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2014-02-12李春茹刘富胜

探索 2014年2期

李春茹,刘富胜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0)

共同富裕问题是近年来颇有争议、学术界极为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求“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正确把握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走好共同富裕道路的前提。

一、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同时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要坚定不移地朝着共同富裕道路前进。

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无论是在历史规律的阐述中,还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都表达了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和追求。从字面上讲,共同富裕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共同和富裕。共同就是反对独占、独享。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迫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从而形成了有产阶级在产品分配中的特权,由此造成和扩大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生产资料私有制既不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也必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新型所有制关系所取代。富裕则是反对贫乏、贫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这既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又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不合理现象的克服。全面超越资本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造就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反对贫穷的“共产主义”,他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之所以是绝对必要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使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会重新开始争取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与之前的社会形态一样,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共同富裕”。原始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有成员共同参加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解决了“共同”,但没有解决“富裕”。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在短时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它的“富裕”却不能被人民所“共同”分享。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和解”,它既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促使生产力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够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列宁认为,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国家富强就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俄国,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列宁及其后继者必须要面对如何在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反击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演变,以及如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扩大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影响力等问题。列宁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社会主义国家“绝对符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3](P223)。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消灭剥削,从经济上铲除产生剥削的所有制基础,消灭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列宁曾说:“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3](P490)列宁认为如果不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就无法真正建成社会主义:“除非经过大工业,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4]

斯大林更是认为只有快速实现工业化才能使社会主义摆脱帝国主义封锁、实现独立自主、在短期内赶超资本主义。他认为实行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差别化发展战略,完成重工业发展急需的原始积累,是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唯一办法”。短期来看,这种方法确实有效;但是从长远来看,产业领域的不平衡一定会传递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这无疑会加剧国家内部的矛盾。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经济与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前苏联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在经济发展停滞之后,潜藏的社会矛盾逐一浮现,人民不再能够从国家那里感受到社会的共同富裕,苏联共产党逐渐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前苏联解体的重要根源。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样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追求。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因,也是用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钥匙。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劳工的胜利。他心目中俄国革命后建立的社会就是“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社会。李大钊等人认为俄国革命是“只可迎,不可拒”的历史潮流。毛泽东等人也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希望,认为从十月革命中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无产阶级尽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革命的对象既不是一般意义上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也不可能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国革命必然要分为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问题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农民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解决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激发农民参加革命、支持和拥护革命的基本动力。农村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不仅造成了生产力落后,同时也成为农民分化的根源。变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耕者有其田”,让农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就是为了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土地私人所有制不仅不利于农业发展,而且农民由于各种原因有重新失去土地的危险。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农业整体发展水平,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保障农民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平等地位,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毛泽东在1953年就指出,只有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农民逐渐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5]。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开始注意到要将共同富裕与生产力发展结合起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将“优先发展”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工业化的任务很重,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沿海有基础的地区,同时也要注意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的协调发展,避免走苏联片面发展的老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从全体人民出发,做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但由于客观上的外在环境恶化,主观上的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并没有根本突破苏联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即片面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强调“共同”,甚至一度抵制从生产力角度来讲“富裕”,将发展生产力的主张视为“修正主义”。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曲折说明了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急于求成,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产物,是新时期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

二、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发展阶段的一条主线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里的坚持,既包括思想路线也包括价值归宿。从思想路线上讲,无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价值归宿上讲,它们都坚持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实质就是要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这里的发展则是指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和实现路径要同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发展阶段,有着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即“指明共同富裕方向、确定共同富裕前提、细化共同富裕措施”。

邓小平理论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等高度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

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各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6](p143)他同时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6](p36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它自然也就成为判断社会主义改革是否偏离方向的根本标准。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生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6](p111)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只能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6](p155)追求共同富裕却导致了共同贫穷,说明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做法在现实中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过程。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富裕也不是同时富裕,实现共同富裕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由此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率先发展起来,其他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当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的重大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要素,它同时也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和经济前提。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只有共产党执政才能确保共同富裕落到实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特别强调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全体共产党员要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牢牢掌握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动权。

其次,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而且也必然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不同阶段,都应该有不同程度的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就是不断缩小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7]“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求将目标与过程结合起来,在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既不用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来否定党的执政宗旨,也不以终极目标来苛责发展阶段的具体需求。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主张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统一性;要求既要保证社会发展速度,同时也要确保社会整体和谐。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具体地探索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邓小平曾经设想到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就可以实现小康社会,同时也到了“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如期达到的小康社会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均衡”的小康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经历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出现了先富“愿不愿”带后富,后富“能不能”追上先富等问题。科学发展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统筹兼顾。既要统筹区域,也要统筹城乡,更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胡锦涛同志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9]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党的十七大要求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三、共享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是中国梦赋予共同富裕的崭新内涵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201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在此后的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等主张。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中国梦必然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梦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个人幸福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理论。

实现中国梦,需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梦是近代以来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今天变得如此之近,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因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因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的自信,才有了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的豪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当前,共同富裕,就是要让所有人都能切实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朝共同富裕方向稳定前进,要体现在“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上,这里突出的是“更多”和“更公平”。“更多”是指“要让人民过好日子,政府就得过紧日子”,就是要在国民收入中拿出更大的比例投入到“民生”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更公平”就是指国家应该切实解决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速度和高度。实现中国梦,需要汇聚起所有中国人的力量,需要将个人的梦想同国家、民族的梦想统一起来,这就要解决“一”和“多”的关系问题。国家、民族的梦想是“一”,个体的梦想千差万别,是“多”。“一”是“多”的基础,没有国家、民族的发展,就没有个人实现梦想的舞台;“一”又体现在“多”中,国家、民族的梦想就是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P7-8)

实现中国梦,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既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同时也是要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家庭积累、个人禀赋等因素的不同,个体之间在物质财富上的差距始终是存在的,“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就是指要逐渐缩小这种差距,而不是取消这种差距。物质财富是实现个体价值的基础,但不是实现个体价值的全部。同物质财富一样,个体价值实现的机会也是有限的,也存在分配问题。国家发展了,个体价值实现的机会也增长了,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同样的机会。如果说共同富裕在物质财富上不要求同时富裕和同步富裕,那么在人生价值实现的机会上来讲,则必然要求是同等的。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上户籍、就业、人事、社会保障等领域依然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草根群体尽管努力拼搏,但各种‘隐形门槛’使得他们实现梦想面临重重壁垒”[10](P74)。机会公平并不能够确保结果公平,但是机会公平能够使人们理性认识和对待结果上的差异。实现中国梦,需要所有中国人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能认识到国家发展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就需要让所有的人都感受到机会是公平的,只要勤于付出终将有所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就是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赋予了共同富裕新的内涵,共同富裕必须从起点和结果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理解。从起点上讲,共同富裕是指没有独占和歧视,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实现国民待遇的均等化,避免个人身份的“代际转移”;从结果上讲,共同富裕是指加大社会财富向落后地区和贫困群体转移支付,避免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倾向。

中国梦对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更好实现共同富裕将成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动力。

四、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的改革实践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它既是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同时也要随时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及时总结和提炼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新经验。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诉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进一步回答的时代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在理论上既要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同时防止两极分化。但是在实践中,往往要么注重了效率,难以确保公平;要么兼顾了公平,难以保证效率。在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差距也随之拉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处于“收入差距较大”状态。有学者认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极易使中低收入群体产生被剥夺感,出现群体性的‘心态失衡’”[11]。邓小平曾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12]当两极分化持续扩大,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时,只有坚定不移朝着共同富裕前进,让民众切实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才不会被极端分子所鼓动、被错误思想所迷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期的重大课题。

实现共同富裕梦想,在理论上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市场能够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但难以保证社会的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之一就在于能通过宏观调控来规避市场的消极后果。但在实践中怎样使宏观调控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也促进社会的公平,还是一个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离开了中国梦赋予共同富裕的新内涵,就无法对此进行深入剖析。

第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还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目标。一旦把共同富裕作为唯一目的,就很可能将“劫富济贫”的做法合理化。如果共同富裕不是唯一目标,那么如何对众多目标,例如发展、民主、法治、共同富裕等等进行“词典式”排序?它们何者是前提,何者应优先的问题,也必须解决。这是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历史性课题的逻辑前提。

实现共同富裕梦想,在实践上需要继续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公有制企业的公共属性,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首先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放手那些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黑格尔曾说,“国家的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13]。国家不应该介入到市场之中,成为市场逐利的一员,它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从社会普遍利益出发,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同时为市场竞争中的“最不利者”提供基本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在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优势在于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但有的公有制企业存在严重的异化现象,这些异化了的公有制企业“不仅不能成为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力量,反而成为经理层利用合法或非法形式侵吞国有资产的工具,拉大收入差距……使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14]。在确保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应该强化公有制企业的公共属性。这既需要缩小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公有制企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同时也应该缩小企业内部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就要做好财富分配的顶层设计。有学者指出,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而是应该更加全面地考察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要将中国贫富问题说清楚,至少要考虑到这样四个环节:首先是当年创造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其次是财富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转移,再次是个人存量财富的变化,最后是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15]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还要注意到民众对财富分配差距的态度,有的差距即便较大民众也认可,有些差距即便较小民众也反对,关键是看这种差距是怎么造成的。民众认可的差距应基于“罗尔斯公平原则”:“社会的和经济基础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的利益;(2)依系于职位和官职向所有人开放。”[16]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梦想,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改革的经验也必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论工业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6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92.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

[9]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12.

[10]编写组.中国梦学习读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11]杨洁.中国社会财富集中的制度成因及治理策略[J].理论与改革,2012(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