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很丰富。怎样看待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尽管从不同视域有不少研究，但仍有很大空间。还是在2006年8月，我曾经发表过《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与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一文，言犹未尽。本文想对7年前那篇文章作点补充，也可说是续篇。

一、毛泽东的理论遗产，系指其全部遗产，包括晚年错误

在7年前那篇文章中，我特别强调毛泽东历史遗产的全部性。但也有人对我说，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应当只是正面的，不包括负面的；1981年《历史决议》已经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为什么还要将后者作为遗产呢？我耐心地作了解释，说这完全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是为了进一步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解决了“两个凡是”陷入的悖论。这样，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就不影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是1981年《历史决议》的一个伟大功劳。

我还说：1981年《历史决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并没有说它不属于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也并没有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不需要加以研究而从中得到教益和启示。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同讲毛泽东历史遗产的全部性应包括毛泽东晚年错误，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简言之，是两码事。这丝毫不违背1981年《历史决议》。至于有人讲毛泽东历史遗产的全部性，会不会给毛泽东“抹黑”呢？我说，这种顾虑是多余的。1981年《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指导写《历史决议》时的讲话说的非常清楚，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犯的错误，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许多好的思想要继承下来，对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怎么能说一讲错误就是“抹黑”呢？这不合逻辑。在社会上和学界，对毛泽东有没有“抹黑”的问题呢？有，那就是片面夸大毛泽东的错误，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这种倾向无疑要坚决反对。要拨各种丑化、诋毁毛泽东之乱，还毛泽东经过1981年《历史决议》认定的、为全党全国人民所认同的面目。但在做这项工作时，要将毛泽东“妖魔化”、“丑恶化”的倾向同实事求是地、理性地讲毛泽东的错误区别开来，不能一听讲错误，就将两者混为一谈。

现在，我还是坚持7年前的观点：讲毛泽东的历史遗产，有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即指历史遗产的全部性。不强调历史遗产的全部性，会带来许多预想不到的后果，乃至会发生“指鹿为马”的问题。当然，强调历史遗产的全部性，也要实事求是，具有科学性。就历史遗产与理论遗产的关系而言，历史遗产的外延比理论遗产的外延要大。历史遗产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而讲理论遗产则主要讲思想理论层面的内容，探讨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二、作为毛泽东理论遗产的主体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之源

毛泽东理论遗产尽管包括两个方面，但其主体无疑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主体地位，既是由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定的，也是由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发挥的巨大正能量决定的。1981年《历史决议》在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后，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六”+“三”体系的新概括，即六方面的基本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所谓“三”，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贯串于上述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这个体系，它包括党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兼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创造性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我们现在所讲的坚持毛泽东思想，即是具有这样丰富内容的毛泽东思想。

在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我一再强调，十七大没有将毛泽东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丝毫不存在否认、贬低和淡化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那种所谓“非毛化”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1981年作《历史决议》也是为了要明确这一点。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是为了凸显我们党进行的是两次伟大革命，实现的是两次历史性飞跃，获得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再则，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并不是说两者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恰恰相反，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没有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这样讲，也丝毫没有贬低毛泽东思想理论价值的意思。因为创新理论就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新理论。相对而言，毛泽东思想属于第一次伟大革命的理论成果，当然只能属于基础理论。这是不言自明的。

这里，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观点，我可以进一步地指出：如果从实践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指导思想理论是对各个时段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因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之源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思想之源。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都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创新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对它的坚持和创造性发展。就此而言，完全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之源。

不是讲“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吗？对党的发展历史是这样，对党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也是这样。前者作为基础理论，后者作为创新理论，是党的理论长河中的上游和下游的关系，也不能互相否定。

为什么要在“思想之源”前面加“主要”二字呢？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具体思想理论还汲取和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能掠人之美。因此，讲“主要思想之源”，既突出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源头的主体作用，同时又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海纳百川的世界眼光和开放视野。

三、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

按照传统的顺向思维，一般不会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视为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两大战略思想的历史教训依据。我以为，这正是研究视域的一个缺陷。其实，做任何研究，都应当既有顺向思维，又要有逆向思维；既要从正面看问题，又要善于从反面看问题；既要线性，又要非线性。这样，才能获得研究的全面性、深刻性。比如，从对“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通过总结历史教训来研究其对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丝毫不亚于从正面的、积极的理论遗产进行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像这样通过总结历史教训而提出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还有很多。邓小平说得非常精辟：“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深刻地检讨我们的历史，制定一系列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改变国家的面貌。因此，邓小平强调，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恩格斯说：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当说是对恩格斯的这句名言的最好诠释。

这就是历史和生活的辩证法。既然如此，我们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如“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要彻底否定，但这个彻底否定不只是简单地抛弃，更不能是恶毒地咒骂，最重要的是善于辩证地扬弃，做能量转化工作，变坏事为好事，化消极为积极，使过去的“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应当说，邓小平既是辩证思维的理论大师，又是善于能量转化的设计大师。邓小平如此，邓小平后的历届党中央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源，这不应当成为问题。而这一方面恰恰是我们目前十分缺乏研究的问题。我们不是讲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吗？加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研究，加强对历史的“负能量”研究，像邓小平那样大胆地做能量转化工作，应当是“三个自信”的要求，也是充满“三个自信”的表现。

四、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不应虚化，其经典思想和言论应长期宣传和践行

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献和领导人的报告中是非常明确的，这是无疑的。但是，它的具体指导意义在哪里？这些年来学界鲜有论述，媒体少有宣传。因此，造成一种误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虚的，而非实指。怎样消除这种误解呢？这就需要加强研究和宣传，深入地、实在地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

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和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历史，需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对这个时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二是毛泽东思想中上述六个方面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以及科学论断，对于现在和今后党的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得出那些原理、原则和结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三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活的灵魂。需要继续认真学习和运用这个“活的灵魂”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四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我看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尽管个别哲学观点不那么科学，但从总体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普适性，因而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五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特别是堪称经典的五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对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能力和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纪念白求恩》中讲的要做五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当下一些官员和青年“道德滑坡”现象比较突出的时候，更需要将其作为一剂良药来医治和拯救这些人的心灵。

六是毛泽东的许多经典思想言论应长期宣传和践行。前些时候盛传重新出版《毛主席语录》，有关方面作了澄清，没有这回事。我也以为，简单地重新出版这本具有浓厚政治色彩，会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语录”确实不宜。但是，广泛宣传毛泽东的许多正确的广为流传的经典思想和言论，还是需要的。比如：目前正在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需要重新学习毛泽东的下面三段经典语录：第一段，“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第二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第三段，“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我以为，这三段语录，击中一些有问题的干部的思想要害。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三段语录讲的是“革命时期”的要求，已经过时，用不着了。这种理解无疑是字面上的，没有把握其精神实质，姑且不去说它。其实，完全可以对“革命”做新解，即是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尽管这是转意上的“革命”，但也是更伟大、更深刻的“革命”。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更艰苦。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非常伟大的革命。它非常需要毛泽东讲的那种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这不存在“过时”问题。

毛泽东思想具有诸多层面的指导意义，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决不能让它虚化、泛化。只有这样，才能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落到实处，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创新理论一起，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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