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松，葛莉莹，赵 焃，吕宛辰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任何的生产生活都必然与大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作为人类语言文字交际活动之一的翻译也不例外。随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的发布，人们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问题日益关注，各个国家随之颁布了各项政策和法令来保护生态及自然环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生态”文化研究取向开始盛行，这也日趋变成了包括翻译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的热点研究方向。

从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今，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生态翻译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目前，作为“生态”维度在翻译学中主要的体现，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广泛关注。本文尝试将翻译学中涉及“生态”维度的两种翻译理论，适应选择论以及模因翻译论作对比比较，以进一步分析生态翻译学说，丰富生态翻译学研究并提出其亟待发展之需要。

一、生态翻译学的提出

生态翻译学是用生态学的视角，借以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理论，对翻译实践中的实质、方法、技巧、标准等加以解释，从而建构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新途径。生态翻译学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结构复杂、内容丰富，具有生态学和翻译学跨学科交叉性质。

1988年，纽马克提出了“翻译生态”的概念;1999年，戴维·卡坦描述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具体内容，他认为该生态环境应该包括工作、政治、物理坏境，以及气候、空间等;2003年，爱尔兰教授米歇尔·克罗尼恩首次明确提出“翻译生态学”概念。

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第一次推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也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提出该理论。2004年，胡庚申出版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在该书中胡庚申认为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教授提出翻译活动与生物界之间的互相联系“翻译←→语言←→文化←→人类←→生物界”可以运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基本原理来诠释和理解。

而翻译实践活动则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而采取的选择活动。这里所提到的翻译生态环境指的的是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所呈现的情景，具体来说指的是交际活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以及原文作者、目的语读者等互相联系影响的整体。同自然生态环境的情况类似，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也是动态的，要保持这种动态的平衡，适应选择的过程是要循环不断地进行的。生态翻译学着眼于整体性，强调整体中各部分的互相作用和互相联系。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适应选择论，强调“译者为中心”，但是译者仍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一分子，只不过译者是其中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

胡庚申教授认为:“生态翻译学既是一种‘喻指’，又是一种‘实指’。‘喻指’指的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而进行的整体性研究。而‘实指’指的是取向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1]根据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把一部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像把一棵树从一个地方挪到到另一个地方，这棵树只有在适应新的环境下才能生存下来。

二、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模因翻译论对比分析

1.翻译适应选择论理论内涵与翻译策略

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的方法是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的三维转换;译评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1]13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应具有适应与选择的基本能力，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受到多种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制约，翻译生态环境影响着译者的“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而同时翻译生态环境也是译者采取“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基础和条件。因此，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所采取的选择活动为翻译实践过程的实质所在。由此看来，为达到最完美的翻译，译者在受制于多元化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首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理解原文，了解源语作品文化背景，然后充分考虑所采用的翻译标准、原则、策略以及合适的理论框架等因素，才能做到充分地，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产生出最佳译作。下面举例说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这里提到的语言维及语言形式的转换不是在同一方面和层次上而言的，而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培根的《谈读书》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for ornament，and for ability.”，不同的译者给出了不同的翻译，王佐良译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廖运范译为“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王楫译为“读书可以怡情养性，可以摭拾文采，可以增长才干”;周仪译为“读书予人乐趣、赋人文才、长人才干”[2]。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到对内容翻译的准确度，更重要的是了解培根的《谈读书》中培根简约、自信的写作风格。从“适应性选择转换”角度考虑，王佐良译文“整合适应选择度”为最高，保持了原文的语言风格，再现了作者写作风格。在语言维上与原文高度吻合，其他三位的译文，或多或少都有所欠缺。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能打洞”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一句谚语。译者将其译为“A dragon’s son is a dragon，a phoenix’s son is a phoenix，and a rat’s son knows how to dig a hole in the ground.”与此译法不同，“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女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的译者将其翻译为“The Women’s Movement in 1960’s and 70’s has liberated them from kitchen and housework to a certain degree”。

即使是不同的自然社会生活，人们或多或少也都会有共通的认知与经历。不仅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龙生龙凤生凤这种说法，在欧美国家也有类似的认知，由于这种文化维度重合，译者选择了直译的方法。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如果直接翻译为“liberated them from family”，这样直译的译文不能完整体现原文要表达的内容，英文读者有可能觉得妇女寻求解放怎么成了从家里跑出来了，难道要离家出走吗。为了不闹出笑话，适应文化维，译者需添加信息使译文清晰明了。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交际维角度译者应该更加注重信息传达。在信息传达的过程中，语言信息和文化内含的转换译者必须要完成的，而信息准确传递也是译者不容忽视的。在香港经济不甚景气的大环境之下的地铁广告。每乘坐10次地铁便可免费乘坐一次。因此，地铁公司打出这样的一则广告“回馈乘客，共渡时艰”，其译文为“MTR helps relieve passengers’burdens.”该译文清晰表达了原文的信息，与此同时运用help和relieve两词语更好的体现了经济困难时期地铁公司的人文关怀，清晰的表达广告人的交际意图。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化在广告语中尤其适用。

(四)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上面介绍了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转换，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适应性选择往往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要求译者考虑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例如在北美一家动物园鳄鱼池旁的一块标识牌上以鳄鱼的口吻写着这样一句话“The last one is delicious，bring me another one.”有译者译为“鳄鱼伤人，禁止入水!”另外，有译者形象的将其译为“人肉真香，再来一个!”，并且在旁边还画了一条张着沾有血迹大嘴的鳄鱼)

第一个译文从交际的角度准确无误的表达了告示的内容，但是简短的语言跟严肃的告示风格和原告示相悖。原告示中拟人的口吻跟幽默的暗示凸显出了美国人天生的幽默感跟动物园轻松愉悦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在译文2中的翻译要更加符合原文的特色，保留了告示中动物虽可爱但是很危险的暗示，同时搭配以图片吸引游客。第二个译文除了做到了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转换和传递，还充分考虑了美学、目的语读者的感受、场景等多个维度的转换和传递，这正体现了适应选择论的实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选择。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维度越多，那么其所进行的适应性选择活动也就越合适，其译文的效果也就越佳。

2.模因翻译论理论内涵与翻译策略

“模因”是文化资讯传承时的单位，即“文化基因”。在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第一次提到这个词，他将文化传承的过程，以生物学中的演化规则来作类比。我国学者何自然和何雪林于2003年将此词翻译为“模因”。“模因论”则是一种基于生态学中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它指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散播开来的思想或主意，并一代一代地相传下来[3]。由此可见，模因翻译理论和生态翻译学都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基础的理论。

如果模因要通过语言文字进行跨文化交流以及传播，那就必须通过翻译活动才能完成。因此，翻译是模因跨越文化疆域进行传播的生存载体。最早把模因引入翻译理论研究当属芬兰学者切斯特曼。1997年，由切斯特曼编著的《翻译模因论——翻译思想的传播》一书出版，该书借助模因理论，详尽系统地分析了翻译学中不同时期的主要理论和思想。他试图用模因理论来分析解释翻译中的问题，如翻译理论的发展与进化，翻译策略的选择等，并将翻译学中的概念、规范、策略和价值观念等统称为翻译模因[4]。

在翻译过程中，源语作品是一个模因综合载体，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文化。译者需要首先掌握源语信息，成为这个模因综合体的宿主，然后用新的语言进行重新编码，为其更换载体。当某一源语模因成功转化为目标语模因，源语模因便得到了有效地传播。在源语模因转化的过程中，一些模因在目标语中得到了保留和继承，另一些则需要变化或增减来适应目标语环境[5]。下面以文化意象模因举例来说明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此模因的保留与改变。

(一)保留文化意象模因

鉴于一些文化有共同性，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世界各国的人民不再禁锢于只属于自己文化背景下的知识。一个地区的人或多或少对其他地区的文化有所了解。当我们能够找到源语和目标语的共同性，并且两种不同文字的字面意义跟形象意义有相似之处时，便可保留源语文化意象模因。例如“sour grape”译为“酸葡萄”;“An eye for an eye，a tooth for a tooth.”译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二)改变文化意象模因

而有的时候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差异造成源语言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的对应目标语。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无法做到直译，而应改变文化意象模因，从而使译文与原文达到同等的交际效果。例如“说曹操，曹操就到。”译为“Talk of devil，and he is sure to appear.”因为中文的习语“说曹操，曹操就到”涉及到了中国的历史人物“曹操”，普通的英文读者不会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因此通过直译是无法让他们明白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译文中将“曹操”翻译成“devil”是采用了类似的文化意象模因来弥补文化差异，使译文能够表达出相近的效果。

(三)增减文化意象模因

在一些翻译情况下，文化差异是无法跨越的，甚至无法找到类似的目标语来弥补这种差异。在这种文化缺省现象下，译者可以选择增减文化意象模因进行翻译工作。例如“Traditional crafts will be on hand，as well as Lunar New Year treats，such as Jiao Zi(dumplings)and Tang Yuan(sweet glutinous rice balls)。该句中，饺子跟汤圆虽然选择了音译，但是译者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解释，让英文读者能够了解名字背后的食物到底是什么样子。通过增加文化意象模因的方法，达到了更好的翻译效果。又如《骆驼祥子》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必审问我，我给他个“徐庶入曹营 —— 一语不发”。其译文为“He is sure to ask questions but I’ll hold my tongue to begin with.”“徐庶入曹营”是中国文化典故，是属于中国特有的意象模因，在英文中无法找到相应的意象来替代。译文中省略了原文的意象模因，意译成“hold my tone”清晰明了翻译出了原文，也避免了解释典故的无用功。

3.模因翻译论的生态学特征

首先，模因本就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源于生物学词汇“基因”。而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因此模因理论和生态学从源头上是一致的，都属于生物学范畴。

其次，翻译模因的生命力是不同的，有些翻译模因曾流行一时，但不能持久而逐渐消亡，有些翻译模因则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够长久地生存流传。翻译模因库中的大量模因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对以前的模因进行复制和继承，另一方面也在产生变化，对以前的模因进行增减。很多学者曾提出“模因基因型”和“模因表现型”两个概念，前者强调源语与目标语的转化是等值等效的，后者则表示源语与目标语的转化是非对等的。也有学者从“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的角度讨论各个模因的保存与改变。那么，在翻译的过程中，哪些模因能够被复制在目标语中得以保留，哪些则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在翻译理论发展的进程中，哪些模因能够长久流传被广泛使用，哪些却经不起考验而被淘汰，决定上述问题的原则其实就是“优胜劣汰”和“适者生存”，这和生态翻译学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4.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模因翻译理论实例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和模因翻译理论与生态翻译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是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翻译理论，而翻译生态学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译者、读者、原文、译文、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从宏观上可以说生态翻译学是翻译适应选择论与模因翻译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过，翻译适应选择论和模因翻译论侧重点不同。

下面用适应选择论和模因翻译论来分析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不同英译本来进一步比较二者在指导翻译实践中的作用。

原文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Schlepp版的译文为“Dry vine，old tree，crows at dusk.Low bridge，stream running，cottages.Ancient road，west wind，lean nag.The sun westering，And one with breaking heart at the sky’s edge.”;翁显良版的译文为“Crows hovering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the day is about done.Yonder is a tiny bridge over a sparkling stream，and on the far bank，a pretty little village.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the west wind moaning，his bony horse groaning，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home.”;许渊冲版的译文为“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crows.Under a small bridge beside a cot a stream flows.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Westwards declines the setting sun，Far，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6]

《天净沙·秋思》是一首著名的散曲作品，此曲以多种景物并置，组合成一幅秋郊夕照图。原文短小精悍，仅用28个字就描绘了一幅秋日美景。但是此作品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从句式还是意境角度，英译的难度都很大，上面的3个译文是比较典型的英译本。

Schlepp版的译文采用直译的方法。从适应选择理论角度看，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选择尽量遵从原作，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与结构，以让目标语读者了解源语文化。用模因翻译论来解释，可以说译者认为两种语言文化之间是有共通之处的，对于这首曲的意义和感受可以达到相似的理解，因此保留了源语模因。

翁显良版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句法形式，可以说是改译。这一译文充分体现了适应选择论所强调的“译者为中心”。翁显良主张翻译应再现原作的意象，而不在于句法词藻。译者的翻译理念使得他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翻译方法。从模因翻译论角度来看，译者改变了较多的源语模因，比如句式结构，认为只有对源语模因做出更改，译作才能更好地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许渊冲版的译文在英文句式中再现了汉语诗词的音韵，体现了译者的翻译主张“以诗译诗”，也是再一次体现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了多维度的适应性转换，比如语言、交际、美学等，以产出最佳译作。从模因角度看，译者保留了一些源语模因，比如汉语诗词的音韵，同时也改变了一些源语模因，比如把源语中的词译成了句。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适应选择论使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更加彰显，指出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条件下，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的时候会受到其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从而会翻译成不同的作品。而模因翻译论则更侧重讨论翻译模因的保留与更改，这些模因的变与不变会影响最终的译作。模因翻译论中虽然没有强调译者的地位，但是某种模因的去留最终还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而且模因论中译者对模因的选择同样是一种适应性选择。由此可见，适应选择翻译论与模因翻译论虽然侧重的方面不同，但是二者是有共通之处的。

四、结 语

生态翻译学在生态学的视域下，给翻译学赋予了新的定义，并将翻译学带入更全面更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同时也对翻译学的跨学科发展和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模因翻译论是具有生态特征的翻译理论，并且与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翻译适应选择翻译论，有共通之处。模因翻译论的引入会丰富生态翻译学研究，为其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前景。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

[2]余 涛.从英汉对比的角度赏析文学作品的翻译:以王佐良《论读书》译文为例[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08(4):70-73.

[3]Dawkins R.The Selfish Gen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06.

[4]Chesterman A.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Amsterdam:John Benjamin，1997:7.

[5]王立松.从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角度看翻译策略[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350-353.

[6]武 宁.从翻译目的论看天净沙·秋思的英译文[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2(5):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