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李功耀

守望生命的荒原记重庆市凤城监狱“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陈益平

■ 本刊记者 李功耀

艾滋病毒、艾滋病人、艾滋病罪犯，在公众眼里，都是恐怖的代名词，隐含着绝望、痛苦和死亡。所以，人们谈“艾”色变。如果谁染上艾滋病毒，成为艾滋病人，即使他的亲人，也会避而远之。亲归亲，命归命，什么样的亲情比命更重要呢？何况，很多艾滋病人有过吸毒贩毒的经历、干过卖淫嫖娼的勾当，甚至为了“过把瘾”，把好端端的家弄得倾家荡产，把家人折腾得死去活来。

本文采写的，是先后与几百名艾滋病犯人有过四年密切接触，在艾滋病监区进行惩教育人事业的“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陈益平。

临危受命

2009年10月，根据全国艾滋病防控部署，重庆市监狱管理局决定将男性艾滋病犯人集中收押，位于重庆市长寿区的凤城监狱，承担了这一重任。要在管理、改造这批特殊犯人的前提下，确保我们的民警和医护人员不被感染，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监狱党委经过认真讨论，组织人员到其他省市特殊病监区考察学习，结合凤城监狱实际，制定了相关制度，采取组织调配和民警自愿报名相结合的方式，组建了一支四十多人的民警和医护队伍，成立了七监区。当这些犯人集中起来之后，相互知道了病情，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情绪激烈，歇斯底里，监区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一些犯人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扯皮挑衅、打架斗殴，甚至自伤自残、绝食、袭警。一些民警思想波动，想打退堂鼓，监区管理秩序混乱，直至2010年1月14日，酿成轰动全监狱的集体斗殴事件。虽然参与的人不多，未出现轻伤以上后果，但监狱领导从中发现了管理的隐患，为了“一绝后患”，将其确定为“1·14”事件。

事件过后，监狱党委研究发现，监区干警恐“艾”心理严重，管理理念出了偏差，干部结构出了问题。党委决定，重新组建七监区领导班子，挑选一个强有力的、经验丰富的中层干部负责。党委提出了包含五个关键词的选人标准：即有资历、有能力、有事业心、有包容心、有引导力。按照这五“有”的标准选人，在凤城监狱，非陈益平莫属了。大家说，陈益平是“授命于危难之时”。

1月下旬，监狱领导找陈益平谈话，想把他从管理普通犯人的五监区调到七监区。那时的陈益平已47岁，很快就要退居二线，正处于“求稳”时期。在部队锤炼了18年、在监狱坚守了14年、一向以服从命令为己任的陈益平，第一次犹豫了。

领导找他谈了四次,最长的一次，他在政委办公室坐了两个半小时。是他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过于金贵吗？不是！他怕家人反对，怕亲戚朋友不理解。最后，长期以来培养的服从意识和纪律观念占了上风，陈益平还是答应下来。他没敢告诉家人。“先瞒着吧，省得她们拖后腿！”但家人还是知道了。一向温顺的妻子生气了，要去找监狱领导理论，“监区工作再神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还涉及到家庭和孩子啊！”在外地念大学的女儿知道消息后，一天打了四个电话来劝阻。陈益平对妻子说：“我已经接招了，你找领导也没用。七监区的工作总得要人做啊，我不做，谁做？”接着，他给女儿打包票:“当兵出身，死都不怕，还怕这种传染病？没事，我多注意就是了。再说你是学医的，艾滋病毒怎么防范，可以指导我啊！”

在监狱党委发文、任命他为七监区党支部书记和教导员之后，他

走马上任了。这次上任和前几次不同，在他心里，有一种庄严感。实际上，他和家人一起在承担使命。

郑重承诺

2010年1月25日，陈益平和七监区全体民警见了面。他郑重地表示：“从今天开始，我和大家一起战斗了。今后，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如果我在前面你们没跟在后面，那么我考核你们；如果你们在前面我落在后面，那么你们考核我！”话语不多，但掷地有声，所有民警都起立鼓掌。

陈益平在凤城监狱是公认的好人、能人，作为中层干部的他，威信高得让人嫉妒。很多监区长、教导员、分队长，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监狱领导称他为“老陈”，其他民警唤他作“大哥”。他整天乐呵呵的，一声爽朗的笑，展示了他全部的胆气与才情。他的工作成果，总让其他监区的“头头”们“红眼”，让监狱的领导翘大拇指。他1999年转业到凤城监狱，先担任外劳监区指导员；2003年监狱布局调整，他奉命到五监区当监区长；随后又调到监狱的主力监区，即三监区当监区长。通过一年的努力，单就劳务收入产值便增长180万元，占整个监狱劳务收入的45%。三年后，他又调到新组建的五监区，任监区长。这个新组建的监区人员较多，结构复杂，仅“老资格”就有24人，其中和他平级的就有14人。照理说，工作是难做的。“叫鸡公”多了，谁服谁呀！但他到底还是把这个监区捋顺了，赢得了上上下下的肯定。大家管他叫“救火队长”。毫无疑问，让他负责七监区，是众望所归。所以，当“1·14”事件发生后，他就隐约觉得领导会找他。其实，那时他就作好了思想准备，尽管监狱领导找他谈了四次。

七监区刚成立时，监狱党委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年轻民警来讲，工作做好了，能获得表彰、奖励或优先晋级。那么到七监区，就预示着政治上的进步。对家境不宽裕的民警来讲，到七监区，每月领取一定数额的高危补贴，也是一种待遇。还有，七监区收押的都是艾滋病犯人，监狱没有下达劳动改造任务。“呵，多好啊!不用干活，每天给他们点吃的，然后远远地看着他们，多轻松！咋不去呢！”就这样，最初的七监区民警，怀着各种心思：“有奔前程的，有图利益的，也有求舒适的。”陈益平当然知道这三种心态。第一种心态尚有积极意义，第二种心态无可厚非。那么第三种心态就要不得了。管理麻烦不断、危机重重、事故频发的七监区，有那么容易么？将那些动辄打架闹事、自伤自残、甚至有袭警企图的艾滋病犯人进行管教、改造，仅仅是“远远地看着”就能奏效的么？陈益平觉得，要实现惩教育人的目标，管理好七监区，第一措施就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严明纪律。当然，最重要的是克服大家的恐“艾”心理。说千道万不如行动，没有不合格的群众，只有不称职的领导。

“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如果我在前面你们没跟在后面，那么我考核你们；如果你们在前面我落在后面，那么你们考核我。”

这话确有分量，赢得了大家的掌声，但更重的分量还是行动！

第一次考验

机会来了。这机会，就是陈益平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到七监区履职的第四天，几名服刑人员因伙食问题发难，在潘某等人的唆怂下，发生了集体哄闹事件。按照监区规定，吃饭前必须排队集合。但那天，四十多名服刑人员赖在饭堂，东倒西歪地坐着，叮叮当当地敲碗，你瞪着我，我瞪着你，以一种蛮邪的抗力示威。几个民警面面相觑，不敢去管。正在值班的陈益平来不及穿戴防护服，立即赶到事发现场，站到几个闹事的服刑人员中间。一些服刑人员非但没有收敛，还将手中的碗狠狠地砸在地上，破碎的瓷片弹到脸上，差点划破脸颊。几个服刑人员恶言相伤，横眉竖眼，更多的服刑人员则在围观，窃窃私语。陈益平命令他们集合，服刑人员竟一动不动，一双双空洞而凶蛮的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好像要冲上来，给他一顿“撕咬”。身为党支部书记、教导员，面对这种挑衅，能散劲吗？只有雄起！他对离他最近的服刑人员乔某说：“出去集合！”那家伙不予理采；陈益平语气更加严厉：“请你出去集合！”乔某还是不理。不等陈益平第三次发出警告，那家伙“嗖”地一声站起来，露出凶残的面孔，张牙舞爪地扑来，准备用嘴咬他。危急时刻，他趁乔某精神分散的一刹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揪住乔某的臂膀，将其制服。其他民警先是一愣，接着纷纷赶来，扯住几个服刑人员的衣领或胳膊，把他们扭出饭堂。其他服刑人员见状，乖乖地走出去排队集合。饭后，陈益平召开大会，向服刑人员讲政策、

说纪律、定规矩，说明原由，并让食堂调整伙食。事后谈及此事，大家都心有余悸。当问他为何不顾自身安危、不按规定穿戴防护服后再去处理时，他说：“当时情况紧急，若等防护服穿好，得要几分钟，说不准就酿成预想不到的后果。”“灭火”不等人，第一反应就是冲上去。

这件事在七监区震动很大。民警们看到，作为领头人，他不怕被传染，第一个冲在前面，履行了他在会上许下的诺言。他用行动告诉服刑人员，民警并不害怕与他们直接接触，正气必然压倒邪气。当天晚上监区叫服刑人员集合的时候，这些穿着囚服、顶着光头的服刑人员，一个个走到操场，整齐地排着队，秩序井然。陈益平上岗第一课就给了不守规矩的服刑人员一个下马威，也给七监区的全体民警做了示范，破解了民警心中的恐“艾”阴霾。

第二次是2010年6月10日的绝食事件（“6·10”事件），也是陈益平第一个冲到现场，把带头闹事的危险分子纠出来，予以处理。通过这两个标志性事件，陈益平在民警中树立了威信，带动了一批人。后面还有很多事例，处理了一些闹事和无端挑衅的服刑人员。但用不着陈益平冲锋陷阵了，七监区的民警无论是谁当班，遇到什么危险，都会主动冲上去，给服刑人员以威慑和震撼。应该说，七监区开始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队，形成令服刑人员敬畏的、不敢挑衅的力量。种种侥幸心理和冒犯规则的行为受到遏制。监区秩序开始好转，打架闹事、起哄绝食的极端现象，慢慢不见了。

细处做“文章”

作为重庆市监狱系统唯一一个集中关押男性特殊病犯的监区，管理难度异常艰巨，有时一些民警难免士气低落，甚至产生抵触和懈怠情绪。陈益平仔细分析民警队伍的思想状况，决定用自己的行动带动大家。走进监区，陈益平就没有闲着的时候。服刑人员的吃饭顺序怎么安排、哪个服刑人员的亲情电话需要时间长些、哪个服刑人员的思想有波动需要谈话、怎样才能有利于新收监服刑人员改造。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他总是尽心去做。在他的努力下，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一个个棘手的问题被破解。

陈益平说，他有时是个“婆婆妈妈”的人。比如民警的思想情绪、夫妻矛盾、子女的学习等问题，他都要关心。还有服刑人员的身体、家属反馈的信息，服刑人员些小的进步以及和其他服刑人员的纠纷，他都了然于心。他认为，这些小事的处理，直接影响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影响服刑人员的思想改造。所以，“七监区民警不可大大咧咧，要学会从小处下功夫，在细处做‘文章’”。为了增强凝聚力，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营造和谐环境，构筑平安“港湾”，汇聚积极元素，倾注人文关怀。所谓走出去，就是深入民警家庭，了解每位民警的实际困难，以监区的名义，送去关心和温暖。所谓请进来，就是定期召开以民警家属为主体的茶话会，让家属与民警之间、家属与家属之间相互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梳理他们的需求。这样，监区民警和家庭就形成了良性互动，有成绩共同分享，有困难共同分担，在相互理解和支持中，获得事业发展的正能量，也在家庭之间形成一种比理解、比支持、比奉献的良好氛围。这样，民警心情舒畅，家属成为后盾，在监区内外形成了一种促进工作进步、弥漫健康因子的“生态”空间。

陈益平善于总结工作规律，常常进监舍、查房号、问表现、聊家常，传授管教经验，让民警在工作中体验成功的喜悦。生活中，他是民警及家属信赖的大哥，大凡家长里短、急难忧愁的事，都愿意告诉他，请他拿主意。他也为此东奔西走，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带领下，七监区熔铸成一支团结共进的“铁军”。

陈益平说，七监区的服刑人员，都是缺少温暖和爱的边缘人，特别敏感而脆弱。漫长的刑期使他们痛苦，肆虐的病魔使他们绝望，他们需要一株“生命的稻草”。怎么拯救他们？就是要让他们看到“生命的稻草”，在人道的关怀中见到光明。他说，面对这一特殊群体，民警必须细心周到，要注意平时的言行。我们可以严加管教，对严重违规的危险分子可以关禁闭，但我们的语气要和缓、目光要真诚。除去他们犯罪时可憎的一面，在监区，受到病毒和法律双重审判的他们是绝对的弱者。有时一些服刑人员闹事，其实是一种变态的倾诉。别人以为他们无理取闹，但并不尽然。监区民警应该能读懂他们的变态表达，促使他们学会正常反映，进而引导他们厘清诉求的善与恶。

生命的陪护

陈益平常说，艾滋病服刑人员首先是罪犯，其次才是病人，是社

会公众难以接纳的群体。对他们进行管教，要培植他们的自尊心和接受改造的勇气。有些人，包括服刑人员家属，错误地理解“人性化管理”，以为听之任之就是人性化。服刑人员也借机向民警挑衅。一次，有个服刑人员在上厕所，一边蹲坑，一边让别的服刑人员把民警找来，说厕所没纸了，让民警赶快出去买纸，给他送来。实际上，他把手纸藏起来了。如果民警有怨言，或不及时，他就上告，说民警无视服刑人员诉求，态度不好。面对这种故意刁难，一些民警很生气。陈益平告诫大家，要有耐心，多动脑筋，艾滋病犯人多是心灵扭曲的人，要矫正他们，得下滴水穿石的功夫。就像医生治病，我们民警就是疗治他们的性格之病、心理之病。

这样做起来并不容易。许多服刑人员自叹“刑期比命长”,常常焦躁不安、自暴自弃，有的甚至扬言出去后报复社会，传染更多的人。为此,陈益平锲而不舍，尽力走进他们那冰封的心。如给张某及其家人拍视频，促进他们沟通和交流;上门说服朱某的父亲，让其摒弃前嫌，来监狱探视……

他带领民警为每位服刑人员做了详实的交流笔录,以分析服刑人员的内心世界,找出他们反社会的症结,把关怀送到心坎上。在交流中,陈益平给了服刑人员足够的尊重。统一配备的保护装备,他一般情况下都不穿戴。“这会与服刑人员疏远,让他们产生很强的抵触情绪。”

在监区犯人过生日时，陈益平总是自费买了蛋糕，和服刑人员一起过。这时候，服刑人员脸上的笑容是灿烂的，他们感受到民警的恩情。本来，从法律层面，民警和服刑人员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但在情感上，他贴近服刑人员的心了。“陈教导员就是亲人，就是再生父母！”做到这一点多难啊，需要多么大的怜悯心和慈悲胸怀！

2012年12月上旬，服刑人员李某因病重被紧急送往市区住院治疗。医生诊断结果令人震惊：重度甲肝、乙肝，凝血功能近乎为零，极易出现内外大出血，艾滋病毒载量更是超亿。这样一个病人，简直成了病毒“集装箱”，其传染性极强。李某生活已不能自理，他的亲生父母选择了逃避，医院护工宁愿不要每天300元的工资，也不进病房。房内只剩下陈益平和几个民警。怎么办？“这也是一条生命”。他当即决定：自己来！他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无异于与“炸弹”打交道、与死神相博弈。在防护措施极其简单的情况下，他开始护理李某。从接李某的大小便，到李某大小便失禁，他不断地为李某清洗身子。有时李某拉不出屎，他竟戴上手套，帮李某把大便抠出来。这样足足坚持了60余天,让李某在体面和尊严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他的举动感动了医生、护士和其他病人。大家感慨：“陈警官真不简单啊，把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管的艾滋病犯人照顾得那么好！”

照顾李某只是一例，好几位重症病犯在去世前，都是他帮助擦洗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这种时候，服刑人员的父母、兄弟都躲了，即使不躲，也是皱着眉头，“武装到牙齿”地冷眼旁观，只有非亲非故的教导员陈益平在身边，陪护那脆弱而卑微、行将熄灭的生命。

真情化坚冰

为了更好地和服刑人员交流,陈益平自学了厚厚的《佛学入门》。“生命在于过程,而不在结果”、“过好每一天”等人生箴言，他张口就来。他还见缝插针地补习艾滋病防控知识，让学医的女儿，帮他查找和下载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最新资料。四年下来，他已是这种特殊病防控的半个专家。大凡服刑人员的身体、情绪有何异样,他一看便知,从而提前做好准备，以免发生意外。

还有心理学和时事政治，只要能和服刑人员拉近距离、有利沟通,陈益平都积极去学,有时还向其他民警请教。陈益平说，要当好狱警,就要成为“万金油”，什么都懂点，这样能给服刑人员许多新东西，使他们在高墙内也能知道外面的事。

“对艾滋病犯群体，听比说重要。我们要学会倾听。”陈益平说,大量的服刑人员对之前的犯罪行为已经感到悔恨,他们祈盼交流、渴望关爱。多听他们倾诉，既能释放他们的压力，也能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在监区，陈益平从不把他的改造对象称作“犯人”、“罪犯”和“艾滋病犯人”，而总是称为“服刑人员”。

他锲而不舍地用真情化“坚冰”，用热忱焐“顽石”，使那些步入人生“寒冬”的服刑人员，演绎出一个个迷途知返的动人故事。

服刑人员张某，因吸毒贩毒被判刑10年。感染艾滋病后，身体每况愈下，一种悲观绝望、仇视社会的心理弥漫在脑海，经常在监区为所欲为。在治疗中，他总是向医护人员和民警提出不合理要求，稍不满意就大喊大叫，或煽动其他人闹事。对这样一个心理扭曲的危险分子，陈益平多次找他谈话，进行苦口婆心的教育。

张某犯罪后，家人一直没来探视。陈益平知道此时的张某最需要亲情的温暖。他当即给张某的母亲打电话。得知张某犯罪后妻子抛弃年仅7岁的儿子不辞而别，张母体弱多病，只能靠低保抚养孙子维持生计，日子过得悲戚而寒苦。陈益平发动民警捐款1000多元，购置书包和生活用品，专程赶到张某老家看望，还把他家人的生活情况拍成录像带回。张某看后泣不成声，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悔恨不已。陈益平以此为突破口，教育他要体谅母亲的艰辛，不要再给年幼的儿子丢脸，鼓励他好好治病，踏实改造。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某终于表示，要在忏悔和改造中走向新生。之后，张某改造态度端正，经常向陈益平汇报思想，不仅自己遵守监规狱纪，还大胆制止监区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在服刑人员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江津籍潘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且染上艾滋病，一度陷入绝望。好几次群殴、绝食，包括2010年1月的“1·14”事件，他都是主谋。他经常自伤自残，或伺机袭警，把怨气和仇恨发泄在民警身上，是个极端危险分子。陈益平通过观察，对他“软硬兼施”，谈心、关禁闭，多管齐下，从生活上关心他、照顾他，两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在潘某母亲病倒的情况下，陈益平带着四位民警，专程驱车赶到江津，看望和照顾他卧病在床的母亲，还买了一大堆滋补品，拍下他母亲在医院的录像，带回老人家给服刑儿子的惦念与叮咛，使他深受感动，嚎啕大哭。陈益平趁热打铁，找他谈话，让他真

心悔悟，痛改前非。后来，潘某进步很快，积极配合民警，做其他服刑人员的思想工作。每次陈益平陪上级和外地领导到监区参观，他都组织身体状况较好的服刑人员，围成一道人墙，护卫领导安全。潘某多次说：“我本来犯了重罪。陈教导员对我有再造之恩。如果没有他，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我从内心里感激他，尊敬他！”

四年下来，陈益平给服刑人员个别谈话和集体教育达900多小时，在他的管教、感化和挽救下，先后有十多名不认罪服罪、有脱逃、自杀、自残念头的危险和顽固分子恢复了理智，开始正常的监区生活。在七监区，铁树开花、枯树发芽、坚冰融化、顽石暖热，绝不是什么稀奇事。有陈益平和他领导的团队，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发生。

七监区现任监区长、陈益平的老搭档张红波说：陈教导员的事迹无法用语言表述。这些看似小事，但很多人做不到。这些小事很可能被人忘记，但小事中体现的精神和人格，应该载入史册。七监区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陈教导员付出了极大心血。现在组织上把他调出七监区，我们都舍不得。不仅是我们，很多服刑人员都非常想念他。我们甚至用这样的话警告那些调皮捣蛋的服刑人员：“你这样不争气，对得起陈教导员吗？哪天我让陈教导员过来，看你怎么交待！”

“嘿！像哄孩子似的。这样的话，对那些做过许多坏事的家伙，居然很奏效。可见我们陈教导员的魅力。他是我们的主心骨，很多问题的处理，没有他还真不行！”张红波说。

高墙悲欢

陈益平是凤城监狱出了名的善人。2011年8月的一天，一对中年夫妇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来到监狱，见到陈益平，三人“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中年妇女哽咽着说：“陈警官，我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我们来向您报喜！”原来，为了让这个孩子顺利完成学业，收入不高的陈益平默默资助这个困难家庭近十年，而他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年还要为那些服刑人员花上好几千元。

陈益平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他常说：“人生在世要多做好事、善事，那叫积德！”2012年3月，重庆市长寿区血库告急，陈益平得知这一消息，立马跑到献血点，对医生说：“我身体结实，献400毫升。”医生见他一脸倦容，劝他少献点，最终还是拗不过他。这是他十年来第十次献血。

重庆市监狱系统开展“大走访”活动，陈益平利用周末和休息时间，先后走访了监区50余名艾滋病服刑人员的家庭。在走访期间，他自掏腰包，为服刑人员的亲属带去食用油、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对夫妻都感染病毒的家庭，他更是煞费苦心，予以照顾。他说：“这样的家庭一旦破裂，无异于‘炸弹’爆炸，飞散的弹片会伤害更多健康的肌体。”如今，四年了，他先后挽救了20多个即将破碎的家庭，被同事称作“修复大师”。

七监区服刑人员，家境一般都很贫困，即使原先的富裕家庭，也因为他们吸毒贩毒，弄得一贫如洗，家人大都伤透了心，郁结着一种莫名的怨恨，不愿到监区看望他们。陈益平总是“掏心窝子”似的做工作，还多次“厚着脸皮”家访。有些人不理解，认为陈益平多管闲事，有些家属见到这些“大盖帽”，“要么让我们吃闭门羹，要么破口大骂，把我们撵出来，有的还放狗咬我们。那呲牙咧嘴的家伙，追赶我们一里多地。”陈益平说：“其实他们不是恨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去的目的，因为不好说话，就采取这种手段，割断他们和监区服刑人员的联系。”但陈益平到底是陈益平，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2012年监区开放日，七监区来了不少家属。服刑人员一个个痛哭流涕，让见惯了生离死别的监区民警，也眼圈泛红。

在帮助服刑人员重塑亲情的同时，陈益平对自己的家人却满含愧疚。妻子抱怨他，把家当旅馆，从来不做家务，在外面乐呵呵的，回家后沉默寡言，要不倒头就睡。女儿埋怨他，从没参加过她的家长会。有一天，女儿说：“爸爸，你为了工作，本来就很少陪我和妈妈，现在还要让我们为你提心吊胆，你咋就忍心？！在同学中我都不敢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怕他们知道你的工作后不和我玩了。”当时，他无言以对，没想到女儿并不为有一个当警察的父亲而骄傲，而且还让她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身为父亲，他只有“嘿！嘿！”懂事的女儿知道，这“嘿嘿”中，确有父亲无可奈何的愧疚。

陈益平把心思都放到了监区，却疏离了对家人的照顾，疏离了女儿、疏离了妻子，甚至疏离了老母亲。就连母亲住院抢救，他也没能抽出时间，还在和一位企图自杀的艾滋病晚期病犯谈话。

四年的坚守,陈益平和他的同事作出了极大牺牲：去亲戚家串门，亲戚叫他们把外衣脱了才让进门;吃饭的时候，不跟他们坐一桌。就连监狱的集体食堂，和他们坐在一起的，也只是七监区的战友。为此，靠左边两个长条形饭桌，渐渐成了他们的专位。慢慢地，一些过去来往密切的朋友，已成为抽象而干巴巴的电话号码。

“红线”内外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陈益平回顾自己的从警生涯，在廉洁公正方面的底气，不用拍胸脯也能保证。他常说，群众给予我们的是信任和支持，我们回馈给群众的，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只能是一颗坦荡的心。还是他母亲说得好：“娃儿啊，做人要厚道，要知足，要守本分，莫贪公家便宜。不是你的东西，说啥子也要不得。我们吃撇点，冇得关系！”这话他听了三十年，也记了三十年。

陈益平老家在农村，妻子是小学教师，上大四的女儿正面临找工作。尽管家境不宽裕，但他甘于清贫，洁身自好，从不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

2012年的一天，陈益平正在家中休息，一个战友找到他，请他关照一个服刑人员，调换工种，并塞给他一个红包。陈益平当场退还红包，严肃地说：“我们是战友，应该相互帮忙，但更要相互理解。牵涉到服刑人员的事，得按规定办。这忙我帮不了。”面对不由分说的陈益平，这个战友感到：还是当年的陈益平！事后，陈益平在监区大会上，代表全体民警郑重承诺：不接受影响公正执法的吃请，不接受服刑人员家属的馈赠，不接受服刑人员家属为民警安排的娱乐活动。在场服刑人员无不为他刚正不阿、纤尘不染的品行所折服。

有一次，陈益平的叔叔领着一个朋友找他，提出给一个服刑人员送点东西进去。经了解，这人与该服刑人员曾是生意上的伙伴，并无亲属关系。按监狱规定，这种情况不允许探视，更不许私传物品。一边是法规，一边是亲情，咋办？陈益平不含糊，他把叔叔和朋友带到家中，准备了一桌饭菜。席间，陈益平对叔叔说：“把这东西捎给那服刑人员，不难。但私自递送物品是明文禁止的。我要做了就是犯错误。您不希望我犯错误吧！”一席话，让叔叔无言以对，朋友也不好意思地走了，叔叔则表示，今后再不为这些事找他了。

在监狱这条特殊战线上，陈益平描绘着人生一幅又一幅精彩的画卷，这画卷上承载着一位心灵耕耘者甘作歧路航灯的梦想，折射出监狱机关履行改造职能、服务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

陈益平并非一个无情的人，他有一个原则：一切以法律和制度规定为红线。红线以内，他有柔情；红线之外，他是个铁面人。

在红线之内，他的工作做得很细。2011年，同事小张的父亲去世了，陈益平知道后，带几个民警，买了花圈和慰问品，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奔行三百多公里，赶到忠县慰问。在七监区，这是破天荒的。他的细心之处在于，他一连送了好几个花圈，分别写上监狱、监区两级组织和领导的名字。“这在农村很管用，乡亲们知道小张人缘好，在单位受重视，他脸上有光，今后工作积极性也高些！”他的老搭档张红波的父亲过世后，陈益平不仅带民警赶去慰问，还亲自帮忙料理后事。四年来，监区三十多位民警，个个得到过他的帮助，受过他的恩惠。但他自己家里有什么事，他总是悄悄地办了。好几个民警“不服气”，找他“评理”：“为啥子拿我们当外人！”陈益平拍着战友的肩膀说：“我去你们家慰问，是工作；

你们到我家是违规，是腐败！”嘿，陈益平，就这逻辑！

在红线以外，故事太多了。那时，中央还没有提出“八项规定”，但陈益平早就这么做了。谢绝吃请，拒收礼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他不知回绝了多少次。在廉洁公正问题上，他甘做一个浑身冒傻气、只讲原则、六亲不认的人。

对于监区服刑人员，陈益平一手紧握法制利剑，规范监管秩序，一面秉承人文关怀理念，主动走近一颗颗冰冷的心，发掘他们星星点点残存的善良，送去一片怜爱与温暖，一份信心与坚强，使阳光重回他们脸上，照进他们胸膛。四年来，七监区累计改造艾滋病服刑人员几百人，未发生一起脱逃、重大狱内案件、安全责任事故、非正常死亡。100%的服刑人员在监区下了保证，95%的刑满释放人员在走出监狱前，郑重地递交了“艾滋病传播，到我为止”的承诺书。毫无疑问，陈益平和他的战友为社会安定排除了一颗又一颗“定时炸弹”。

荣誉面前

陈益平不仅成功改造了数百名艾滋病服刑人员，让他们消除自暴自弃、仇视社会的心理，树立起正确的生命意识，还打造了一支坚强有力、团结和谐的队伍。四年间，无一人申请离开，37位民警如一把利剑，忠于职守，维护着法律威严，守望着社会和谐。

2012年，陈益平作为重庆市监狱系统“金剑精神”报告团成员，作巡回演讲十余场，他的事迹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被称为高墙内“最可爱的人”。重庆市凤城监狱党委给他这样的评价：他十几年如一日，扎根监狱基层，始终坚守在“特殊园丁”的岗位上，工作在监管改造的最前沿，特别是作为艾滋病犯专管监区的“掌门人”，他顶住来自家庭、社会和工作的压力，带领监区民警职工，勇挑重担，守住了“火山口”，看牢了“炸药库”，把七监区成功打造成艾滋病犯管理的“示范园”，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戴。

近年来，陈益平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2011年被市监狱管理局评为重庆市“十佳监狱人民警察”，同年6月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2013年12月17日，他获得第八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凤城监狱政治部主任唐孝海评价：陈益平的军人气质和警察作风结合在一起，带动了身边民警，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他的荣誉，也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凤城监狱政委杨光权说：陈益平同志的精神是“依法履职，惩教育人”。他告诉记者，重庆市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已经发文，号召全市司法系统和监狱干警学习他忠诚敏锐、勇挑重担的政治品格，争当监狱工作的先行者；学习他无私奉献、扎根基层的工作作风，争当监狱事业的建设者；学习他惩教育人、重塑灵魂的职业操守，争当社会安宁的捍卫者；学习他心系群众、亲民爱民的公仆情怀，争当群众路线的践行者。

面对这些荣誉，陈益平觉得“受之有愧”。他说，所有这些工作，他只是起了个头，后面大量的工作，都是监区民警做的。本来都是些寻常事，任何人在这岗位，都该这么做。就像农民种地，不拿锄头行吗？像战士上前线，不拿枪行吗？作为监区民警，管教、改造好服刑人员，是应尽之责！

记者感慨：“你实际上是全国监狱系统的一面旗帜，是英雄！”陈益平坐不住了：“我哪是什么英

雄啊，我获得的荣誉和我的付出根本不成正比。过去我在部队，小时候看电影，认为不作出重大牺牲，甚至不付出生命，就不能当英雄，像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那样。我现在不缺胳膊不少腿，身体很健康，要家庭有家庭，要幸福有幸福，啥子都没失去，却获得这么多荣誉，我哪里够格呢？！”

记者问陈益平，是否想过“急流勇退”。陈益平说：“现在不想了。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市里、区里以及凤城监狱的领导，寄予我很大希望，我还得继续努力。再说，在监区工作时间长了，有了感情和乐趣，如果不想监区的事，还有一种失落感。今后，我要多培养几个年轻骨干，把我多年来摸索、积累的经验和方法教给他们，这也是一种荣耀。”

记者后记

采访快结束了。在陈益平、张红波的陪同下，笔者参观了凤城监狱深处、戒备森严的七监区。

进行身份登记，穿过厚厚的铁门,看见两百多名服刑人员正在操场上跳集体舞，音乐舒缓，节奏明快。要不是清一色的光头、清一色的囚服和操场四周的钢丝护栏，真难想象这是一个特殊监区。抬眼看去，多是年轻人，据说也有六十出头的，但平均年龄在30多岁。多好的年龄！却在这里接受改造，明媚的阳光虽也照着他们，却无法清除他们体内肆虐的病毒。每天坚守在这里的民警，肩负管理和改造的重任，拯救一个个扭曲的灵魂，该是多么庄严而神圣。

从操场西侧走进监区宿舍，八人一间，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走廊很宽，几个打扫卫生的服刑人员见到我们，立刻背对着，摆出标准的立正姿势。“陈教导（员）好！”我心里泛着嘀咕，生怕有谁冲过来抓我一把，咬我一口。但陈益平和张红波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不一会，两个大高个走到陈益平前面，像移动门，隔成一道屏障。其中一位是我刚采访过的潘某，显然是护着我们呢。我心里踏实许多，随两位监区领导参观了二至三楼的宿舍、卫生间，还有医疗室。三个医护人员带着口罩，正在给几个病人体检，尽管只有五六个，但排着队。在二楼楼道的墙面上，贴着两行蓝色的大字：“人生就像一杯茶，不会苦一辈子，只会苦一阵子”。张红波说，这是陈教导员的语录，每个楼道都有，让服刑人员看后，多想想，能起到积极作用。

来到一楼，是监区活动室，墙上挂着服刑人员的书画作品，一律是健康的、阳光的，有些已接近专业水准。真想拍下来留作纪念，但监区不让带手机和相机，只能用眼睛看了。还有很多“决心书”和感谢民警的标语。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内心的表白，据说是他们原创的作品。我这才发现，即便在这样的监区，也有一些正能量。我忽然鼓起勇气，脱开保护的“防线”，穿过几个服刑人员，独自欣赏这些作品。还有桌上、椅子旁那些精致的手工制品，比我在美术馆欣赏的名家作品，还要令人震撼。我感觉，这种文化的力量，洗涤着这批“失足者”的灵魂，提升着他们生活的信念。

底楼的一角，是禁闭室，空的！据说一年多没关人了。但愿总是空的。参观住院部时，陈益平让我戴上口罩和手套，毕竟都是重症犯人，风险很大。我没敢走进，只在走廊边等着。“陈教导（员）好”、“陈教导（员）好”的问候从好几间病房传出来，使我觉得，陈益平依然陪护在他们身边……

操场的服刑人员跳起了坝坝舞，整齐而有趣。在城里，这是中老年妇女爱跳的那种。张红波说，都是艾滋病犯人，运动不能剧烈。2013年监区组织他们进行坝坝舞比赛，好几个还拿了较高的名次。现在，监区每天都组织一些活动，除了学习、唱歌、做操，还成立了腰鼓队、书法组和工艺组，还有棋类活动室。陈益平说，这是特殊监区，既不能让他们太累，也不能让他们闲着，得忙起来、活起来。闲多了生事，总想着自己的刑期、自己的病，容易陷入悲观、惶惑和恐惧之中；在活动中他们会收获进步、成功、合作、健康的精神愉悦。这是改造他们的有效方式。

如果不是外面的护栏，不是墙上那些标语的提示，我感到，这分明是一所学校，一所重塑人生、拯救灵魂的学校。这学校，不但对这些服刑人员，对高墙外的世界，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陈益平和他的战友，就是在这里，守望着生命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