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洁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北京 100089）

社会

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自组织路径探索基于对山西蒲韩乡村社区的调查与思考

梁 洁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北京 100089）

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已经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农村发展与农村城镇化关系到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蒲韩乡村社区基于自身的社会资本优势，建立具有内生动力的自组织，实现了农村治理、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流转回乡，为广大农村地区树立了就地城镇化的标杆，具有重要的推广和借鉴意义。

自组织 就地城镇化 农村治理 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3%,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城乡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不是简单地逼农民进城，而是要根据形势发展和改革需要，完善农村治理，探索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而强有力的农村组织，尤其是具有内生动力的自组织则是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必要基础，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基本依托。

一、当前农村就地城镇化面临“组织失灵”问题

“就地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原有的居住地，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就地”即原有的居住地，原自然村、行政村和合村并点而组成的新社区。就地城镇化是目前实现农村城镇化的一条最直接、最有效、最低成本的路径，而能否成功实现就地城镇化与农村当地是否有可靠的、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有直接的关系。

当前，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传统社会演变的不同，中国农村社会逐渐分化，出现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贺雪峰根据社区记忆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将农村社会分为四种类型（见表1）。[1]贺雪峰认为，A类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低，社区记忆强，因此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组织占主导地位，推动农村的治理和发展；C类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高，且社区记忆弱，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经济能人成为农村精英，在农村治理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D类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高，社区记忆也强，既有经济能人，又有传统权威，有时二者合一，共同促进农村治理的发展。B类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程度低，社区记忆也弱，农民逐渐原子化，细小琐碎型精英占主导。这类村庄当前遍布中国中西部地区,是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类型，本文所指的农村社会主要是指这类农村。

表1：社区记忆和经济社会分化程度维度下的农村社会分类

目前农村治理缺乏基本的组织依托，使得实现就地城镇化缺乏有效的组织引导，面临着“组织失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农民思想观念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传统组织（例如宗族）的影响逐渐式微，在农村治理中基本不起作用。其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具有管理能力的现代精英选择在城市定居，农村留守人口呈现出老龄化、妇女化、儿童化等特征。《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农村留守老龄人口达到5000万，约占全国老龄人口的四分之一。村民逐渐原子化，农村缺乏现代精英以及现代组织。最后，在这类农村社会中，由于村庄人口的老、弱化发展，干部治理水平较低，最基层的“科层组织”——村两委会也长期处于软弱瘫痪状态，失去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基于这样的现状，迅速建立起有效的农村组织显得极为迫切。

二、农村自组织破解了“组织失灵”，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组织依托

近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组织，农村已经成了整个社会问题多发的地方，在农村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多种探索中，山西永济一个历时16年发展起来的民间自组织——蒲韩乡村社区（以下简称蒲韩社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这个内生于村民，具有天然权威的村民自组织为实现就地城镇化、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1.蒲韩社区是具有内生动力的自组织。蒲韩社区于1998年发源于山西省永济市寨子村，所处晋东南的农村，是典型的低经济社会分化程度、弱社区记忆的B类村庄。社区是由寨子村村民谢福政、郑冰夫妇发起，最早以妇女为主体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综合性自组织，目前社区的覆盖范围达2个乡镇的43个村，近90个村民小组，6520户，25800多人口。蒲韩社区弥补了当地村庄就地城镇化的组织缺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组织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它是具有内生动力的民间自组织。

从组织成立的形式来讲，蒲韩社区是自发形成，由内而外，由下而上不断发展的组织。根据组织理论，组织可以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蒲韩社区最早是由寨子村的郑冰夫妇在村庄农资店人际网络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非靠外部指令，是由村民自发建立的组织。

从维系组织的规则来讲，蒲韩社区的所有规则都来自于组织内部，且所有规则都得到组织成员的高度认同。蒲韩社区之所以得以有效运转，与其完全被组织成员接纳且执行的组织规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组织规则得以成功的秘密就是其建立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上的，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彼此影响为组织奠定了互助、利他的工作氛围，使组织成员更具有使命感，使他们认识到建设家园、治理乡村是自己的事情，社区是自己的组织。因此，蒲韩社区是个不折不扣的自组织。

2.蒲韩社区解决了传统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实现了农村就地城镇化。蒲韩社区经历了16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一个覆盖范围广、合作领域宽、公共服务全面、经济发展迅速的综合性农村自组织。2013年9月之后，蒲韩社区经过重新梳理和规划，将原来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建立了承接所有业务和服务的三个主要组织，即永济市蒲韩种植（养殖）专业合作联合社，主要负责经济领域的合作；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主要承担乡村公共服务；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主要为社区成员提供培训。蒲韩社区解决了许多传统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实现了农村就地城镇化。

首先，改善农村环境，提供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蒲韩社区为辖下两个乡镇的43个村庄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公共服务，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主要成果有三方面。第一，实现农村环境治理。该组织在早期只是零星地解决一些环境问题，对农村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社区成员仅用了七十多天的时间，花了3万元，就解决了历届村两委会数十年都没有解决的村庄道路建设问题。经过长期摸索之后，社区建立了垃圾分类和回收的长效机制，按照是否可以堆肥将垃圾进行分类，并雇专人每周六定期进行回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的环境问题。第二，建立农村互助养老。目前社区在三个村子建立了芬芳同乐屋，即老人活动中心，设有宿舍、食堂、活动设施等，主要服务独居且行动不便的老人。同时，筹建了一对一的护理团队，他们以十分微薄的收入为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社区计划到2018年为1000位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第三，提供乡村教育和培训服务。蒲韩社区于2013年成立了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培训体系，培训内容较为全面，涉及农业技术培训、合作社辅导员培训、乡村微小金融服务培训、儿童家长乡土教学培训、社员电脑服务培训、居家养老护理师培训、财务培训等。同时，师资力量较为强大，组建了以社区老师为主体，包括全国15位特聘教授的固定师资队伍。另外，蒲韩社区的培训频次较高，几乎每周都有培训班；且授课方式灵活，社区经常会在田间地头组织培训，让成员在身体力行中更好地接受培训。

其次，建立生态产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蒲韩社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不仅逐步完善其公共服务体系，更重要的是尝试建立现代生态产业，不断健全农村产业体系，提高了农民收入，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蒲韩社区恢复了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手工业。社区建立了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不仅恢复了传统的纺线、织布、剪纸、绣花等工艺，更将这些产品投入市场，目前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逐步树立了品牌。另一方面，蒲韩社区不断尝试和探索生态农业，逐步扩大生态农业的产品范围。他们通过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方式进行土壤的有机改良和转化，目前种养殖联合社共有社员3865户，正在进行生态改良转化的土壤共有9656亩，生态产品包括生态蔬菜瓜果、经过加工的农产品，包括食用油、棉花、豆腐、小吃等，目前这些产品不仅在本地，即永济、运城乃至山西市场上享有一定的声誉，更吸引了许多外地商家的加盟，蒲韩社区已经与香港迈思公司展开充分合作，不仅获得了迈思公司的前期资金支持，更拓展了市场渠道，其大部分生态农业产品被迈思公司收购。未来蒲韩社区还计划建立现代农贸市场，扩大生态农田规模和生态农产品的销量。

第三，增强村民归属感，促进劳动力流转回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致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普遍认为在家里当农民是最没有“钱途”的一种选择，纷纷涌向大城市打工，导致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而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工作，却未改变农民身份，于是便有了“农民工”的特殊称谓。他们未被城市认同接纳，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寻找“栖息地”。内生于农村的自组织如果可以解决农民赖以为生的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自然能够增强农民的归属感，促进大批劳动力流转回乡。近年来蒲韩社区带动了6520户村民共同致富，吸引了本地20多个大学生加入社区工作。调研中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回乡工作而不是留在城市时，社办的一位大学生告诉笔者，“既然在村子里能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城里？而且这里有自己的童年记忆，社区的发展让我们更有归属感和信心”。

最后，激活农村要素，增强内生动力。长期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落后于城市主要是因为内生动力不足，很多农村资源难以变成资本，农村内部的融资较为困难。蒲韩社区种植养殖联合社将土地改良转化和社区融资结合起来推行，村民可以自愿入社，条件是必须提供每户1～5亩的农田进行生态改造，同时交纳1亩土地500元的股金（股金只享受分红不计利息），从而为社区提供了资金支持，联合社运用这些资金进行日用品统购、农资统购、社员土壤改良后的农产品统销、社员互助借款等，全年净利润可达到60万左右。蒲韩社区解决了农村融资问题，激活了农村要素，增强了内生动力，为农村地区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资本是农村自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社会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美国学者汉尼芬于192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2]后来很多学者将社会资本引入到组织问题的研究，哈佛大学普特南教授提出应把社会资本看作组织的特点，认为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是组织必备的特点，而且组织拥有了这些特点就具有巨大的生产价值，它们能够通过协调组织行动来提高生产效率。[3]自古以来我国农村是“熟人社会”，初始社会资本相对丰富，蒲韩社区在原有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培育起来更多的社会资本，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相互信任、人际关系网络和社区规范是该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1.信任与自组织。相互信任是自组织的重要社会资本，蒲韩社区营造了组织成员间、组织与当地社会之间的高度信任，降低了组织内部管理以及外部协调的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破解了“投机主义”和“有限理性”的负面影响，减少了成员在与自组织融合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为实现农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组织的高度信任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社区成员间的高度信任源于具有高度奉献精神的社区创始人的威信。作为农民的杰出代表，社区创始人郑冰通过自身长久的努力在社区中获得了较高地位，形成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人们对于近在咫尺的精英会产生较高的信任度。因此，对于由她建立的组织便会有高度的信任感，降低了自组织在发展初期从亲缘网络中融资到从非亲缘网络中融资这一转换的难度。第二，社区成员间的高度信任来自于文化领域合作所奠定的基础。2001年，寨子村形成了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妇女们在一起跳舞、学习、交流农技和家务经验。对于村民而言，这种文化领域的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几乎没有任何风险，组织成本也较低，因此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彼此间的信任，这为以后社区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中的高度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社区成员间的高度信任与社区成员共同的价值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社区从建立初期就旨在恢复传统道德观念，持有相同价值观的村民会自动加入，共同的价值观直接建立了彼此间的信任，并随着交往的深入和频繁，信任的程度也逐步加深。

2.人际关系网络与自组织。人际关系网络是自组织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要素，相互交织的内外部网络可以提升自组织的影响力，进而提高组织成员在市场谈判中的地位，降低市场风险，起到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蒲韩社区建立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网络，在内部网络方面，主要包括3865户社员，永济市蒲韩种植（养殖）专业合作联合社、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永济市农业技术培训学校，这些正式网络之间又形成了许多非正式的网络，在增强组织内部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外部网络方面，蒲韩社区主要包括1个基金会（香港施永青基金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1个公司（香港迈思公司），专门收购其生态产品，解决了蒲韩社区的产品销售问题；3个以上的市场（分别为永济、运城、香港及其他市场），与蒲韩社区进行市场咨询、供销服务等业务往来；若干学术团体，与社区进行学术交流，为社区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同时扩大了社区影响；若干NGO组织和大学生志愿团体，为社区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最后，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合作社组织，与社区进行农村合作社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促进社区融入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农村合作社网络中。蒲韩社区不断扩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值，推动了组织的发展与成熟。

3.规范与自组织。规范是自组织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在组织发展中担当了“监督者”的角色，是组织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农村正处在转型时期，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村民试图遵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唯利益是从的价值观念，而这种观念又与农村的熟人社会极度不匹配，导致了村民的价值观念迷失。蒲韩社区在恢复传统道德观念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组织的规范体系，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传统道德规范。社区从成立之初就旨在恢复孝道、夫妻互敬等传统价值观念，整个社区的公共区域也到处可见弘扬传统道德文化的宣传画，传统的道德观念奠定了社区规范的核心内核。另一类是社区自身的规章和宗旨。组织成员在遵守这些规章和宗旨的过程中，逐渐统一了思想，增加了彼此间的认同，进一步积累了社会资本。自组织的规范之所以能够长久发挥效力，一方面是因为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使得违反规范的成本过高，组织成员一旦违反规范，就会面临信誉丧失殆尽，在熟人面前抬不起头的境遇。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规范是内生于社区成员的，他们具有天然的内生动力去遵守和服从，而无需借助外力。

信任、人际关系网络促成了社区规范的形成，而社区规范又通过制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区成员行为及思想的统一化发展，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巩固了人际关系网络。信任、人际关系网络与规范这些社会资本要素在农村自组织的发展中不断积累和强化，促进了自组织的发展壮大，为自组织参与农村治理、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奠定了基础。

四、结论与启示

蒲韩社区的成功经验在两个方面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了启示。

首先，组织发展是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一个突破口，培育具有内生动力的农村自组织是就地城镇化的一个可行路径。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发展面临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双重困境，传统组织、现代组织以及科层组织的三重缺失，导致大部分农村地区发展落后，大量农民进城谋生。而蒲韩社区所在的两个乡镇却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享受公共服务；发展生态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自身素质，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和城里人基本相同的生活，这一切都是蒲韩社区这个自组织所带来和改变的。因此，培育和发展具有内生动力的农村自组织，农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也就有了得以解决的内生动力。

其次，社会资本是自组织发展的关键因素，要发挥农村自组织的积极作用必须不断培育农村社会资本。

[1] 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 黄锐.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 (06).

[3] 聂磊.作为自组织研究变量的社会资本[J].兰州大学学报，2011(04).

责任编辑：哈丽云

C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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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003-4641.2014.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