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坪玉

《粤海风》自1997年改版以来，作为全国首家文化批评杂志，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人中，可谓声誉日炽。和期刊《随笔》一样，如今《粤海风》也是我最喜欢读的一本文化类杂志。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两个刊物都是出自广州。说是偶然，这两种刊物出自广州确有可能纯粹是巧合；说是必然，则恐怕只有广州才有出现这样刊物的可能。不过在我看来，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无疑都能够证明广州的确乃中国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排头兵。

颇为有意思的是，我国“文化”这盘棋，大体公认的“中心”，一般非北京、上海莫属，何以 “文化批评”这样一个重要气眼，竟会做活在常被哂为所谓“文化边缘”的广州？当然，“文化”二字，就现代语境来看，显然是个复合名词，似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又称精神文化。如果从物质文化层面来说，广州倒也算得上是一个中心。

如今关于这种复合名词的文化，解释名目繁多，尤其是在当下，“文化”二字几乎成了百纳箱，仿佛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什么大文化，小文化，不大不小亚文化；什么“雅”文化，“俗”文化，亦雅亦俗性文化，不一而足。总之，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无不以缀上文化二字为时髦。不过，我们应该知道，还有一种在我国传统语境里的文化，它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动词，又别有其特定含义。在汉语中，文化一词，大约最早见于汉刘向《说苑·指武篇》：“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该，然后加诛。”这里文化的意思就是“文治和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其实，老祖宗早就说得很清楚，文化是相对于武化的。化，本意是一个动词。文化就是以文明融解，武化就是以武力征服。这个意义上的“文化”，可就不能到处随意粘贴了。

在我看来，文化批评当然要以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作研究对象了。就是把批评作为一种探讨文化问题的特殊途径，回应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和思想意识状态。《粤海风》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出色，发表了不少极有见地和分量的文化批评文章，比如当年孙绍振先生对高考体制和中学语文教材的系列批评研究，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类比较敏感，比较有争议的文化话题，很有利于引起人们的思考，是刊物的受到广大读者青睐的重要因素。这当然是需要编者的胆识，需要编者对稿源和作者精心的策划和组织。但我更看重的是《粤海风》批评的文化原则与风度，批评的文化——即批评的“文明教化”。《粤海风》所刊作品，无论其观点多么尖锐，语言多么激烈，但始终都是坚持引经据典，出言有据，严谨考证，充分说理，绝不越“文化”的雷池一步。完全不像当前一些期刊，有的甚至是名刊，发表某些所谓学者、专家乃至权威的宏论，往往罔顾事实，信口雌黄；甚至强词夺理，指鹿为马。这些文章似乎不屑以理服人，而是妄图以势压人，以名压人，大搞话语霸权，滥施语言暴力。在这种文坛趋于“武化”的严峻现实中，《粤海风》始终能坚持批评的“文化”，坚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风度，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特别是每期开篇读到由主编徐南铁先生写的“卷首语”，文章大都小处着眼，大处落音。总是那么委婉敦厚，举重若轻，寓深邃于浅显，隐锋芒于平实。就像整本刊物的定盘星，不愠不火，不怒而威，很能代表《粤海风》的整体风格。愚以为，倘于期刊百期届满，能聚百篇“卷首语”于一册，则又是一部脍炙人口之《随笔》也。

谨以此篇小文作《粤海风》百期之祝，不成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