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摘 要]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群众思想是其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群众思想，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以外来部队的身份，为当地群众所接受。梳理这时我们党群众思想的起源过程，对了解这支部队如何在陌生的山区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群众思想；起源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14-03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生、发展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既有中共中央一以贯之的重视群众运动的理论指导，也有毛泽东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娴熟经验积累，更有秋收起义余部深入山区，求生存求发展的残酷现实的内在催迫。

一、中共中央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1]这其中就蕴含了朴素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群众路线思想。显然，这时我们党已经认识到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党的早期领导人就如何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均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与见解。

（一）陈独秀：“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早在1919年，陈独秀在中国公学第二次演讲会上就指出，五四精神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2]，只有人民直接行动，才能达到推翻社会的国家黑暗，才能享受民主。这是五四运动的抗争精神，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众权利的诉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以及其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性、坚决性、彻底性。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是新生势力的代表，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因此，陈独秀一度竭力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会削弱共产党信仰的纯洁性，更不利于民众的集合。在建设国家问题上，陈也曾说：“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可见，在陈独秀的眼中，人民无论对于政党，还是对于国家，都是根本的基石。

（二）李大钊：“工农群众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李大钊对群众的生活和工作境况了解非常细致，他曾揭示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那种情景，更是可怜”[3]。李大钊还深刻揭露了当时农民的状况，他说：“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却“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像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4]

李大钊认为：一方面，中国工农群众深受剥削和压迫，过着痛苦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从这一实际出发，自1919年8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了诸如《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提出群众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实现经济革命的根本途径。他指出：“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5]

（三）瞿秋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1920年，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现状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工人身受外国资本家与中国资本家的压榨，甚至比欧美工人所受的压迫还要厉害。他预言，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6]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湖南农民运动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广大农村的地主阶级势力，以农民协会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的力量让瞿秋白十分激动。他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号召共产党人到农村去，了解农民，帮助农民，造成革命之势。此时的瞿秋白正在逐渐脱离强调阶级队伍的纯“布尔什维克”化阶段，开始迈向实践，注重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在党的六大讨论组织问题报告中，瞿秋白指出：“争取群众要明白知道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否则，争取群众便是空话”。[7]他说：“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8]当中共在这场革命中被清洗却无还手之力的时候，他认识到：以往我们纯粹依靠工人阶级力量进行革命，力量还是太单薄了，只有造成真正的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革命中掌握主动。“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

二、毛泽东深入群众的经验积累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喜欢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

1919年毛泽东发表了《<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两篇著作，就睿智地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9]他说：“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时，最为显著。”[10]因此，改造社会的伟业，必须靠广大民众，靠民众的大联合。于是，毛泽东发出了自己的号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呼吁：民众的大联合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1]

毛泽东不但从思想上看重群众、相信群众，在行动上也是积极深入群众。他早年曾组织发起和领导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从事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让他有很多机会和群众打交道，深入了解群众，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也奠定了他一生对于群众的信念，就是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毛泽东还把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作为求学、获得真知的重要途径，同时又加深了他对群众的了解，增进了他与群众的感情。他在长沙读书期间，经常利用节假日，走向社会，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他和同学喜欢采用“游学”的方式，到处游走，以此了解各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各地的历史变迁、地理概况、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在湖南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先后走遍了湖南10来个县的乡镇和农村，收获很大，他自己也说：“游之为益大矣哉！”[12]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主办工人夜校时，毛泽东已经初步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思想的雏形。毛泽东主办工人夜校，就是想通过这个机会与工人打交道，学习书本上没有的社会知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学生与“社会之人”相脱离的难题。他指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撅，犹鸿沟之分东西。”必须使社会与学校“疏通隔阂”，使“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13]毛泽东提出的学校要与社会相结合、学生要与民众相结合的思想，寓意非常深远。这为他带领秋收起义余部进入井冈山地区，和当地的群众打成一片早已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共群众思想在永新三湾萌芽

三湾改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年毛泽东和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刚开始并没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反而，当地的群众对这支陌生的军队充满了戒备与怀疑——“过去来一次兵，群众受一次苦，经受过反动派的多次烧杀抢劫。这次村里又突然来兵了，群众摸不清底细，不知究竟来的是些什么兵，只听见有人喊枫树坳来了兵，不断线地向村子开来，快跑呀！大家只顾纷纷往山上跑，怕反动派来了再遭殃。”[14]不单是群众，就是袁文才、贺敏学这些地方实力派，对于突然冒出来的一支队伍也是充满了高度的戒备和防范。“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的队伍，还怀疑是国民党冒充的，小江山一带有我们的人，派出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宣传标语，还看到这支部队刚来时，三湾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他们买不到米吃，还是不进群众的房门。我们的侦察被伍中豪抓住了，但又立即放回来了，我们把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等。落的款是‘工农革命军，后来进一步打听到这是毛委员的队伍。”[15]

了解到群众的冷漠、地方实力派的猜疑之后，毛泽东意识到，树立工农革命军的正面形象，和群众搞好关系，对于这支队伍在当地的生存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不仅提出了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还提出要“整顿行军纪律，强调部队要做群众工作”[16]。“同时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部队要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军队的特点，了解我们与旧军队有截然的区别，我们便无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就无法存在。”[17]

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我们把部队分成许多小组挨家挨户地宣传，向老百姓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打土豪的，并帮助群众挑水、扫地等”[18]。经过部队指战员的耐心宣传和身体力行，当地群众逐渐接受了他们。“这些受土匪惊吓的农民，眼见子弟兵纪律严明，平等待人，处处为群众着想，大家奔走相告，纷纷慰劳红军，村里村外，一片欢腾。”[19]

在进军井冈山的过程中，我们党的部队还与当地群众代表进行良好的互动。“毛泽东同志到了三湾便派人去与袁文才、王佐联系，”[20]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一行三人于10月2日到了三湾。毛泽东立即在“泰和祥”店铺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上山意图、政治主张，表示希望同袁文才部合作，一起开展革命斗争。龙超清等也表示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可先到离三湾30里地的古城，好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事毕，毛泽东见龙超清三人徒手而来，就送了三支枪给他们带回去。毛泽东在三湾会见宁冈代表，除了初步落实其“上山”思想，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好头之外，实际上也是上山前的一次调查，通过会见和谈话，毛泽东对湘赣边界和井冈山的情况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才下定了“上山”的决心，这就使得三湾成为了进军井冈山的起点，也使得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党的群众思想开始萌芽了。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

[2]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N].时事新报，1920-4-22，

[3][4]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58-659.649.

[5]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

[6]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67-169.

[7][8]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125.

[9][10][11]魏宏远.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135.145-146. 153-15.

[12]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 [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07.

[13]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71.

[14][16][17][18][19][20]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485.14.197.131.215.487.

[15]江西省永新县志办公室.永新苏区志[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375.

作者单位：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