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佩徐南铁，因为他是中国大陆最高效、最有思想和行动能力的编辑家。喜欢《粤海风》，因为她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具锋芒的文化批评杂志。

我至今已在《粤海风》发表过七篇文章[1]，而与杂志结缘则是在1998年前后。那时我正跟随李新宇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有段时间，新宇先生邀请到夏中义、钱理群、陈平原、谢泳等来曲阜小城讲学，而我的任务是给先生们“导游”。说是导游，其实就是买买票、拍拍照，把先生们领到一个个文物前；他们对秘事野史不感兴趣，我也绝口不谈，所以大家大多数时间只是随心所欲地走走停停、看看谈谈，有时仅在孔林里就能逗留一天，这倒真有点散步论学的意味。先生们在这种时候常有惊人之论，比如陈平原在孔林散步一上午后，说出一句“中国文化的根在孔林”，因为这种落叶归根的凝聚，恰好是家国同构的明证；钱理群有“丰富的痛苦”之说，鞭策后生小子在“痛苦的思想者”与“快乐的猪”之间做出选择；夏中义在《九谒先贤书》中与先哲隔空对话，其论学方式令人耳目一新；谢泳善于从看似毫无关联的史料中发现深层逻辑关系，得出新论……他们学术兴趣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却不约而同地谈到新改版的《粤海风》，对这本杂志及其主编徐南铁一致看好，认为其学术批评与文化建设的定位是具有前瞻性的。他们的这一点“共识”，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粤海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效率高，堪与国际同行相比。1999年夏天，我给素不相识的徐南铁先生寄去了第一篇文章《孔子大同蓝图与毛泽东治世理想》，那是一篇反思“乌托邦”和“精神原子弹”的随笔，此后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我以为这次也会像寄给其他杂志的稿子一样泥牛入海了，或者也需要“经年的等待”了，没想到不久就收到了样刊。徐先生后来告诉我：“当时杂志社只有四五位编辑，实在来不及给作者一一回复。索性把好稿子尽快刊出，然后寄去杂志。”徐南铁雷厉风行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我接下来在《粤海风》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对“文革”思维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思考，也都是差不多两个月就收到杂志。这样的效率在国内是少有的，我想仅仅是这一点，就会吸引很多作者乐于把好稿子投给《粤海风》。

由于随后得到了《粤海风》的常年赠刊，我得以及时阅读杂志，心中也渐渐认定：徐南铁是一位有“独立意志，自由精神”的编辑家，他一直在挑战常规，尝试突破大陆新闻出版的所谓禁区。他先后推出了关于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现代学统、文化批评等专题的系列文章，在学术界、文化圈引起很大反响。这些话题在今天看来似乎都已是“常识”，但在那时却十分敏感，甚至是危险的高压线。我记得2000年春天寄给徐先生一篇《仰望星空或拒绝虚妄——王小波论》，他本来回信说要用，没想到两个月后却收到他5月12日发出的手书：

关于小波的那篇稿，本已排好，已出三校，正准备开印，但逢有人对本刊提出一大堆意见，报到省里，这边北京又叫去开会，提出了一些批评，不得不临时撤了几篇稿。因为批评矛头直指知识分子话题，甚至说“煽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所以你的文章也在撤换之列（还有北京的刘军宁等的文章）。十分遗憾。其中曲折，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现将大作之校样寄去，以作纪念……

我觉得这封信和那份校样是最有价值的纪念品，堪为时代“精神档案”存照。这真比发表了这篇文章还令我骄傲。后来，《王小波论》由施战军（时任《时代文学》编辑，与吴义勤、张清华、王光东并称为山东文学评论界“四小名旦”）推荐给了张燕玲，刊发在《南方文坛》2001年第2期。我告诉徐先生“不必再惦念我那篇论文”。徐先生却特意找到那期《南方文坛》，要看看张燕玲是如何编稿的……我觉得，那个时期的张燕玲（《南方文坛》）、张未民（《文艺争鸣》）、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谢泳（《黄河》）和徐南铁，都是名重一时的有思想的编辑家，他们主编的杂志及其周围聚集的一批学者，使千年之交的中国学界、文坛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实际上，我与《粤海风》在2000年前后都做了调整与转型：重心从“批判与消解”向“整合与建设”转移。说起我的转型，也与刊发在《粤海风》上文章有关。我在2000年破格申报副编审，从学校到省教育厅、人事厅一路绿灯，但最后在新闻出版局这一关给挂掉了。一位知情者告诉说：“你是那批申报者中最年轻的，成果最突出。但正因为你优秀，所以领导就把你的成果好好‘欣赏了一下，然后就莫名其妙抓住《粤海风》上的一篇文章说事儿……”对于这样的结果我没有怨言，正如这年春天《王小波论》不能发表一样。不过，我在随后的日子里接到了不同渠道的暗示或“关怀”，我并不怕这种暗示，只是由此对新闻出版工作深感失望：“中国的新闻出版何时才能与国际接轨？！”我虽然于2001年正常晋升副编审，但在做了清醒的思考之后，还是选择了读博，并将人事关系转入文学院，教书育人去也。我的研究重点也随之转向“现代中国学统建设”。

我与《粤海风》、徐南铁的缘分不仅没有到此终结，反而日渐加深。我不仅准时收到赠阅的《粤海风》，还不时收到徐先生的著作，比如他的报告文学《大道苍茫》（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非典”的典型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他的随笔散文集《风之首》（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三十不惑，四十而立》（花城出版社2012年12月）等。我认为徐先生的某本书好，就会写篇“读后感”向书友推介；如果看到某书中有编校错漏，就毫不客气地记下来告诉徐先生，他也丝毫不以为忤。说实话，徐南铁虽非顶尖秀的报告文学家，但他的作品的确对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有独特贡献：比如《大道苍茫》被评论界称为“理论性报告文学”，其重心并非叙述完整事件，而是以理论主题来谋篇布局；作品采取散点透视、分别聚焦等手法，将事件或素材分解配置，散布到不同主题和章节中去，服务于不同主旨需要，形成一个个小中心和高潮。再比如他的《“非典”的典型报告》采用“史志”书写方式，以“非典”发生到战胜灾难的过程为主线，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个体主角，而是着意塑造英雄群像，间以对市民抢购、传谣和盲从的“写意”描述，在对比中勾画出“民族脊梁”和“国民劣根”；而书中的《南山耸立》、《纷飞的泪水》等又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散文诗章；这种叙与论、诗思与批评的结合，让人感到《“非典”的典型报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散文化报告文学”。至于散文集《三十不惑，四十而立》中收录的近百篇文章，那是他1980年代至今的散文自选集，有着时代的深刻印痕，可以当作那代人成长历程的个案来品读；我最喜欢文集中的《禁哭》、《安详安静读木渎》和《愿酒杯常满，块垒不常有》等篇章，其中《愿酒杯常满，块垒不常有》一文最为豪放大气，让人感叹徐南铁真是性情中人！——只不过我觉得范曾真当不起徐先生的“祝福”，因为范曾在对待沈从文先生方面的“不义”及其当下的“自动化”绘画，都说明他的人格是有缺陷的。另外，《风之首》收录的是徐先生为《粤海风》写的“卷首语”，有情、有理、有思、有趣！——我说徐南铁是“有思想的编辑家”，理由就藏在《风之首》中。

与徐南铁先生书信往来十年后，我终于在2008年得见真人面目。2008年11月27日，徐先生偕岭南美术出版社高层到各地组织选题，路经曲阜，会晤我和张全之等友人。大家是意气相契、神交已久的文友，自然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话聊得投机，酒也喝得透彻。徐先生听说我在2006年晋升教授，而且是当时“全校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很为我高兴。我则深深表达感激之情：在我学术起步的时候，徐先生和《粤海风》的扶植与奖掖，奠定了我的自信心。我想，像我这样得到徐先生帮助过的年轻学者肯定不少。徐南铁此时才谈起了他最初的办刊思想：“我想把《粤海风》办成一块开放的思想园地。但杂志主要给那些有学术潜力而未成大名的年轻学人提供舞台，少去邀约名人写稿，因为名人稿多是应酬之作或者是旧作翻新，而年轻学者的文章大多有感而发，格外用心。”

由此我明白，徐南铁在心底深处有着“《新青年》情结”，他希望以杂志来团结一群“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朋友，共同来为中国的学术发展和文化建设做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他不惮于拿名人开刀、向体制开火。比如《粤海风》在2012年春天刊发咸阳师范学院王鹏程、鲁惠显老师的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进行了严厉批评，尤其是指出了其第23和32章存在的“知识性疏漏及错误”、“复制、拼贴他人著述出现的错误”、“表述存在的问题及错误”等[2]。后来，杂志又刊出了被批评者的自辩文章，而王鹏程等再次做了回应。——我想，这种光明正大、开诚布公的批评与回应，才是学术研究的正途，才是文化批评的常态，才真正有利于现代中国学统的建设与完善。再比如《粤海风》2012年第6期上刊发了昌切与黄灯的对话《拨开功利的阴翳，回到教育的本源》，此文通过与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对比，对当下中国高校的行政化、单质化现象及其背后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批判。其中黄灯有如下一段话：“教师没有任何尊严感。他的日常工作受到各级行政力量的监督，一个教务处可以管一个教授在课堂的表现，可以像管理一个小学教师一样地检查他的教案，可以在班上安插信息员，其实就是相当于特务里面的卧底，目的就是为了监督老师的上课情况，这种管理上面的俯视姿态，已经毫不顾及到一个教师的尊严。更为关键的是，一个教师的价值，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行政的评比中的，他必须评职称，不评职称，可能最后饭碗都保不住……当我们的大学教授的地位已经比不上一个行政科长的时候，当我们的大学教授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时候，当我们的大学教授敢于拿自己的信誉打赌，去从事学术造假的时候，当我们的大学教授已经不可能从内心感到一种崇高的荣誉感，他们的身价只和某些具体的利益相关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已经走向怎样的歧途，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这段话道出了中国高校教师的切肤之痛，也涉及到了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之弊，让人深刻认识到：中国高等教育若不切实解决这些体制问题，就根本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1997年，《粤海风》因为徐南铁这位雷厉风行的编辑家而实现了全新改版；十六年后的今天，《粤海风》已成为中国大陆最具锋芒的文化批评期刊，当年为杂志撰稿的那些青年学者也已成为中年的实力作者。有了这个基础，《粤海风》有足够的实力把自己打造成当代中国学术批评的重镇、文化建设的领军！

[1]李钧：《孔子大同蓝图与毛泽东治世理想》，《粤海风》1999（10）；《老舍：我没说完》，《粤海风》2000（9）；《神话的革命与革命的神话——义和团与红卫兵运动》，《粤海风》2001（9）；《“老书”新读味更浓》，《粤海风》2003（3）；《调和：学术的第三条道路》，《粤海风》2007（5）；《王伟明之于香港文学的意义》，《粤海风》2008（3）；《都市情感电视剧的成就与隐忧》，《粤海风》2010（12）。

[2]王鹏程、鲁惠显：《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批判》，《粤海风》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