不被钉上十字架，基督徒们是不是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去死？通过放弃自身而拯救大众，耶稣遂成为不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的主人公在寻求自我拯救的同时，又暗示我们：人只有在达到痛苦的极限时，才最接近上帝。故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超越了罪恶和惩罚之后，最终直接面对了《福音书》，他的悔悟、他的罪孽、他的牺牲都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本身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着基督教的新的最后时代。当佐西玛长老说出这样的话时，人身上神性的恢复已经饱含正义感、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兄弟们，你们不要害怕人们的罪孽，要爱那即使有罪的人……你们应该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东西……一面吻着大地，一面无休止地爱，爱一切人，一切物，求得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至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崇拜主义已超出了历史上基督教的范围，直接指向了终点，俄罗斯民族的使命即被置于此。

有一类作家的作品是写给“未来”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一般人只会活在历史和现实当中，只有机智透顶的人才活在未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当然也是现实，只不过是人类尚未昭露过的现实生命的那些篇章。现实与未来，往往相反；清醒与癫狂，也正相反。有些东西不揭示倒也心安理得，倘若经癫狂者揭示，就让人愈加惊愕于上帝造人的伟功了。

我庆幸我只是坐观者，如此便满足。

本 色

偶然翻检多年前的日记，忽然有种故旧相逢的心动，没想到这些当初自怡自悦的文字，在时光的涡流里反倒见出了真实的自我。也许日记的妙处就在这里，只写给自己看，没有做作的痕迹，更无庙堂气，简淡闲散的笔记录着心路历程或篱边檐角的事，发发议论，也沾染些眼泪，比起费心费神写的文章更有亲切感。

说到日记，自然联想到文学作品。文人有如工匠，生产着供人品赏的文字产品，可若要从纵横交织的笔墨间触到他的灵魂原色，其实并不容易。有些作品渗透着宫廷做派或媚俗气味，除了满目缤纷外，毫无真切可言。我喜欢来自底层的真实，如《水浒传》、《堂吉诃德》或卡夫卡的小说，它们就像荒野上的草荠，散发着最为质朴的气味，明显要比花房里的姹紫嫣红本色得多。再如怀才不遇而发愤著书的，更与御用文人不同，摒弃了八股文法，文章甚至有文理不顺之处，本色却益加彰显，就是因为不把作文当做文牍之事，纯以自遣为是。为文者总是向往于“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之”的神妙境界，其实所谓“神品”、“妙品”就是轻轻点染，言近而意旨深远，不见半点斧凿痕迹，像“悠然见南山”、“举头望明月”、“衣沾不足惜”这类句子，任后人怎么摹写都无法再现其风神。金圣叹说，诗者，心头之一声而已。这“心头一声”就是文人本色的自然流露。

蓝天上，飞翔着人工豢养的鸽群。它们按照规划好的线路进行一圈又一圈毫无新意的环飞，恰到好处地舒展身姿，准确无误地抵达目的地，每个动作都显得训练有素——早先充满山野草莽气息的自然和随意，在萌芽状态时就被纠正。家鸽的生命历程，就是遵循主人审美趣味的调理，成为整齐划一、充满概念化的玩赏品，而其本性，早已如漏中之沙，流泻一空。相对于人工驯养之物，山林中不起眼的麻雀反而显露出物性最原始的部分。这些不受管束、人们熟视无睹的飞鸟，像是上帝的弃物，野性十足地在天地间飞来飞去。人们设下各种陷阱，引诱捕杀它们，反倒使其野性勃发更适于生存，好比烧不尽的野草，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在鸟类中，麻雀的生命极其卑贱，在贫瘠之处野生，命数只能依靠自然。我见过在雪地上觅食的黑压压的麻雀群，它们对自然如此依恋，以致一旦被获便不食而死——这些桀傲不驯的精灵，它们的本色永远留在笼外世界。独立存在的物性坦率而又蕴藉，飞鸟乃至动物的本色，就是没有人为的介入，离开人类掌控之手越远，本色就留存得越充分。人是自然的强者，可以改变物种的品性，但在人工夸饰愈被抬高、炫耀的今天，依然有许多野性之物幸运地逃离了人类之手，执拗地走着天道之路。

经常出入一所幼儿园，在成人世界外感受孩子们灿烂的纯真，有时阴晦的心情也会渐渐舒朗起来。这时我懂得了为什么《圣经》里说，在天国里，孩子是最大的。他们不知道伪饰、遮掩，一切自自然然；成人懂得遮掩，虚假的成分多了，便不及孩子之大。如果说童年意味着纯真与可塑，那么我敬畏这种短暂的美丽，它就像一支彩色的翎毛，从飞鸟身上落下，在成为弃物的同时，也让人回首牵挂。年岁渐渐增长，生命中的复杂因素滋长起来，主动迁就了人际交往，成为小心翼翼谨守的秩序。每个进入公众群体的人，自觉扮演着分子的角色，在言谈举止间，增加了伪饰、隐蔽的成分。人们辨别真善假丑，常常捉摸不定，如同陷入一张宽大而透明的网。不过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人与人关系的平静还要依赖于隐秘的默契。倒是有一种场合十分有趣，或许能稍稍打破这个秩序，那就是在酒桌上。觥筹交错之下，人已微醉，此时酒精就像一把钥匙，把白日里人们固守的戒备之锁，悄然打开，这就是诗人邵燕祥所说的“使人燃烧而清醒不醉”的微醺境界。喝酒，也许只在这个份上，才能松动彼此铺设的防线，又不至夸张到放浪形骸的地步，看来酒神狄奥尼索斯也有着温柔的一面，让人们携带久违的生命本相，彼此进入。

晚会，是当下流行的娱乐方式。台下欢呼雀跃，荧光棒挥舞如织；台上色彩斑斓，俊男靓女狂歌劲舞。那种迷情魅惑，多少是种快意的宣泄，在满足了人们短暂的视听享受后，一切都如潮水退去，露出平静的沙滩。生活看来是不能被打断的，华美的盛宴只不过理想化了平淡的日子，它的可信度就像春天里招展的繁花，是否长久存在，只有到了秋日才能确认。不过必须承认，舞台上风情旖旎的人炫目异常，那种神情，还有手上的动作往往表演味道十足。由于天赋如此，自然引领一时风光，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更适合生活在台下幕后，那里有太多上不了台面的散片碎屑构成低调的气息，四处飘荡。“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你不妨说是底层的生活钩沉起不经意的沙粒，但那气韵不也是美的吗？油盐酱醋街谈巷议勾心斗角，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是人们绕也绕不开的话题；至于胸中的块垒、纸上的涂鸦、小院里的山河家园，那毕竟也是生活，它表明即便是倒了霉的日子，也不是不值得过下去的。沈从文曾经无数次赞美了这样的世俗氛围，苏童则以半醉半醒的姿态描绘了“市民的堕落”，在市井瓦肆和饮食男女构成的轨迹里，天道生计的执拗不变正如日升日落之千古不易。由此，我们大胆言说本色，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漫长琐碎的日子来承担的，它裸露的真实比台上虚张声势的矫情和夸大其辞的庄严要存真耐久得多。

《新约》上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么，就让我们看清其中最质朴的部分，其他大段不具意义的情节尽可略去。

拐弯时节

在夜晚的跑道上跑着，人有一种释除重负的轻快感。

经过一个灰暗的冬季，时令又走到了转换的边缘，躁动的春气直往人的身心里钻。像有某种诱惑，或是别的牵引，人们约束不住生机的涌动，纷纷从冬季的沉闷中走出，来到这一大片空旷处，呼吸，运动。

对于季节拐弯，生活在不同纬度的人有不同感受。北方的冬春转换，往往令人不知所措。那里的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当你还沉浸在漫漫寒意中时，春天已经跃上了枝头，破开了河面的坚冰，大地从赤裸到盛装，仿佛只在一夜之间。所以对于北方的春天，我一直用诧异的眼光来看待。在那里，文人伤春纯属多余，因为春天就和北方人爽直的性格一样，痛快地出现，痛快地结束，压根儿不给人以慵懒惺忪的心绪。温润的南方则不同，明山秀水间四季含混得似乎没有边界，从春朝到冬日，永远都是林木荫翳娇花放蕊，时令转折就像漏中之沙，在缄默无语中完成。此时，人们倘若陷于忙碌，对季节拐弯的感觉便十分迟钝，往往只停留在纸质的日历上，一场早到的春雨、一阵沉默的秋风，在心里就像白云飘过不着痕迹。我想，况味时节其实也和文学创作一样，需要闲暇的时光和敏感的心灵，就像在这春气渐渐的大背景下，有那么多蓬勃生长的欲望，成为人们不再蛰居的理由。

跑道上的人越来越多，一致沿顺时针方向健步行走，像我这样为数不多的跑步者，只能瞅空从人缝间迅捷穿过。健步走，这种锻炼方式不知从何时流行开来，让各色人等不约而同地接受。稠密的人流就像传送带不停运转，如果没有时间和体力的限制，真让人疑心是否会有停下的时刻。这场景很有意思，让我联想到春天里的人就如同冬眠苏醒过来的熊，不停地寻觅，不停地走动，似乎不这样就无法把冬季里蓄积的体力倾吐而出。也难怪，冬天往往是凝固的，人们喜欢闭目负暄，动作迟滞内敛，内心藏匿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春天则是透明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在艳阳底下，让人无端地高兴，无目的地期待。如果以艺术形式来对应，冬天是一群雕塑，春天是一幅油画；如果以人性来对应，冬天象征了虚伪，春天则代表了真诚。我之所以打这样的比方，是因为在这个雾气濛濛的冬春之交，我一直在思考着真诚和虚伪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人性是否也和季节一样，在不露声色中完成角色的转换？当人自以为心底坦荡时，一次不经意的伪饰就会把向来持守的自信在瞬间摧毁。柔石小说《二月》中的萧涧秋无法掩饰自己性格的弱点，只能在早春二月选择了逃离。《围城》里的方鸿渐也在春气的鼓动下让自己做了一回真诚表达的牺牲者。谁能把这种事想明白呢？也许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不小心就转了个儿；也许它们原是树上遥隔的两片叶子，只在落地时才偶然拥到一起。无法预料的结局——命数，我们只能这样归结。在每个拐弯的边缘，总有一只超乎力量的手在暗中画着轨迹，不管你接受与否，它都静默相对。不必设问：如果没有冬天，春天还会存在吗？如果没有虚伪，真诚还有什么价值？差别是永远要有的，存在的本身需要它，人类全部的剧目需要它。是冬天造就了春天，是虚伪映衬了真诚，唯一令人困惑的是，谁去充当冬天的使者，谁又成了虚伪的受害者？这对立的两极始终无法相互摆脱，只不过一个在阴影下，一个在阳光里。

已经跑了很多圈了，浑身躁热起来，原先轻捷的双腿开始变得沉重，呼吸有些急促。前方若明若暗，直道后是弯道，弯道后又是直道，像望不到边的海。我忽然想到，人其实都是这黑色海洋中的泅渡者，不仅要泅过辽阔的海域，还要泅过一个个漩涡险滩，周而复始，仿佛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而当拐弯时，你根本无法选择，只能不由自主地沿着那弧线一路浮游下去。初涉尘世时，总以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天赋加勤奋可以造就未来，其实，年轻的岁月就像一叶扁舟，载不动人生的许多变故偃蹇。慢慢地，就会发现每个人只不过是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当被风吹落时，根本无人在意，至于在空中划出什么样的弧线，飘落到何处，也不在自己的计算之内。台静农先生在走过八十多年人生路、拐过无数个弯后，留下一句“人生实难”。浅浅的话，却沉重得让人捡拾不起。

究竟要从什么时候起，一个人能够习惯承受不可挽回的变化和无法安排的结局？是在抵达人生的初秋，还是在遭受了生活的嘲弄之后？接受和拒绝的分野，其实在迈过人生坎途的瞬间，就已划定。也许难免有无奈的憾意，但生活宛如一台巨大的储存器，总以它的过于庞大小觑世间的繁杂。面对突如其来的拐弯，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不能不借助时间的推移，继续忙碌自己的生存，就像眼前的情形：跑道携着众多行进的生命，不断延伸，每一个时刻、每一寸厚实的地面，都在无声接受这相同的轨迹。没有人追问为什么，因为原本就没有答案。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坚守，如同默默坚持跑圈那样，在时间面前，在体力和意志的考验面前，一切拐弯终将成为过去，与其相适应的细节则模糊或者消失了。于是，现在的我总是安于埋头做每天要做的事，不去想象无法获知的未来，但在走过残冬之际，我也会给自己捎来一份早春的问候，让明天的那扇窗在洒满露珠的清晨，悄然打开。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