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一部研究暧昧邻邦的良史*
——评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

高平

（台州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陈福康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汉文学发展史的著作，是考察日本这个暧昧邻邦的一部良史。而所谓良史，主要体现在“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材料搜集与使用以及“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态度上。《日本汉文学史》做到了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较好的统一，是域外汉籍研究的一部力作。

日本；汉文学；日本汉诗；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

在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Ōe Kenzaburō，1935— ）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讲，创造性地以“暧昧”一词概括日本120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与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在其名著《菊与刀》中也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与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1］美国人慎重而又深入地研究这个“最琢磨不透的”的“暧昧”的对手，作为近代饱受其欺凌的中国对之又研究得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讲，答案是令人沮丧而又羞愧的。中国的出版物，通常至多两三个月即进入日本的各大书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著作在他们的书店里亦触目皆是，但走进中国的书店甚至图书馆，日本学者的著作与中国人研究日本的著作少之又少。就后者而言，无论是深度还是数量，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相比，都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政治文化格局中尚不难理解，但到了近代，日本全方位赶超并屡屡侵略中国之后，情况依然如此则显然是不合理的。近人高旭（1877-1925）曾说一国之魂，“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先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之尤为可贵者，端推文学”［2］。移之日本亦然。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了解一个民族，最切近的方式之一便是阅读其文学史。在日本历史上，汉文学很长时间内都是其上层文学、主流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中雄踞中心位置。仅以汉诗而论，明治时期的著名俳人、歌者与汉诗人正冈子规（Masaoka Shiki，1867-1902）即声称：“今日之文坛，若就歌、俳、诗三者比较其进步程度，则诗为第一，俳为第二，歌为第三。”［3］20正因如此，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Kanda Kiichirō，1897-1984）才在《日本填词史话》中说：“日本汉文学作为我国第二国文学，其意义和价值都非常大，从某个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认为它的重要性超过了纯粹的本国文学。”［4］

对于日本汉文学史，近代以来有几位日本学者撰写过专著，但整体来说，都不太理想，而中国人对此中国样式的日本文学又知之甚少，遑论系统研究了。直到201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福康教授的专著《日本汉文学史》问世，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陈著从界定“汉文学”概念开始，以时为序，纵论王朝时代、五山时代、江户时代、明治时代

之汉文学，并附有“琉球汉文学概述”，大笔淋漓，洋洋洒洒三大册，长达110余万字，诚可谓国人研究日本汉文学的填补空白之创举，是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重要成果。笔者经过仔细深入地阅读之后，以为该著发凡起例，态度精审，是一部研究暧昧邻邦的良史。以下从材料的搜集与使用以及著述态度这两个方面加以评价，不当之处，请著者及学界同仁指教。

一、“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韩愈《进学解》云：“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5］笔者对于陈著《日本汉文学史》之收集材料，亦有同样的看法。从汉字传入日本始，至明治末年止，陈著论述日本汉文学的时间跨度逾千年，远古材料之难考，近世材料之庞杂，完全可以想见。这从日本学者之著述亦可窥得一斑。如芳贺矢一（Hiroshi Minami，1867-1927）所著的第一部《日本汉文学史》，未涉及日本汉文学史上的异彩纷呈的明治、大正时期，于高潮期江户时期之诗人亦论述甚少，诚为不足；而公认最杰出的猪口笃志（Inoguchi Atsushi，1915-1986）的《日本汉文学史》，虽然写到的时间最长、论述诗人最多、引用材料最广，但亦有体例不纯、文体缺失、史观偏颇等不足。随着日本汉学研究者的队伍日渐缩小，其本土要想出现超越前贤之著作，实属不易；而中国学者亦面对异邦资料难以收集，若材料不丰又易于臆断的尴尬局面。对此，陈教授迎难而上，灵活运用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法”，注重纸质材料与地下出土文物的相互印证，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如其对日本早期汉文学之发生的考辨即堪为典范。在此部分，陈教授综合运用了1873年从熊本县玉名市江田町的船山古墓中出土的大刀铭文、1968年玉县稻荷山古墓出土的铁刀文字、和歌山县所藏伊都郡隅田八幡神社所藏人物铜像镜铭、1770年大和葛下郡马场村发掘后又藏于大阪四天王寺的墓志铭等金石材料，梳理出汉文学滥觞期的涓涓细流，将其从神代传说的迷障中解脱出来，初步还原了那段历史。

陈著在材料运用方面有三大特色：

第一是通过收集大量的文献，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诗人诗作，基本做到了“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如其绪论中对于清初不甚出名的诗人魏宪创始的杂体“八居诗”在日本流传情况的考订，就颇为出色。这种细大不捐的态度，使得许多汉文学作家重见天日。正如青青的小草能够显示广袤的天地，衬托出蓊郁的参天大树，对日本汉文学史上的小作家的发掘，让汉文学史的叙述显得更为丰盈细密。由于年代的久远，资料的散逸以及当今日本学界的轻视，众多汉文学作家的生平、作品都难以考证，而陈著对于所论作家，大多给出生卒年，生平重要事迹也一一呈现，有些地方虽因材料缺乏而粗陈梗概，但中间措辞之精审，考订之细致，还是令我们感觉到著者学风的严谨。对于欲研究日本汉文学的学者来说，陈著第一次考论了这么多的作家、作品，无疑是提供了研究的津梁。

第二是对于具体材料的考辨审慎细致，颇见朴学功力。中国文学对日本汉文学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日本作家受其熏染是显而易见的，这就给判断日本汉诗文的创造性带来了不少难度。倘若对中国古代文学不够熟悉，则很容易被那些抄袭模拟之作蒙骗，使其得到不虞之誉。如吴教授盛赞日本第一本汉诗集《怀风藻》，认为“集中佳句，往往与梁陈名家相比并”［3］92-93，并全力推崇纪末茂的《临水观鱼》，称其全首皆佳，直似丘迟、柳恽一派。对此，陈福康教授仅将《临水观鱼》与陈代张正见的《钓鱼》一诗并列对照，再加寥寥几句评论，前者之优孟衣冠便倏然自落。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曾经感叹：“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6］58陈著颇有正本清源的疏凿之功。

第三是推源溯流，将材料置于整个日本文学发展史中加以考查。文学研究有多个维度，风格的定型、文体的嬗变、技巧的成熟、题材的延续，等等，都是文学史研究的经典途径。陈著常将某些作品置于整个日本甚至东亚文学史中加以论述，有时虽因篇幅局限未能展开，但惊鸿一瞥，令人不难窥见所述对象之风采。如《怀风藻》所录大津皇子（Prince Ōtsu，663-686）的《临终一绝》，悱恻动人，是日本汉诗史上的名篇。陈教授广泛引用日、中、韩三国史料，涉及诗歌、小说、戏曲、笔记等多种文体，破中有立，证明了此诗乃大津所作。张师伯伟先生倡导以汉文化圈为视角研究东亚汉文学，陈著此则材料的考订，可为验明其方法之可行性与必要性添一佐证。

二、“不虚美，不隐恶”

汉代的刘向、扬雄均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

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7］。这为评论史家之作是否良史提供了判断标准。笔者以为若以此论衡陈著《日本汉文学史》，良史之誉，庶几有焉。这突出地表现在“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态度上。学术研究的首要原则是求真，唯有实事求是，方能去伪存真，惩恶扬善，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9］是也。日本汉文学发展到明治时期，随着中日关系颠覆性逆转，而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面目，其中之一便是日本汉文学中出现了不少鼓吹侵华、美化屠戮的作品，这尤其以汉诗最为显著。中国古典文学中地位最高的文体，被《诗纬·含神雾》推崇为堪当“天地之心”［10］、可以“持人情性”［11］的文学样式，竟然成了侵略者赤裸裸吟咏其狼子野心的工具。陈教授由于在日时间较短，未能广为收集此类材料，但所举史实已经令人触目惊心。如果说陈教授对于日本汉文学中一千余年材料的搜集整理是“发掘古墓”，那么，其对日本侵华战争诗的分析则是“揭开黑幕”，将侵略者的嘴脸暴露出来，使其不再暧昧地藏身于历史的尘埃。可贵的是，陈教授在著述中能够打破体例的局限，将明治以后典型的战争诗亦囊括在内，从而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幽灵昭示于世。如昭和十二年（1937）甲级战犯松井石根（Iwane Matsui，1878-1848）在南京大屠杀中赋诗云：“以剑击石石须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十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陈教授评道：“这真是杀人恶魔的自供状！”同时引中国学者杜宣的《读松井石根屠城诗后》一文，认为这是人类的耻辱，并揭露该诗乃剽窃元朝伯颜将军入侵江南时诗作。不同的是，伯颜之诗后两句说“精兵十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尚矜持掩饰，有羞耻之心，而所谓耻感文化孕育出的奇葩松井石根却说“我军十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诚如陈教授所说，“这真是日本汉文学史上最最丑恶的一页了！”［3］126-127

笔者在此再作一申论。首先，就笔者所搜集的材料来看，鼓吹战争屠戮的汉诗在明治以后数量极多，甚至可以说，嗜血已经渗进了不少汉文学家的灵魂。这在日本的诗歌、诗话、报刊、日记、游记等各种文献中都有记载。如被誉为日本近代战神的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1849-1912）《西伯利亚杂咏》记述其行军途中对日、俄、清三国国民的评价道：“千里平原草接云，大兵可用可行军。英雄曾是功名地，唯见绵羊野马群。”作者自注道：“猪谷少佐云：‘将军书此诗？’笑曰：‘绵羊比支那人，野马比露人。’”［12］山衣洲（Momiyama Isyou，1858-1919）的《明治诗话》载著名政治小说家、汉诗人末广铁肠（Suehiro Tetchō，1849-1896）《登釜山古城》云：“韩兵群羊耳，敢与猛虎争？喑哑屋瓦震，坚城一夕倾。长驱入平壤，豪胆吞朱明。”［13］军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昭然若揭，而先灭朝鲜、后吞中国的阴谋也供认不讳。其次，此类战争诗从艺术性来说，亦不可轻视，这尤其值得我们警惕。梁启超（1873-1929）《饮冰室诗话》云：“日本围攻旅顺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将军，自今兹奏捷后，其勇名渐震吾邦人耳目。将军之长子名胜典，死于金州之役。未几将军统师至金州，尝有诗云：‘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日人传诵之。”［14］对乃木之诗推崇备至，而南社诗人、革命家田桐（1879-1930）亦赞其“文章道德皆有可传”，“大有儒将风度”［15］。可以想像，当这类艺术性强、感染力深的诗歌用于日本国民教育时，怎么不生产出愚忠至死的杀人机器？

自然，这类诗歌在日本汉文学史中所占比例很小（但绝不是忽略不计），大部分汉文学作品还是积极健康的，表现出日本民族善学爱美的性格。对此，陈教授也是不遗余力地赞美。如对江户后期的大诗人菅茶山（Kan Chazan，1748-1827），陈著叙述其生平事迹之后，先引俞樾（1821-1907）《东瀛诗选》之评论，并一一分析所举之诗，接着论述其咏史诗、农业诗以及闲适诗，最后再引词证其词学成就，字里行间，一唱三叹，令人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可以说，陈著很有眼力，即使是片言只语、残篇断章，只要有特色，都是不吝褒奖之词。

还值得称赞的是，陈著叙述某些作家生平事迹时，并不板起面孔，作高头讲章架势，而是平易近人，娓娓道来，令人感到那些远去诗人如在目前。这种叙事风格，颇近中国的诗话，生动风趣，给人一种现场感，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如其介绍被猪口笃志誉为“近世无与伦比的大儒”的中井履轩（Riken Nakai，1732-1817）时，陈著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学生来谒，曰：‘先学饮酒，然后学文，不然将郁闷得病而死。’”［3］200这种叙述，基本达到了鲁迅所称的刻画人物时的“画眼睛”，又如读《世说新语》，寥寥数语，人物风采即跃然纸上。再如书中介绍有东洋二千年第一汉学家、日本苏东坡之称的赖山阳（Sanyō Rai，1780-1832）的生平事

迹，笔者以为与正史中的不少传记相比，不仅详实生动，而且增添了虎虎生气。传主的少有大志、浪子回头、勤奋著书、侍母至孝等多个面相交织在一起，绘成了一个近于小说理论中的圆形人物的画像。叙述中，作者还不时穿插名家截然相反的评论，由诗及人，并将其置于日本思想史、政治史中加以论述，从而让读者自然地做出客观评价。

当然，陈教授的《日本汉文学史》为我们奉献了如林佳作、精彩论述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其论述日本第一篇汉文小说、已佚《丹后风土记》中的《浦岛子传》时，引用了青木正儿（Aoki Masaru，1887-1964）认为此篇脱胎于中国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严绍认为承袭初唐张文成的《游仙窟》的观点。然而我们若是对中国的汉唐志怪小说深入研究的话，或许会对二位学者的观点有所修正：首先，《浦岛子传》的故事情节仿照了比《游仙窟》更早的旧题陶潜《搜神后记》中的“袁相根硕”与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遇仙”，特别是“开玉匣”、“寻不值七世之孙”的情节，与二者完全相同，后此的《游仙窟》却没有，而《续齐谐记》中的小说则连《浦岛子传》的大体框架也没有，不知青木正儿的观点从何而来。其次，《游仙窟》在奈良朝固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成书于日本宽平年间（889-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游仙窟》的同时，也著录了不少志怪小说，如“杂传家”即有旧题汉班固《汉武内传》、旧题汉刘向《列仙传》、晋葛洪《神仙传》、晋干宝《搜神记》、旧题晋陶渊明《搜神后记》、梁吴均《续齐谐记》、隋侯君素《旋异记》、隋许善心《灵异记》、初唐唐临《冥报记》等书目［16］。这些志怪小说产生的年代皆早于《游仙窟》，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它们传入日本的时间早于《游仙窟》，但至少可以确定它们和《游仙窟》一样对《浦岛子传》的产生起到了影响。即以“刘阮遇仙”而论，虽然《日本国见在书目》未著录《幽明录》，但宽平七年（895），纪长谷雄（Ki no Haseo，845-912）从六朝志怪小说中选出有关长寿的故事，请巨势金冈（Kose Kanaoka，生卒年不详）绘图，菅原道真（Sugawara no Michizane，845-903）作题画诗，其中即有《刘阮遇溪边二女》［17］，这充分说明了“刘阮遇仙”的故事在宽平年间已广为流传。最后要指出的是，《游仙窟》的情节结构也是受到了“刘阮遇仙”的深刻影响，这在《游仙窟》文本中有着确凿的证据。故而笔者以为《浦岛子传》是受到了中国汉唐志怪小说的综合影响，而不能拘泥于具体哪一部。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长达两千余年，在此漫长的时间里，二者呈现出不对等的交流关系，即明治维新前主要是中国大陆文化向东瀛列岛传播，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晚近则由于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国策，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开始领先于中国，文化输出的方向实现了逆转，这是近代汉文化圈内的最重大的变化。这也是陈福康教授以一册篇幅专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汉文学的原因。日本汉文学记录了日本民族近代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是我们分析这个“暧昧”邻邦的重要文本。《日本汉文学史》既重视纵向的史的陈述，力求理出日本汉文学发展的脉络，也重视收集具有典型性的汉文学作品，给读者以切实的体会。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著既是文学史，也是作品选，宏观与微观做到了较好的统一。知识考古，还原历史，澄清似是而非的论断，在搜集分析大量作品的基础上构建日本汉文学史，这些陈著都基本做到了。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8］我们对作者多年的心血，油然而生一份敬意，《日本汉文学史》确实是研究域外汉籍、东亚汉文学的一部力作。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

［2］高旭.高旭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99.

［3］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

［4］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

［5］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146.

［6］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58.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8.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3.

［9］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一［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1b.

［10］欧阳询.艺文类聚［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02.

［1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5.

［12］乃木希典.乃木将军歌诗集［M］.东京：成章堂刻本，大正十一年（1922）.诗集：15-16.

［1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06.

［15］田桐.田桐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16-517.

［16］藤原经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丛书集成新编第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376.

［17］菅原道真.菅家文草.第5册［M］.日本：大森太古卫门，贞亨四年（1687）：19下.

［18］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13.

A Good History of An Ambiguous Neighboring Country——On Professor Chen Fukang’s Japane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Gao 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Taizhou University,Linhai 317000,Zhejiang）

Professor Chen Fukang's Japane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Japane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Chinese scholars.The book is a good history which can examine the ambiguous neighboring Japan.The so-called good histo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electing and using the materials of“combing and excavating,scraping and polishing”and the attitude of writing history of“not to false praise and not to hide hate”.Japane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mixed the macro discussing and micro analyzing together,which is a masterpiece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Japan；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poetry of Japan；Chen Fukang；Japanes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207.23

A

1672-3708（2014）01-0029-05

2013-11-27

高 平（1975- ），男，江苏淮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域外汉籍、天台山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本文为2012年台州学院科研项目“刘阮遇仙与唐五代诗词”、2012年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南社诗学研究”（12GHY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