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清末官场上据传有三屠，张之洞为“士屠”，袁世凯为“民屠”，岑春煊为“官屠”。张之洞得名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凯则是因为镇压义和团；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却是从他立志整顿吏治这儿来的。

岑春煊的发迹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老佛爷仓皇出逃，在这紧要关头，第一个赶来勤王的地方官，就是岑春煊。从此以后，当时还是个按察使的岑春煊，深受老佛爷的宠信，一路官运亨通，在朝中与瞿鸿禨、肃王结为一党，跟袁世凯和庆王、张百熙对抗。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得意之后，发誓要澄清吏治，自从当了两广总督之后，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参劾。行动之鲁莽，手法之草率，举国震惊。岑春煊的下属更是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监察系统也已经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为了贪污去上折打小报告。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们，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

于是，大家希望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手段，最后使得最高层对岑春煊的印象变坏，让他即使不锒铛入狱，也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个深受戏剧“毒害”的女强人，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对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时半会儿难以消除。反对岑的人，无论是捅出经济问题，还是桃色新闻，估计对“圣眷”太隆的岑春煊，都无可奈何。

“官屠”不走，官难不已，怎么办呢？利害相关的人又想出一招：大家凑钱，在香港开出赏格，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虽然朝廷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业，但好记仇的西太后，却一股脑地将戊戌以来所受的磨难和委屈，都算在康、梁头上，硬是对他们不依不饶。

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倒岑的突破口。有人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保皇党另一个中坚人物）的照片，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麦二人旁立，合成一张，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西太后亲眼看到了那张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实行新政以来，明明是在翻戊戌的旧账，虽然老佛爷不承认，可是上游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于新政也不免有些牵挂，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来往的，也大有人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皇党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政的设计和实施。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最后的考察报告，据说就是梁启超做的。对于这些事，西太后虽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来在历史上就欠着账，已经行就将木的她，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全然肃清康、梁的影响，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人们为了“后那拉氏时代”的前程着想，跟保皇党或者说跟光绪套套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再，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劻和袁世凯一直得势到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摘自《历史的坏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