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的特点和价值
——以该目录“小学类”为中心

张宪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汉籍目录是日本最著名的汉籍目录著作之一，它不仅分类合理，而且著录全面而准确；在价值上，它不仅可以补充中国国内目录书著录之各种属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的罕见书籍和版本，故而值得我们参考和学习。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小学类 特点 价值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京大人文研”）是日本京都大学的著名研究所之一，也是日本藏汉籍最多的机构之一。其所藏汉籍，据严绍璗先生称，是“以中国武进陶湘‘涉园’及松本文三郎、内藤湖南、中江丑吉、矢野仁一等旧藏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1]，其“所收藏汉籍的标准，在某些方面与陶湘类似，即不以宋元本为奇，而以实用为本”[2]，故而虽所藏“善本不多，但门类齐全，数量丰富，其中包括不少由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其他藏书机构复制的善本，所以在这儿可以间接读到其他图书馆的特藏”[3]。关于这一点，其实可以从其目录书中看出端倪。京大人文研到目前为止，已经编写了数十种目录著作。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34年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汉籍简目》，而最具代表性是1964～1965年编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上下册），该目录的上册，分汉文古籍（按经、史、子、集、丛书分类）和近人的著述（依日本“十进分类法”划分）两大部分。下册则是书名和人名通检，检索非常方便。它“与内阁文库目录一起显现日本出版汉籍目录之雏形”[4]。由此可见京大人文研在编目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1979～1980年，京大人文研又出版了新的目录书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上下）（以下简称“《京大人文研目录》”），能够具体地“反映书物排架状态”[5]，可谓更进一步了。

那么，京大人文研的目录书究竟有哪些特点能够值得众多图书馆或研究机构仿效呢？和我们国内的目录著作相比，又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呢？对于这些具体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人专门探讨过。笔者在研究京大人文研的目录之时，发现其不仅较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大研究所”）这两所著名的研究机构的目录书在分类上更为合理，著录上更为准确，而且在很多方面胜过我们国内的一些权威目录书（如《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中国丛书综录》等）。

限于篇幅，笔者仅选取其目录书（据1980年版）著录的“经部·小学类”为研究对象，以探讨其所包含的意义和价值。

1 特点

从整体上看，京大人文研目录的编纂质量是比较高的，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中国古籍目录编纂的一般水平，有些地方甚至较之更加合理。具体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分类合理，在传统分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而增损各级类别

此目录从大类来看，基本遵从自民国以来形成的古籍分类法，即分经史子集丛五大类著录古籍。而就其“经部·小学类”来说，其不再按照《四库全书》以来的“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的三级分类法进行分类，而是根据具体实际分训诂之属、说文之属、各体字书之属、音韵之属、目录丛刻之属等五类。

每类之下虽然不再继续分次级类别，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同一类中，不同种书是以其出现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的。而且一般先单行本，后类编丛书。如“训诂之属”中，先《尔雅》，次《方言》，次《广雅》，次《骈雅》等雅类著作，次《经籍纂诂》，次《经传释词》等训诂群经之著作，次《新方言》《辞通》等方言、辞典类著作，最后是《迩言等五种》等专门辑刻训诂专书之类编丛书①。排列有序，井然有条。具体到某一种书，倘此类编丛书亦此作者所撰，那么亦会紧贴其单刻本排列。如王筠所撰书，此目录收录有单行本的《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等4种书，但《安邱王氏说文三种》亦为王氏所撰，且均为研究《说文》之著作，故而亦次于其后。

值得注意的是，类编丛书中，《五雅》一书在本目录里是排在了训诂群经之著作与后两类书之间的，可见编目者认为之前的书籍关系较后两类更为密切，这是符合实际的。众所周知，雅类著作确实与《经籍纂诂》之类关系密切，因为它们都是“在一定的编则统帅下，客观地、按随文训释的本来面貌纂集训释材料，是为集合储存型。《尔雅》纂集古代同训词，从总体上说，属于这一类型，阮元的《经籍纂诂》是最典型的集合储存类”[6]。对比国内一些目录书，如《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中国古籍总目》等，一般都是类编丛书与单行本分开著录的，并没有更深地去探讨书籍之间的相互关系。

1.2 对于某种书，则原书排列于前，其注解、考证及其他相关之书次于其后。倘有复本，则亦次于其后

如“说文之属”中，先列《说文解字》，继先后列出不同时代研究此书的著作，如《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韵谱》等。而对于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也是按照刊刻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如《经籍纂诂》106卷，此目录书分别著录了“嘉庆十七年恭进扬州阮氏嫏嬛仙馆刊本”“上海文瑞楼影印本（按，此本为清光绪年间刊，《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亦有藏）”“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影印本”等3个版本。很明显，这些版本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

此目录对于复本的处理也是比较合理的，原本之后凡有复本者，均加“又”字标识，而仅注明册数。如《康熙字典》“安永九年平安风月庄左卫门等刊本”，为13册。后有“又”字，注明为41册。说明此本有41册的复本。与《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文字学门》中对于复本的著录相比，二者均能很好地处理正本与复本的关系。

1.3 著录全面而准确

对于具体的一部书，《京大人文研书目》一般依次著录书名、卷数、附刻书，均大字题写；继以小字著录撰者、版本、批校题跋者及册数等。有复本者则另行注明册数。丛书则详列子目，子目若刊刻时代不一，则一一注明版本。卷数有残则注明残卷，撰者时代不明则以“□”表明。可见，此书目已经较全面地体现了一书的各个属性，与中国国内各个馆藏书目相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为重要的是，倘若某书之某一版本有底本可查，便注明其底本情况。中国国内很多目录书，或懒于查找核对，反而显得粗略。如《文始》9卷，此目著录为“民国二年浙江图书馆用稿本影印”，今查《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文字学门）》，著录为“民国二年浙江图书馆影印本”，今查原书，其里封正题“昭阳赤奋若季春浙江图书馆用著者手写稿本景印”，可见，国图所录已经漏了此书之底本。其实，如果核查其他馆藏书目，可以发现，有相当一大批是简略如国图馆目的，仅辽宁图书馆著录为“民国二年（1913）浙江图书馆影印石印本（根据手稿）”。这虽然是一个细节问题，但是可以体现编者的编纂态度。不仅如此，有些古籍之版本著录是依序跋所题的，所以在著录时，此书目亦明确著录。如《说文广义》12卷，著录为“康熙五十一年自序长洲陈氏成裕堂刊本”，由此我们知道，此版本的刊刻年是依据撰者于康熙五十一年所撰自序而题的，今北大及上海馆有此本②，但均未云为序刊本。

以上，我们通过《京大人文研书目》的分类情况、某种书编排及书籍著录属性等3个方面来探讨京大人文研著录古籍的特点。可以看出，该馆目录在编纂上是很规范且全面的，有的时候在具体的某些属性著录上甚至超过了中国国内馆藏目录，所以，其被日本当作古籍目录的范本是理所当然的。

2 价值

《京大人文研书目》不仅在著录水平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通过其所著录之古籍，我们还可以据以校正、补充某些目录书之失误与缺漏之处，甚至可以提供一些国内罕见的书目或版本。下面我们分别述之。

2.1 修正目录书的错误举例

由于诸种原因，对于同一种书的各个属性，诸家馆藏目录在著录时或有不同，这给我们读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国内的一些馆藏目录便有此毛病，不仅校勘不精，且考证不深，故而屡屡出错，翻《中国古籍总目》便可知各馆著录情况。当然，《京大人文研书目》亦或有此瑕疵，但多数可以据之校勘中国国内目录。如《西儒耳目资》3卷，京大人文研题“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立北京大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天启六年张緟芳刊本同景照”，检《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录（文字学门）》著录为“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立北京大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王征、张问达本影印”，其中所据底本之刊刻者之一，究竟是“张緟芳”呢，还是“张问达”。今查原书，其前有张緟芳《刻西儒耳目资》云：“因再三请之家君捐资亟刻以传刻成”，又张文达序云“爰命儿辈校而梓之以广其博”，可见此书是张问达捐资令其子刊刻的，京大人文研题“张緟芳刊本”是较国图本准确的。

今检京大人文研所藏之本，严氏著录为残本。但《同文铎》之里封题“金林积庆堂”，这与以上著录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认为，《京大人文研书目》的著录是较胜于严氏书目的。

另，《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严氏著录为“明万历年间建邑书林余彰德余象斗刊本”，说明其具体的刊刻年是不确定的。而《京大人文研书目》著录为“明万历三十四年序书林余泗泉、余文台同刊本”。按，今检京大人文研藏书，其里封题“本宁李太史公校辑韵会小补”，小字“书林余泗泉余文台刻行”，前有明万历三十四年周士显序，故《京大人文研书目》如是著录，盖实录也。

而严氏书对于京大人文研的此种信息则阙如，故而著录有差异。一般而言，在刊刻时间不明之时，可以据序跋题之。今周士显万历丙午序明云“为梓于迷昜行之”，虽未明言刊刻年，但实可以因此题刊刻年月。故而，京大人文研之著录要更好一些，但最好将余泗、余文台改为余彰德、余象斗。

又，《尔雅》3卷，严氏书目题为“明嘉靖间刊本”，共3册。而《京大人文研书目》则著录为“嘉靖十七年吴元恭序刊本”。很明显，后者比前者著录更为准确。参之以国图等所藏本，亦注明了是吴元恭所刻。故而，我们可以据京大人文研的著录来修定严氏书目。

以上，我们举了中国国内图书馆馆目和严绍璗先生《日藏汉籍善本书志》的例子来说明《京大人文研书目》在著录方面的特点。此外，我们还可以据之来校订《中国古籍总目》等大型目录书之错讹。

2.2 补充书种属性信息举例

《京大人文研书目》由于能够客观著录，所以在版本信息不明确的时候，往往会据序跋来著录；倘若能弄清某本所据底本，亦一并著录。而在这方面，中国国内的很多馆藏目录往往便有所省略了。此外，其在卷数册数等方面，也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足以补中国国内馆藏目录之不足。

2.2.1 补充版本信息例

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具有专业化、多样化、国际化的发展特点。专业化是强调以培养目标为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和培养专业化人才。多样化是发展多种人才培养模式，在不同方面进行专攻研究，注重教育产出和实际成效[13]。国际化是加速教育国际化进程，用国际视野去看待应用型本科教育[14]。所以，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师而言，除自身专业知识水平过硬外，还应具备先进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还应加强自身国际交流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等。

此种情况可以分为几类，有注明“重刊”字样的，如《说文解字注》15卷，国图著录为“清光绪七年（辛巳1881）海宁查燕绪苏州刻本”，京大人文研则标明是“查氏木渐斋重刊本”；又，《说文释例》，国图著录为“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成都御风楼刻本”，京大人文研则云其为“重刊本”。

有标明所据底本者，如《说文解字系传》40卷，国图著录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寿阳祁寯藻江阴刻本”，京大人文研则标明此本“据景宋钞本重刊”，同样，此书之光绪二年、光绪九年本，国图均无刊刻底本，而京大人文研则分别标明是“据寿阳祁氏本重刊”的。

有标明刊刻者的，如《说文答问疏证》，国图著录为“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刻本”，无刊刻者，京大人文研则注明是“平定张氏”即张瀛暹所刊。同样，此书之“清道光十八年”本，京大人文研亦注明是“宝应刘宝楠等”所刊。

有注明是序刊或跋刊本者，如《说文引经考》两卷，国图著录为“清道光间仪征程赞咏刻本”，北师大著录为“道光元年仪征程赞咏刻本”[8]，京大人文研则注明为“道光元年序仪征程氏刊本”（按，最好云跋刊本）。今检此书，卷末正有“道光元年冬十月仪征程赞咏”识语。对于此，国图仅云为“程赞咏”所刊，而不敢据此题刊刻年代，北师大则标明了刊刻年月，却未说明是据何所题，故而两失矣。又，《说文偏旁考》两卷，国图著录为“清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南城吴照听雨斋刻本”，而京大人文研则标明是据“清乾隆五十一年自序”所题。今检此书，前无牌记，后无刊刻者，而书前附有“乾隆丙午孟秋南城吴照照南书于听雨斋”之自序，故而可证国图实是据序所题，应该为序刊本。又，《四声切韵表》1卷，上海图书馆题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应云堂刻本”[9]，按，此书后有“乾隆戊申夏月同郡后学汪龙识”之跋语，故而，京大人文研所题为“清乾隆五十三年跋”更为准确。

有注明以上几种情况之两种以上者，如《尔雅》3卷，国图著录为“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巴陵方功惠潮州刻本”，京大人文研则著录为“光绪八年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据臧氏仿宋雪牕书院本重刊”，不仅明确了具体的刊刻地，也注明了所据底本。

2.2.2 补充卷数、册数等例

国内有些目录著作如《中国丛书综录》等，大概因为诸馆之册数卷数不统一，故而对于某一丛书多不著录总卷数或册数。虽然我们可以据其所录之藏地去进一步核查，但这样反而不如详细著录更为方便研究者。《京大人文研书目》作为京大人文研一馆之书目，它所著录的这方面信息，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据此考见某一书在国外的收藏情况，故而其价值亦不可否认。如《小学钩沉》之湖北崇文书局本，《京大人文研书目》为4册；《小学钩沉续编》之山阳顾氏刊本，《京大人文研书目》为8卷补遗1卷，4册。诸如此等信息，《中国丛书综录》均无。

2.3 提供国内罕见书种或版本

《京大人文研书目》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考订中国国内馆藏目录和全国目录之失误之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罕见的书种或版本。京大人文研虽然不以收藏罕见书种或版本著称，但是亦不妨有价值颇大之善本或国宝级的汉籍。如“今藏本中有如宋刊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20卷（10行本）、宋刊本《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28卷（10行本）元刊本谢肇淛（在杭）手点《新编古今事文类聚》221卷（14行本）等皆是”[10]。而就其所藏“小学类”而言，珍贵版本如《重刊埤雅》20卷之“新安毕效钦校刊本”，此书有独山莫氏图记。《尔雅注疏》11卷之“崇祯元年古虞毛氏汲古阁刊本”；《别雅》5卷之“乾隆七年新安程氏督经堂刊本”；《说文长笺》之“崇祯四年男均小宛堂刊本”；《说文字原考略》之“乾隆五十七年南城吴氏南昌寓馆刊本”；《汉魏音》之“乾隆五十年西安刊本”等，这些版本虽然在国内均有收藏，但是均被列为善本。

和刻本如《尔雅》3卷之“天保十五年肥前松崎氏羽泽石经山房用江户狩谷氏藏景宋钞本景刊”，大连、南京、湖北等图书馆有藏；《龙龛手镜》4卷之“昭和三年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用金刚山榆岵寺藏高丽本景印卷第三第四昭和四年景京城崔氏藏高丽本”（按，此本国图亦有藏，题“日本昭和三年影印高丽刻本”，著录较为简单）；《广雅疏义》20卷之“日本昭和十五年（1940）静嘉堂影印清抄本”，乃《静嘉堂丛书》之一，此本仅国图、北师大、台湾大学等少数馆藏有录；《经传释词》10卷之“天保十三年昌平坂学问所刊本”等。国内之和刻本收藏情况，王保平先生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一书收录有68家藏所共3063种，其中，收藏100种以上者仅15家，最多者北大为679种[11]，这些域外版本均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异于国内刊本的信息，故而其价值不言而喻。京大人文研所著录之和刻本，有的为中国国内少数图书馆收藏，有的则并未被收藏，自然可以补国内之不足。

钤印、名家校跋本如《说文解字》15卷之“据汲古阁本重刊”本，有惠栋、席世昌校语和席淏识语图记，今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同版本，有惠栋之识语者有之，但同时有席世昌校语者则无，故而可视为此版本中的善本之一。又《说文解字群经正字》28卷之“嘉庆二十一年馀姚邵氏桂隐书屋刊本”，有李祖望图记。《重刊埤雅》21卷之“新安毕效钦校刊本”，有独山莫氏图记等。

罕见版本及书如《同文囮雅》6卷，抄本（按，此书国内罕有收藏）。《字汇》12集之“鹿角山房刊本”（按，此本里封题“镌宣城梅诞生先生重订字汇”“鹿角山房藏版”，北大有藏，云为明万历刊本）。《玉篇》残1卷之“明治十六年印刷局景印山城高山寺藏唐抄本”“明治二十九年东京吉川氏用神宫厅库藏延喜钞本景刊”等，国内罕见有藏本，而“明治十五年跋东京柏木氏探古书屋用家藏钞本影印”则在国内仅华师大有藏。此外，《玉篇》残卷之《东方文化丛书》于昭和七年至八年所影印的6个本子，国内均很少有收藏。

另外，《京大人文研书目》还有一些丛书，虽然为近代所影印，但由于其为和刻本，故而亦有参考价值，如《明清俗语辞书集成》，乃日本昭和四十九年东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共收录了3辑15种古籍。此类书虽然在日本国内可能较为通行，但中国国内则不一定共知。这对我们的研究提供的信息自然不言而喻了。

3 结语

以上我们通过3个方面来说明《京大人文研书目》之价值，可见此书无论著录方面还是著录之内容，都为我们国内的研究和编目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和帮助。其实，如果我们整体观照日本之编目情况，可以发现，有很多目录书如同《京大人文研书目》一样，都较中国国内的价值大。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采用别裁互注的方法，比《中国古籍总目》要精到得多。如《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其分类法，先以经史子集丛分汉籍，并附准汉籍和朝鲜书；继而于每类之下继续划分小类，每类书以朝代分，每种书之版本以刊刻时代排，显得类目清晰，井井有条。反观国内馆藏目录，大多以五部分类法分，很少花心思去创新分类法。故而，我们认为，以《京大人文研书目》为代表的日本汉籍目录书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

由于各种原因，《京大人文研书目》亦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某一书之影印本与原刻本相混，以致无法体现二者的关系；部分著录有误；很多近代出版的书籍也包含在内，价值不大。还有，此书中缺少索书号等信息。但是，尽管如此，这丝毫不能损害《京大人文研书目》的实际价值。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错误在中国国内之馆藏目录或许更多。这些错误是需要每一位编目者共同努力尽量避免的。

注释：

①按，后两类书是相互掺杂在一起的，但这些丛书的子目基本上都是方言、辞典等著作，故而并不能因此说此书目编排杂乱。

②按，北大馆藏，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1；上海馆藏，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第204册。

[1]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77.

[2]严绍璗.汉籍在中国的流布研究[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07.

[3]蒋寅.日藏汉籍一瞥[J].文史知识，2007（3）.

[4]高田时雄.近代日本汉籍收藏与编目[J].辅仁大学.2004年古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台湾：輔仁大學，2004：8.

[5]高田时雄.近代日本汉籍收藏与编目[J].辅仁大学.2004年古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台湾：輔仁大學，2004：9.

[6]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68.

[7]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316.

[8]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83：40.

[9]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经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86.

[10]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08.

[11]王保平.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M].浙江：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序6，9.

张宪荣男，1984年生，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汉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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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3；责编：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