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郭立宏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高教理论与政策

金融教育影响了大学生的金融认知和金融行为吗
——来自陕西的经验证据

李媛，郭立宏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运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对陕西省1 337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检验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个人金融认知的影响以及金融认知和网络消费依存度对大学生金融行为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学校教育对个人金融认知的影响显著大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可以弥补城乡学生间个体金融认知的初始差异；相对于基础金融知识，拥有更多高级金融知识的个人更容易接受新兴金融产品；网络消费依存度高的个人更容易尝试新兴金融产品，而且网络实践经验对个人接受新兴金融产品的影响要大于书本教育。

金融教育；金融认知；金融行为；余额宝

一、引言

2003年经合组织（OECD）开始推动国际性的金融教育项目，并于2005年发布了开展金融教育、普及基本金融知识的实践指南。美国早在1995年就成立了名为Jump$tart的组织，专门针对青少年进行金融教育。英国金融服务局于2003年确定了金融消费者教育的战略目标和教育重点项目，总体目标是5年内使1 000万消费者接受金融教育。此外，英国还于2010年成立了“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独立、系统、全面地组织开展英国消费者教育工作。澳大利亚成立了金融教育基金会，每年举办金融知识竞赛，同时，政府要求教育系统必须对所有学生开展基本金融知识教育，并拨出经费对教师队伍进行金融教育培训。印度央行在其网站上专门开设了针对儿童的金融启蒙教育，向孩子们介绍各类基本金融知识。马来西亚央行成立了金融消费者维权机构，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并提供面对面的金融辅导。印度尼西亚成立了银行客户金融宣传工作小组，将2008年指定为金融宣传年。从以上国家的经验中可以看出，金融教育除了要面向投资者外，更广泛、更具重要意义的是金融知识的国民普及教育。完整的金融知识体系不仅包括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性知识，还涵括了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管理、家庭预算、储蓄、养老金规划等诸多方面的基本常识。

大学生作为一个青年群体，正处在社会化的重要时期。对大多数学生而言，进入大学意味着不需在父母的监管下独立支配生活费，也就面临着日常的理财决策。根据大学生经济活动的特点，典型的大学生金融理财行为包括现金管理行为、储蓄行为、信用管理行为和投资行为。国外研究发现，尽管多数大学生尚未完全取得经济独立，可利用的资源较少，但良好的理财行为不但能够提高其对自己财务状况的满意度，还能提升其对学术表现的满意度甚至对整个生活的满意度（Xiao，2008）[1]。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接受金融教育，形成管理个人经济资源的基本能力，对于大学生个体及其未来家庭福利水平的增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大学生个体具有显著差异，他们容易接触到新知识，以大学生为样本检验金融教育能否通过提高金融认知增强年轻消费者的金融理财意识，进而影响其金融行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教育对大学生金融行为影响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为了检验中国金融教育对大学生金融行为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利用陕西省高校大学生金融认知专题调查数据，考察了金融教育、金融认知与金融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对大学生的金融认知水平进行了测量，为国内关于金融认知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二是研究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否同等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的金融认知水平；三是检验了金融认知和学生网络消费依存度对金融行为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理论假说，第四部分是对调查数据、相关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五部分是计量模型选择，第六部分是计量检验结果，第七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述评

金融认知、金融教育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研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尤其是金融认知、金融教育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是其中的一个热点。

（一）金融教育与金融认知

最早关于金融教育的研究是Langrehr于1979对美国中学生消费教育的调查，他发现金融教育对金融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2]。其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金融教育对金融认知的影响。Mandell（2006）在Jump$tart的调查中发现，那些玩虚拟股票市场游戏的高中生的金融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学生，说明互动、有趣的课堂要比纯粹的说教更有效[3]。Mandell和Klein（2007）的研究表明，如果学生能够正确理解个人金融管理对未来的重要性，其在互动的课堂上就会表现得更好[4]。Peng等（2007）注意到，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只要修完个人理财课程，他们的金融认知水平都会提升，而且大学水平的个人财务课程会完善投资的相关知识，但此影响在高中生中没有显现[5]。

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教育在提高金融认知的效率方面是存疑的（Lyons等，2006）[6]。Willis（2008）认为，过分强调消费者金融教育可能会带来危害，因为消费金融产品非常复杂，消费者没有时间和能力来挑选和识别，金融教育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7]。Mandell和Klein（2009）以美国中西部79所中学的学生为样本，检验了个人理财课程对被调查者金融认知水平的影响。Mandell将学生分为上过个人理财课程和未上过个人理财课程两个群体，通过比较两类学生金融行为的差异，发现上过个人理财课程的学生并不比没有上过该课程的学生金融认知水平更高。另外，上过该课程的学生也没有感觉自己会以储蓄为目标，不认为自己比其他人会表现出更好的金融行为。Mandell在前期的研究中曾提出一个假设，即在中学时期接触过金融教育课程的学生会将知识保留在心里，直到有足够的资金利用这些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理财及个人财务课程不会对金融认知产生即时影响，而是要到知识被实际应用时才会产生影响[8]。

（二）金融认知与金融行为

金融认知对人们的金融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这一点都得到了证实（Christelis、Jappelli和Padula，2010；Van Rooij、Lusardi和Alessie，2011；Lusardi和Mitchell，2011）[9-11]。一方面，金融认知会影响人们的金融投资理财水平。Volpe和Chen（1996）对美国大学生进行研究后发现，金融认知水平往往会影响个人观点进而影响其金融决策，在假设的情况下，金融认知水平高的个人更有可能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12]。Bernheim等（2001）通过对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调查，发现与缺乏金融知识的人相比，拥有更多金融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参与储蓄理财，如按时支付账单、建立应急基金等，尽管这种关联并不是绝对的，但金融知识的增长可以提升投资水平[13]。Hilgert等（2003）对美国一般人群的调查表明，个人金融知识的综合得分与个人信贷管理行为指数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14]。Mandell（2004）对美国高中生的调查显示，信用卡知识越欠缺的学生越容易使用信用卡[15]。Cude等（2006）的数据分析表明，那些在金融健康测试中得分较高的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不太容易超支，也不太可能使用信用卡[16]。另一方面，金融认知会影响人们接受复杂金融产品的程度。金融认知水平较低的人未来出现个人债务问题的可能性往往较大（Lusardi和Tufano，2009）[17]，他们不太可能参与股票市场活动，也不太可能积累财富并有效管理财富（Stango和Zinman，2007）[18]，更不太可能为将来退休做计划（Lusardi和Mitchell，2007、2009）[19，20]。Van Rooij等（2011）分析了荷兰家庭金融认知与股票市场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认知水平会影响金融决策，金融认知水平低的家庭不太可能在股市投资[10]。Klapper等（2011）研究了金融认知对俄罗斯金融产品和金融规划的影响，认为金融认知与金融市场参与度呈正相关关系，与利用非正式渠道获得借款呈负相关关系[21]。Hastings和Mitchell（2011）的研究表明，投资者的金融认知水平越高，其越倾向于投资低成本的基金[22]。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金融教育能否提升金融认知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争论。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的金融教育是否对大学生的金融认知产生了影响？大学生的金融认知是否影响了其金融行为？除了学校的书本教育外，还有哪些方式的教育影响了大学生的金融行为？对于这些疑问，我们将进行全面分析。

三、理论假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教育问题受到许多国家学者、社区组织、政府机构和决策者的关注。随着金融产品复杂性的提高及个人对自身金融安全的考虑，金融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事实证明，接受过金融教育的人能够更好地为家庭做出金融决策，提高家庭经济的安全性，而家庭财务安全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金融教育不仅对个人和家庭至关重要，对整个社会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然而，我国的金融教育主要是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生，而对普通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相对薄弱。发达国家对大学生金融教育的研究着重考察高校金融课程是否可以增加学生的金融知识，改进学生的理财行为。美国很多大学都有消费经济学和个人金融的课程，还设有个人理财计划和咨询的专业。美国金融教育基金开发了一系列适于高中教育的理财课程，课程资料可以在网上免费索取，许多高中开设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以增加学生的金融知识，学校若将这些课程规定为必修课程，则效果更好[5]。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学校金融教育能够促进学生金融认知水平的提高。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金融认知在不同的家庭背景之间存在差异。Lusardi、Mitchel和Curto（2010）对NLSY23～28岁青年的家庭成长环境进行调查后发现，在控制人口和经济特征的情况下，调查对象的金融认知与其父母的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父母若持有股票或者退休账户，则会对子女成年后的金融认知产生巨大影响[23]。Mahdavi（2012）通过研究金融认知与父母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现父亲的教育背景与女儿的金融认知呈正相关关系[24]。也就是说，父母的储蓄和投资习惯会影响子女的认知水平，子女更容易直接从父母身上接受金融教育（Chiteji和Stafford，1999；Li，2009；Shim等，2009）[25-27]。据此，可以认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于子女的金融认知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在我国这种家庭特征比较明显的国家，若家庭成员对家庭经济活动有较高的参与度和知情权，这种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a：学校金融教育对提高个人金融认知水平有积极影响；

假设1b：家庭环境教育对提高子女金融认知水平有积极影响。

Van Rooij等（2011）分析了荷兰家庭的金融认知与股票市场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认知水平会影响金融行为，金融认知水平越低的家庭越容易听从家庭或朋友的投资建议，并且不太可能在股票市场投资[10]。Christelis、Jappelli和Padula（2006）研究了美国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度，发现很多家庭未持有股票是因为受到认知能力较低的不利影响[28]。此外，Hilgert等（2003）的研究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或高收入的人群会从复杂的金融产品中获得更多的回报，金融认知与日常财务管理技能显著相关[14]。计算能力和认知能力有限，或使用复杂产品的能力缺乏，可以解释人们较少投资或参与股票市场的行为（Kimball和Shumway，2006）[29]，而具备更高计算能力和金融认知的人，更有可能参与金融市场活动及进行股票投资（Almenberg和Dreber，2011；Arrondel、Debbich和Savignac，2012）[30，31]。据此，可以认为，金融认知水平越高的个人越容易参与金融产品投资。

Mandell（2006）在Jump$tart的调查中发现，喜欢玩虚拟股票市场游戏的高中生的金融认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学生，其后期参与股票市场投资的可能性也更大，说明互动、有趣的课堂要比纯粹的说教更有效[3]。由此，可以认为，网络的实践操作对于个人尝试新兴金融产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2a：个人的金融认知水平越高，越容易尝试新兴金融产品；

假设2b：个人的网络消费依存度越高，越容易尝试新兴金融产品。

四、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笔者2013年11～12月在陕西省所做的“大学生金融认知”专题问卷调查。本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小范围内的预调查，以确保问卷能被学生所理解和接受，第二个阶段是正式调查。正式调查在陕西省陕北、关中和陕南的7所高校进行，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选取样本高校和样本学生。具体的抽样方法是：按照公办和民办原则将陕西省高校分为两大样本集，从陕北和陕南地区的院校中各随机选出1个公办样本高校，在关中地区随机选择2个公办样本高校。这4所高校分别是：延安大学（陕北）、安康学院（陕南）、西安理工大学（关中）和西北大学（关中）。由于这4所高校中没有985院校，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完整性，我们将西安交通大学也包括在内。陕西省的民办高校主要集中在西安地区，对民办高校的抽样我们选择在西安市的民办高校中随机抽选2所样本院校，分别是西安欧亚学院和西安翻译学院。

选取了样本院校后，我们在每个院校中随机选取了包括金融系在内的4个样本院系。选取样本院系的方法是：将各高校除金融系外的所有院系专业按照理科、文科、工科分成3组，从每组中随机各选出1个样本院系，加上金融系总共4个样本院系。选出样本院系后，我们按照金融系与非金融院系学生的比例随机选取同比例样本学生发放问卷。7所样本院校共发放问卷约1 500份，实际收回问卷1 382份，清理无效问卷后，最终的有效问卷为1 342份。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即大学生金融认知水平和大学生接受新兴金融产品的程度。对于金融认知水平的测量，我们采用了国外已经比较成熟的方法，即将金融认知分为基础知识部分和高级知识部分两个模块（Lusardi等，2008；Mandell等，2009；Van Rooij等，2011）。基础知识模块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利息组合、通货膨胀和货币的时间价值，涉及到对利率组合的简单计算、对通货膨胀和货币时间价值的理解等。高级知识模块涉及的核心概念包括风险转移、债券投资和住房贷款，涉及到股票与股票共同基金风险分散的联合测试、债券价格与利率之间的逆相关性以及对银行长期贷款的理解。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结果，我们将基础知识部分和高级知识部分分为四个等级，“1”代表认知水平最低级，“4”代表认知水平最高级。被调查者在做问卷时，不允许求助及使用计算器。

对于另一个被解释变量大学生接受新兴金融产品的程度，我们用大学生对余额宝的接受程度来体现。余额宝是最近兴起的一个金融产品，它是将理财与购物结合起来的网络金融产品，大学生容易接触到，但其作为新兴金融产品，其风险、收益及其他效应不为所有学生熟知和认可，因此，其在学生中的使用情况受到学生个体特征的影响。大学生使用余额宝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潜在的投资理财特征，对余额宝的认可和使用能够反映大学生对新兴金融产品的接受程度。具体来说，被调查者要根据自己的体验，用“完全信赖并正在参与”、“感兴趣但暂未参与，以后可能会参与”、“了解，但不会参与”、“不了解，不感兴趣”来描述自己对新兴金融产品的态度。

根据研究假设，解释变量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反映学校金融教育的变量，我们用是否为金融专业来衡量；第二类是反映被调查者家庭环境教育的变量，包括父母最高学历水平、父亲的金融认知自我评价及母亲的金融认知自我评价；第三类是反映被调查者金融认知水平的变量，主要包括基础金融知识水平和高级金融知识水平；第四类是反映被调查者网络消费依赖程度的变量，主要包括网银使用情况及网上购物情况。本文的解释变量大多为有序分类变量，处理有序分类变量的一种做法是对变量的各个选项赋予一定的数值，将变量作为连续变量来使用，这种方法的模型简洁，便于解释。但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求赋值的大小尽可能与实际一致，以避免赋值不当所引起的偏差（张文彤，2002）[32]。由于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中对有序分类变量进行了较细的分类，并且注意了定距设置选项，从而可以避免赋值不当的问题。另外，本文还对被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进行了控制。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所在地、家庭子女数量，个体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级、个人月生活费水平、个人经济独立性（有无兼职）、个人生活费节余情况、个人申请助学贷款情况、个人消费偏好（个人手机消费价格/个人月生活费水平）、个人风险偏好。

表1 变量的解释、赋值与分布

（续表1）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基础金融知识还是高级金融知识，金融专业学生的认知水平都明显高于非金融专业学生，尤其是对高级金融知识，得分高的学生中金融专业学生要比非金融专业学生的比例高18.1%。另外，父母是学生获取金融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父母有一方学历在本科以上的，其子女在高级金融知识部分得分高的概率要比父母学历在高中以下的学生高14%，基础金融知识部分高3.5%，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子女的金融知识水平就越高，假说1a、1b得到了初步验证。

从表3中可以看出，基础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学生经常接触金融产品的可能性要比水平低的学生高出17.5%，高级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学生经常接触金融产品的可能性要比水平低的学生高出14.8%；网络依存度高的学生经常接触金融产品的可能性要比网络依存度低的学生高出36.9%。由此，假说2a、2b得到了初步验证。然而，描述性统计分析所得的结论未能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要想更严谨地对假说进行验证，还需要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

表2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1 337）

（续表2）

表3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1 337）

五、计量模型的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金融认知水平和金融产品接受度都是四项有序离散变量，由于有序变量相邻选项之间的距离存在不可比性，因而直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欠妥当。对于有序分类变量的处理，理想的方法是使用Ordered Logit（OLogit）模型或Ordered Probit（OProbit）模型，这两类模型并无本质差异，只是对残差分布的假设不同。OLogit假定随机扰动项服从Logistic分布，OProbit假定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本文选择Ordered Logit（OLog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形式如下：

模型I用于分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金融认知的影响，模型II用于分析金融认知、网络消费依存度对金融产品接受度的影响，变量的计算与取值详见表1。其中，knowledgei是反映金融认知水平的变量，本文将金融认知分为基础金融知识（basicknowledge）和高级金融知识（advanced-knowledge）两部分进行测量。productsi是反映金融产品接受程度的变量，本文通过考察大学生对余额宝的态度衡量这一变量。schooledui是反映学校金融教育的变量，本文通过区分被调查学生是否为金融专业来测度这一变量。parentsedui是反映家庭教育的变量，本文利用父亲或母亲的最高学历水平及父母金融认知的自我评价来反映这一变量。neti是反映学生网络消费依存度的变量，本文利用学生网络购物频次衡量这一变量。Zi、Mi为个体级别的控制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

六、计量检验结果

本文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OLogit回归分析。在1 342个有效样本中，共有1 337个有效样本被纳入回归过程，OLogit计量模型I和模型II的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在对模型I的计量检验过程中，为了增强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纳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解释变量的基础上，依次添加学生个体特征类控制变量、家庭特征类控制变量，分别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最后将全部变量纳入回归分析过程，得到模型4。在对模型II的计量检验过程中，我们同样在纳入金融认知、网络消费依存度等解释变量的基础上，依次添加学生经济特征类控制变量、风险偏好类控制变量，分别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分别纳入各组解释变量和全部纳入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无论是从系数大小还是从统计显著性来看均无明显差别，说明本文所考察的主要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稳健的。为了简化分析，下文主要根据表4和表5的模型4进行检验。

表4 基于OLogit模型I的计量检验结果

表5 基于OLogit模型II的计量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参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一）教育对金融认知水平的影响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教育确实影响了个人的金融认知，并且学校的金融教育对学生的金融认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家庭教育也会影响子女的金融认知水平，但不如学校教育影响大。具体而言，学校金融教育对学生高级金融知识的影响要大于基础金融知识，而家庭环境教育的影响正好相反，说明父母在家庭中的生活教育只能教授子女最基本的金融知识，而深层次的金融知识则需要在学校接受专业的教育，因此，学生的高级金融知识主要来自于学校教育。父亲的金融认知程度对子女基础金融知识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而母亲的金融认知程度对子女基础金融知识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对子女知识的影响力要大于母亲。然而，母亲的金融认知程度对子女高级金融知识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母亲的金融素质越高，越有助于子女在学校的专业学习。由此，假说1a、1b得到了验证。值得一提的是，城镇与农村学生的金融认知水平并无差异，这似乎有悖于常规思维，也与描述性统计结果不太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教育确实消除了农村学生与城镇学生之间的初始差异，尤其是对于基础金融知识，生活环境的差异虽导致学生认知的不同，但通过教育弥补了这一差异。

（二）金融认知对新兴金融产品接受度的影响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基础金融知识对新兴金融产品接受程度的影响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而高级金融知识对新兴金融产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具备基本金融知识的人对新兴金融产品有一定的了解，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其可能更多关注金融产品的风险性，对新兴金融产品的接受也更加保守，而具备高级金融知识的人对风险知识及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有更深入、更专业的了解，也更愿意尝试新兴金融产品。由此，假说2a得到了验证。

（三）网络消费依存度对新兴金融产品接受度的影响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网络消费依存度对新兴金融产品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热衷于网络消费的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而庞大的网络也便于个人获取投资信息，他们也更愿意尝试新兴金融产品。由此，假说2b得到了验证。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消费依存度的影响比重甚至大于高级金融知识对新兴金融产品接受度的影响，说明实践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大于书本教育。另外，个人经济独立程度对金融产品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完全独立的学生与经济完全依赖父母的学生相比，其更容易接受金融产品。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独立的学生投资意识更强，也更关注新兴金融产品。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了金融教育对大学生金融认知和金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有利于提高个人的金融认知水平，而学校教育的影响更为显著，具体来看，学校教育对个人高级金融知识的影响要大于基础金融知识，家庭教育则对个人基础金融知识的影响更大；（2）学校教育弥补了城乡学生由于生活环境不同造成的初始金融认知差异；（3）相对于基础金融知识，拥有高级金融知识的个人能够在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更理性的分析，而且也更愿意尝试新兴金融产品；（4）网络消费依存度高的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比较积极，也更容易尝试新兴金融产品；（5）网络消费依存度对个人接受新兴金融产品的影响大于高级金融知识，即网络实践经验对个人接受新兴金融产品的影响要大于纯粹的书本教育。

（二）政策建议

1.加强金融教育，完善金融教育体系。要重视高等教育中的金融通识教育，加强对非金融类专业学生的金融教育。金融专业的学生对理财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理工科和文科学生，因此，学校要加强对非金融类学生的理财教育。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与金融有关的辅修课程，介绍一些最新的金融产品、先进的金融理念和理财方法，使学生有机会了解最新、最前沿的知识。另外，可尝试开展中学阶段的金融教育，研究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义务教育体系的可能性。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高等教育，而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是日常金融活动和金融产品消费的重要参与者，所以，在中学教育中引入金融教育尤为重要。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加强对当地教师的金融知识培训，定期向学生免费发放通俗易懂的金融知识小手册，提高其对储蓄、投资、纳税、保险、融资等基本金融知识的认知。

2.注重实践教育，引导学生正确接受金融产品。网络消费依存度对新兴金融产品的影响要大于高级金融知识，因此，实践教育比书本教育具有更明显的作用。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金融实验与理财模拟课程，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可以开设模拟银行会计、信贷、国际结算业务全部流程及业务处理全过程的课程；开设与沪、深交易所同步运行的虚拟股票操作课程，让学生学会观察盘面的变化，进行实盘操作。通过金融模拟实验操作，学生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和主动性，加深了对基本理论的理解，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标，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捕捉信息的意识，强化其投资分析能力，达到正确参与金融活动的目的。

3.拓展金融教育范围，提高个人金融认知水平。要加强农村地区的金融教育，因为父母的决策会对子女的理财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有较高金融认知水平的父母能够给予子女更好的理财建议。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建立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志愿者服务队，编写通俗易懂的农村金融知识读物，向农民介绍贷款、储蓄、开户、理财等金融基础性知识，针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开展金融教育，使农村金融机构成为为广大农户提供资本、金融产品、信息、政策的中心节点，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另外，要加强对老年人的金融教育，针对老年人所关心的退休储蓄产品等开展金融宣传。可以通过老年大学等载体开设金融教育课程，普及金融常识，也可以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定期进行金融服务咨询活动，让老年人学会甄别金融诈骗等信息。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大学生金融教育、金融认知的分析中采用了地区性样本，而未能考虑地区差异、生活习惯差异等因素，这可能会限制本文结论的适用性。因此，后续的研究还需要通过搜集大样本数据来控制这些未观察到的变量，以提高分析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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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巍］

Does Financial Education Affect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Shanxi Province

LI Yuan，GUO Li-hong
（School of Economic&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Based on survey data collected on 1337 college students in Shanxi province，this paper aims to see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home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test how financial literacy and the dependence on network consumption are used to affect financial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The result indicates：the impact of school education on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home education；school education can make up for the initial financial literacy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Compared to the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individuals with more advanced knowledg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the inno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those with high dependence on network consumption are more likely to use inno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the effect of network practice on individuals who accepted the innovative financial products is greater than textbook.

financial education；financial literacy；financial behavior；yu’e bao

G640

A

2095-106X（2014）04-0014-11

2014-11-09

陕西省软科学重点项目“陕西省高等教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研究”（2013KRZ15）；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陕西省高等教育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2010JK195）

李媛（1985-），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郭立宏（1962-），男，陕西华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是产业经济、教育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