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

中国传统王朝实行的是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其与专制皇权相辅相成。皇帝通过驾驭百官，进而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于官僚政治而言，为了保证各级官吏的素质，确保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必须要使官僚集团不断地吐故纳新，这就需要有一套相应的制度保障，于是逐渐产生了官吏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统治者选贤任能，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输送新鲜血液。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时期，中央政权所采用的选举制度不尽相同。以下探讨的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一制度，必须先熟悉东汉末年选举制度的发展脉络及趋势，以及同一时期曹魏、孙吴两国的选举制度（主要是九品中正制）对其之影响。

一、东汉末年的选举制度

两汉初期确立了以察举制为主体的选举制度。察举，又称“荐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展开考察，将未有官职的士人或下级官员推荐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酌情授予一定官职或提升其职位。[1]察举制在实行初期，确实起到了选拔良才、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但长期施行，缺少有力监督，不免产生众多弊病。这些弊病中最严重的是“选举不实”。东汉政治腐败，各级官员擅用职权，结党营私，士人攀权附贵，沽名钓誉，加剧了选举流弊。

对于东汉末年的“察举”弊病，当时已有众多有识之士已然察觉，并试图突破原有的选举制度，曹操便是其中之一。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的选举标准，是对于汉末流弊已深之察举制的抨击。[2]《宋书·恩幸传序》云：“汉末丧乱，魏武（指曹操）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概以论人才优劣。”曹操任用韩嵩，率先在军队中品评人物，擢用人才。经过曹操的准备，及至魏文帝曹丕，正式创立“九品中正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曹丕任用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史料，最早出现于陈寿所撰《三国志·魏书·陈群传》，谓：“文帝（指曹丕）在东宫，深敬器（陈群）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因陈寿书史，常轻略官职制度，所以这一重要的选举制度，陈寿只是粗略提及，并未详细解读。

对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以唐长孺先生的观点最为典型，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唐先生在《九品中正制试释》中，认为“九品中正”制度的作用是“巩固门阀制度的统治”，“在表面上仍然是沿袭东汉之旧，以察举征辟为入仕大道”，但另一方面，却是由于“经过黄巾大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所造成的。正是这种原因，使得“九品中正”制度一面要“顾全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面也要“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3]因此可以说，九品中正制度是在“新环境”和“旧传统”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唐先生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和代表性。他还对同一时期孙吴政权的选举制度进行过研究，但其研究并不深入。张旭华先生在《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一文中，对东吴立“九品中正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东吴仿效曹魏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其“九品中正”虽在组织上予以设置，“中正”职权及其选任方面亦因袭魏制，但某些地方已大有变异。这是因为东吴“九品中正制”之实行，不仅要“确保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仕宦特权”，而且要“兼顾到淮泗集团和流寓大族的利益”，这对巩固东吴政权及其统治极其重要。[4]

由此可见，“流寓大族”是“九品中正”创制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根据唐先生的说法，这种“流移人士”正是东汉末所出现的“新环境”。但值得反思的是，同样的“人士流移”情况也发生于蜀汉政权，为何其没有形成类似的“九品中正制”？这与蜀汉政权特殊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二、蜀汉政权的政治格局

刘备击败盘踞在益州的刘璋后，势力范围扩展至益州与荆州部分地区。公元221年，刘备登基称帝，正式建立蜀汉政权。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而整个益州相对于中原而言，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其发展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三足鼎立之势虽成，但蜀汉国势卑弱，已是先天不足，诚如诸葛亮《出师表》所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阻，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蜀汉前期有诸葛亮等谋士，以及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猛将辅佐，加之刘备知人善用，国力尚可与曹魏周旋；但到后期，刘禅怯弱，亲近宦官，群臣离心，国势日下，终为司马氏所灭。

蜀汉地处偏隅，经济并不发达，而在社会组织上，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境内无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5]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中央和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均来自蜀地之外。针对蜀汉统治阶层（包括皇族、高级官僚等）的地域来源进行分析，可以得知迁蜀人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北方（今河北、河南等地），包括刘备原籍及其早期活动范围。二是来自南阳和荆州，这部分数量最多，主要是刘备驻扎新野时吸收的当地士人，以及稍后接受的荆州刘表部从，他们也是刘备入川的基本力量。三是由关中投奔蜀汉的人员。[6]

由于统治阶层的地域分布不同，其成分也大相径庭。其中有地方豪族，例如魏延和董和。《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载：“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部曲”是地方豪族集结地方乡勇或本族同宗而建立的武装力量，由此可见魏延在原籍乃豪族出身。魏延谋反后见诛，被“夷三族”，也可见其族势大。而《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载：“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汉末，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髀（指地名）、江原长、成都令。”可见董和亦属地方宗族之长。还有一类乃商贾出身。汉末乱世，地方巨贾常散尽家财以遗英雄，以图奇货可居；也有一些富商利用家资，组建武装队伍以保护私人财产，或投以明主，糜竺即其中之一。《三国志·蜀书·糜竺传》载：“糜竺字子仲，东海月句人也。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

另有一些地方大姓也随刘备入蜀。琅琊诸葛氏为大姓，诸葛亮入蜀时也带了少量家眷。西州马氏也是大姓，马超父马腾曾任汉征西将军。马超由关中张鲁处投奔刘备。《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载，马超临殁时曰：“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endprint

这些外地大族入蜀后，迅速掌握了统治权力，而本地士族力量微弱。这一方面出于刘备的战略考虑，偏隅益州只是权宜之计，并不需要积极培养后续力量以作持久之念，因此蜀地人才的招揽，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这种趋势直到诸葛亮执政时，才有所转变。魏蜀长期对峙，导致诸葛亮被迫起用当地贤能以继之。

另一方面，早在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就已对本地士族大肆杀戮。《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刘焉）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经过二刘的“大清洗”，蜀境内的豪强大族早已被屠杀殆尽。

此外，长期以来，蜀国统治者对蜀人并不信任，也导致了本地士族得不到扶植。如南中孟获叛乱时，地方上就有土著豪强积极响应。又如邓艾围攻成都时，有大臣劝刘禅南迁南中以避锋芒，刘禅却担心南人趁机反叛而未采纳。这说明蜀汉统治者对蜀南土著的信任，始终未曾确立。再如司马氏灭蜀、吴后，时人尝称“蜀人信服，吴人多叛”，这也是蜀汉无大族以致本土意识薄弱之佐证。

为了充分倚仗外来之寒素和士族治理蜀地，蜀汉统治者利用联姻的方式，加强其与皇族之联系。比如寒素出身的张飞，其女就嫁给了后主刘禅；而马超之女则配第三代皇嗣安平王刘理。通过这样的婚配，进一步巩固了外来大族和寒族的统治地位。

三、蜀汉政权的取士标准

蜀汉的统治格局有别于魏、吴两国，这种格局也直接影响到人才的选拔。近外族而远土著，是蜀汉前期的择人取向。从诸葛亮至姜维执政时期，尽管这一趋势有所改变，但其转型并不彻底。前期蜀国统治者所倚仗之官僚大多来自外地，即便是刘璋手下投降人员，很多也是外来大族；而后期依靠的则多为益州本地人才，如蒋琬、费祎、向宠、张翼等。当然，蜀汉国祚过短也导致其缺乏形成完善选举制度的充分条件。不成熟的选举制度，导致了蜀汉政权取士标准的不规范，即过分偏向统治者的个人价值取向。

举例而言，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推荐蒋琬、董允和费祎，云：“侍中侍郎郭攸之、董允、费祎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情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7]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出，蜀汉统治者采用较多的取士手段，是类似察举制中“征辟”的方法，亦即通过统治者自身的体验和考察，确定“贤良”之升迁，而在最终确认官职时，则采用“公推公举”的办法。这种选举制度看似公正严明，但事实上却反映了制度的不完备，其不能通过有效的机制运转获得相应的人才。是以如《出师表》这般成功选官之案例，此后并不多见，仅为“灵光一现”而已。

而且同样的选官标准，也有可能受到统治者个人喜恶之影响。刘备劝诫诸葛亮不可深用马谡，即为一例。统治者任用官吏的特权，一旦操之不当，势必造成人才的埋没与流失。庞统初见刘备时，刘备只任其为耒阳令，庞统“在县不治，免官”[4]。若非诸葛亮之力荐，庞统极有可能不被重用而被埋没。统治者获得人才的途径，由于不遵守完善的规章制度，因此也显得极不正规，如诸葛亮收降姜维，就是在行军攻略过程中。蜀汉政权不能通过完备的国家选举机制获得合适人才，而频频采用非常规手段，实难长久为继。

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由于其“治实不治名”的执政风格，使得当时蜀汉取士颇具“求实”之倾向。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曹操出身寒族，“以法术为治”；而诸葛亮乃西汉诸葛丰之后，亦属世家相传之“法家”。[9]唐长孺先生也指出，诸葛亮和曹操二人“在对于汉室的态度上虽然不同”，但“政治主张之出于法家，基本上是一致的”。[10]因此，二者统治政策确有相似之处，曹操有“破朋党、抑浮华”之举，而诸葛亮在选贤任能方面，也力求突显“综核名实”、“尊君卑臣”的“法家”标准。

基于如此标准，诸葛亮擢用之人才，均以“志虑忠纯”且“良实”之辈为其首选。如《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载：“亮每言：‘公琰（指蒋琬）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而《三国志·蜀书·廖立传》则载：“亮表立曰：‘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人也，诽谤先帝，疵毁群臣。……于是废立为民，徙汶山郡。”由蒋琬和廖立的不同政治际遇可以窥见，诸葛亮对于人才之用以忠厚、“治实”为先，而对于有名无实、妄言臧否之徒极其不满。这种态度使得当时之取士标准重“实”而不重“名”，且对官场内品评人物之风气有所打击。当然，这种实用性的选举倾向也是由当时蜀汉政权所处之形势所导致。蜀汉在三国中实力最弱，须时以抗敌为重任，故其所选人才必须尽其功用，方可满足时势之需求。

另外，蜀汉政权的取士标准还讲求“才性”兼顾。《诸葛亮集·将苑·知人性》载：“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11]诸葛亮所言“知人之道”，可视为其选人之根本态度，亦可由此见“实才”之上的“性情”考察，乃其所更贵重之用人标准。这一点同两汉选举制所持之“才性观”颇为接近，而与曹操所谓“唯才是举”又有所不同。

四、余论

魏晋时期的选举制度，由“察举制”向“九品中正制”逐渐转型。这一时期，蜀汉政权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选举制度，在地方上仍一再沿用“察举制”。《三国志·蜀书·马忠传》载：“马忠为郡吏，建安末举孝廉，除汉昌长。”又《蒋琬传》载：“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从中可见，东汉亡后，蜀汉依旧施行“举孝廉、茂才”之“察举制”，而其中“征召”和“辟除”也曾反复出现。如《出师表》提及之向宠，即为刘备所“征召”。

但除“察举制”外，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也受到“九品中正制”之影响，这一典型案例可见于《三国志·蜀书·王连传》：王连作为地方长官，向中央政府荐有同籍的吕乂、杜祺、刘干等人。在“九品中正制”中，地方舆论虽可作为政府品议人才之依据来源，但“定品”之最终权力仍交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即“中正官”所掌握，而“中正官”多以品第同籍之士作为其原则之一。这种原则在王连的举荐中已有显现，而这显然与“察举制”中地方长官仅限荐举辖区内人才的做法有所不同。由此可见，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并非完全采用“察举制”，而间有“九品中正”之萌芽。endprint

其实，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有相似之处。谷齐光先生认为“郡国察举，似与中正九品相辅而行；魏立九品制后，察举未尝废止。”[12]唐长孺先生也指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并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各项选举必须依据中正品第，但出身授职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道路。”[13]因此可见，“九品中正制”是将地方品议之权力收至中央，由中央政府任命官员掌握定品之大权。在这一过程中，固然尚需地方舆论之反馈，但人才之需求方向与选择决定权却始终操控于中央政府之手。

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与此种情况颇有相似之处。《三国志·蜀书·陈震传》载：“都护李严坐诬罔废，诸葛亮与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书曰：‘孝起（指陈震）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指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这说明蜀汉境内亦也存在乡闾评议之风，但这种品议对于中央决策而言显然微不足道。诸葛亮《出师表》言及“陟罚臧否”，实际上就是将选贤任能之大权集于“宫府”之中，此举也是为了革除两汉“察举”乡议权重之弊端。

注释：

[1]任立达、薛希洪.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M].青岛出版社，2003：49.

[2][3][1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三联书店，1978：303.86.305.

[4]张旭华.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2001（1）.

[5][9]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魏晋南北朝史演讲集[M].黄山书社，2000：26.27.

[6]葛剑雄、曹树基.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139.

[7]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M].中华书局，1964：929.

[8]陈寿.三国志·蜀书·庞统传[M].中华书局，1964：953.

[11]诸葛亮著，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集校注[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277.

[12]谷齐光.中正九品考[J].谷齐光史学文集（第四卷）[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93-94.

[13]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的萌芽[J].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M].三联书店，2001：124.

本文系2012年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编号：A-0501-12-20）、2012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JD12094）之研究成果。

作者：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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