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英，陈艺丹

(1．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2;2．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30007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这为探索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增强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巨大理论发展空间。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50．6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7．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3万个，基金会3 713个，从业人员超过1 200万人［1］。社会组织逐渐成为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环境下，信任型社会资本是组织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在处理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应有作用的发挥。

一、信任型社会资本及其对社会组织作用机制

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先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阐述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使社会资本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之一，成为一个社会组织与其他组织联合形成组织网络、建立共同行为规范、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支撑。因此，信任既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表现形式，同时也是衡量社会资本多寡的一个重要指标。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都是围绕信任而发生作用。只有在彼此钩连的网络中，通过规范行为产生信任关系的组织和个体互相合作、彼此信赖、资源共享，才能使得社会资本愈益增多。本文正是在普特南对社会资本定义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信任型社会资本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如何增加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出对策。

(一)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使社会组织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广义上讲，所有社会生活都是以合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合作，社会不可能存在［3］。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是合作关系。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与其形成互信合作关系。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政府是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社会组织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在社会问题处理中发挥作用的大小。显然，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建立在社会组织本身所具有的服务多样化、精湛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之上的“信任”。政府对社会组织基于信任的“让权”，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平台，可以促使社会组织凭借政府的信任建立起各种自助、互助的民间网络;在政府职能或因缺位，或让渡出的空间区域，社会组织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及时补漏和填充，这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信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社会认同和有效治理。

(二)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是社会组织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

公众与社会组织之间也是一种合作关系。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是社会组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基础，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资本［4］。社会组织作为公众自愿加入的一种团体，在利益表达方面与个人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一些社会精英作为公众的“代言人”，影响着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认同。近年来一些公开透明、规范高效、有良好美誉和运作经验的社会组织赢得了更多社会信任，社会组织的和谐发展也可以使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得到提高，有助于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在平等及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化解社会风险。

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能够使社会组织在政府无暇深入的地方，凭借其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根据变化适时调整行动方案，来应对发生的社会问题，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一个由政府和公众信任建构的社会组织，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突发性的社会问题，降低由于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带来的社会安全风险与社会维稳的成本。

(三)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有助于增强组织凝聚力

美国管理学家罗宾斯对组织凝聚力这样定义，“组织凝聚力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并愿意留在组织中的程度”［5］。社会组织的凝聚力来自于社会组织成员与成员之间、成员与社会组织中的领导之间相互吸引和对社会组织共同特征、共同目标的认同。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社团把多数人的精神力量集结在一起，促使他们精神饱满地奔向由它指明的目标”［6］。组织凝聚力，不仅是维持组织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且对组织潜能的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个组织如果失去了凝聚力，就不可能完成既定的目标与自身的使命，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体现在能够相互协作、宽容的过程中。通过这种长期稳定的信赖和协作，建立起适合相互需求和符合社会基本公平正义标准的行为准则，组织成员通过该准则的规范引导、彼此合作，达到服务社会的目的。

二、信任型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社会组织现存问题分析

从信任型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目前还面临着以下挑战。

(一)传统“管控式”的观念严重束缚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治理工作主要是通过协调社会关系来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进而发展民生事业最终建设和谐社会。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事务，政府无法统揽一切社会事务。但现实中，由于政府对自身定位不准，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一些地方和领域政事不分，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致使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实际成为官僚机构。

普特南在《让民主转起来》一书中提到，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水平导致意大利南北地区政府绩效水平有所差异。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就是一种社会资本［2］。要使这种社会资本发挥最大化效用，需要政府创造宽松的社会舆论、公共政策环境，在规范、服务和指导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处于合作互补的“善治”关系。如果一概而论地就社会管理抓社会管理，很容易走向“社会管控”的老路上去，不仅加大了政府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成本，反而使得工作效率不高，不利于政府有效应对社会风险、协调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社会组织内部自身管理不良

由于我国的一些社会组织是根据政府需要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直接导致了社会组织缺乏服务社会的使命感，从而使社会组织在开展工作过程中缺乏能动性、创新性和自觉性。

一些社会组织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内部制度不完善，民主管理不落实，财务管理不透明，存在明显的内部管理松散问题。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激发了成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金钱、名望、地位等精神资本刺激了组织成员毫无节制的自私欲望，导致一些成员运用各种关系来满足需求。如发生在2011年8月的中华慈善总会“诈捐门”事件，充分显示出我国社会组织内部管理由于监管环节不严，缺失自律机制而导致的社会丑闻。

人们在研究社会资本时认为它是以信任、互惠为基础的一种行为规范，更多地注重它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波特斯在分析消极社会资本时提出: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导致社会资本负面效应出现，封闭性的存在使得网络内部成员容易从中受益，进而排斥其他成员［7］。所以使社会组织中存在的“小群体”为少数人谋利益而阻碍外部成员获得社会资本收益成为了可能。由此可见，信任是社会资本构建的关键。

(三)公众对社会组织信任程度下降

受社会信任危机和社会组织民主机制不健全的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存在诸多质疑。当前我国社会面临严重的商业信任危机，人际信任危机，这种严重的社会信任问题势必会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由于社会组织内部工作人员腐败现象频繁发生，例如2012年“郭美美事件”，造成的影响之恶劣，导致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信任程度急剧下降，对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产生怀疑。尤其是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保障不完善，一部分民众甚至媒体产生不平衡心理，当社会上一些负面事件发生后，许多人想当然地把不满情绪发泄到社会组织及一些精英人物身上，导致公众对社会组织存在抵触情绪，表达出对社会组织机构的质疑和不信任。

三、我国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建设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创新，改变了过去政府包揽天下的治理格局，为激发社会主体活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拓展了空间。在探寻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信任型社会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构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互信的关系

构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互信的关系首先需要政府改变治理理念，其次政府要正确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这样才能建立起合作互信关系。

1．政府转变治理理念

“中国的社会组织多半属于政府主导型，具有明显的官民二重性”［8］。目前，很多社会组织是通过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的改建或者相关机构直接创办形成的，其在资金来源、管理方式、组织职能及运作理念等方面都受政府的控制和束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应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的特殊属性、职能构成及其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向社会组织返还职能，减少对其过多的管理和控制，充分赋予并保障社会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同时，政府需要构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互信关系的评估机制，以督促政府担负起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责任，积极引导、合理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

2．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发展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要增进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还需要社会组织充分配合政府制定的社会公共政策，这就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提高社会组织的建设程度［9］。作为公共力量的载体，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必然的，政府应以开放和信任的心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与之展开多形式、宽领域的合作。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依据其发展成熟程度进行分类指导，例如:对于发展比较成熟的组织政府应给其充分的自主空间，对于发展尚未成熟的社会组织，政府要加强监督管理、规范管理、积极引导。对于尚在建设中的社会组织做好跟踪指导，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协助其建立和发展。

(二)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

1．社会组织要牢记公益的宗旨，提高自治的独立意识

社会组织需要秉持公益的宗旨，不为外界利益所诱惑，专注于公共事业的开展，树立起良好的公益慈善形象。一方面，政府要转变治理理念，充分尊重社会组织独立法人的地位，明确与政府的关系是合作而非从属;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还要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健全成员素质提升机制、自律机制和制度约束机制，增强有效服务社会的自治能力和发展活力。

2．社会组织要提高信息透明度，规范组织内部各种制度

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我国社会组织提高自治能力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增加信任型社会资本的重要前提就是信息的公开透明。公众应该有对其捐赠的物资走向的知情权。社会组织要坚持内容完整、信息真实、时间及时的原则对各种信息进行披露公开，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1)建立民主决策制度。坚持民主办会，以民主协商、协调、公开、公正的方式处理内部事务，形成民主决策程序，建立健全会议制度。

(2)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包括对组织成员的绩效考核制度、奖惩制度、晋升制度、培训制度以及组织成员的招聘和辞退制度。

(3)完善财务制度。建立财务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开有关财务信息及其收支状况，以此来接受社会的监督。

3．社会组织要强化成员的廉洁意识、提高自律水平

通过强化成员的廉洁意识、提高自律水平来提高组织的效率，是信任型社会资本增强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表现，也是未来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

(1)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培训。社会组织的公益性要求社会组织成员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和服务社会的意识，要求成员必须具有很强的自我奉献精神。通过对成员的培训，提高组织成员业务能力的同时加强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益理念。

(2)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展开社会公益活动，增加组织成员与公众接触的机会，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从而加强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

(三)增强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监督

增强社会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的建设，还需要加强政府、公众和媒体对社会组织的监督。

政府凭借其权威性和强制力，以促进社会组织良性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宏观上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鼓励公众利用各种媒体积极参与到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活动中，以弥补政府监督失灵。同时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督力量，有效地预防腐败，提高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随着信息技术和各种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媒体的监督作用将愈显重要。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对社会组织的评估，不仅有助于社会组织工作效率的提高，也有助于加强政府、公众和媒体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督促，规范社会组织的发展，从而提高组织信任型社会资本。

总之，信任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础资源。构建信任型社会资本发展机制，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公众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力，政府要由“管控式”行政管理转向治理、服务和利导，为社会组织增加信任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提供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社会环境。

［1］潘 跃．社会组织登记超50万个［EB/OL］．http://paper．people．com．cn，2013-10-24．

［2］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286．

［3］郑也夫．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36．

［4］福 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30．

［5］罗宾斯．管理学［M］．黄卫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88．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14．

［7］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7．

［8］于建啸，王红光．和谐社会构建中民间组织公信力建设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2(4):77-80．

［9］李永忠．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及其构建［J］．湖南社会科学，2012(1):1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