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效应与传媒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引导策略研究*<br/>——基于“什邡事件”的实证分析

塔西佗陷阱效应与传媒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引导策略研究*
——基于“什邡事件”的实证分析

2014-02-07李春雷刘冰莹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4年3期

■ 李春雷刘冰莹

塔西佗陷阱效应与传媒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引导策略研究*
——基于“什邡事件”的实证分析

■ 李春雷刘冰莹

在风险社会和媒介化社会的交织作用下，社会困难群体集体呈现出塔西佗陷阱式的条件反射，并日渐成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心理动因。本文基于“什邡事件”发生地的实证调查，以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塔西佗陷阱效应具有丰富的内在逻辑；大众传媒对事件的错位呈现又助长了塔西佗陷阱效应在风险熟悉程度、风险恐惧程度和风险暴露程度上的影响，再造了更大的媒介化风险。因此，建构起制度化不信任作为良性政治环境中的关键一环必将成为传媒在新时期下的应然之举。

社会困难群体；塔西佗陷阱效应；引导策略；什邡事件

引言

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受损的状况，学术界以当下社会为背景概分出四大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①后一类群体长期承担了社会改革的巨大风险，从事实上到社会心理上都很难在利益分配与利益诉求过程中占据优势。本文所论述的社会困难群体与社会底层群体在基于社会政治地位的界定上属同一范畴，而社会困难群体更为凸显的是其日渐成为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弱势一方。他们在与社会比较过程中的失落感，对于主流社会认同的偏离乃至于对社会流动与变迁的无望，都在步步逼近这一群体心理承受的底线。可以说，研究社会困难群体心理底线的突围必将成为诠释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因子。在当下风险社会与媒介化社会的交织作用下，风险的客观实存性与媒介建构性之间的二元张力，使得社会困难群体每每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固化甚至极化对风险的心理期待。贝克对风险的阶级分配也恰恰契合了社会困难群体对风险的感知和判断。社会困难群体累积起来的风险评估摧毁了其对风险治理的信心，并强化了自身对风险决策的效能，塔西佗陷阱效应因此凸显，进而成为社会冲突的致因。人民网评论说：“‘塔西佗陷阱'正随着传播方式的变迁成为日常社会管理中需要频繁面对的挑战。”②

2012年7月，四川省什邡市群众怀疑当地即将兴建的宏达钼铜项目存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遂向当地政府反映。疑云持续发酵的几天时间内，大量民众聚集在什邡市政府附近以示抗议。期间，包括微博等新媒体在内的大众传媒对事件进行了集中关注。冲突最终在当地政府发出永久停建该项目的公告后渐趋平息。根据上述基本的新闻事实，笔者和课题组在事件发生伊始便持续对其进行了关注，并于2013年1月深入到“什邡事件”发生地、钼铜项目拟建地和化工项目集中地——四川省德阳市所辖什邡市，在灵杰镇和双盛镇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课题组在这期间总共对三个主要区域进行了调研：一是以亭江东路和亭江西路（群体性事件发生地）辐射开去的包含店铺、住宅区（以金河小区为主）、学校（以什邡中学为主）等地；二是灵杰镇附近的渔江村和银池村（事件肇始的钼铜项目拟建地）；三是什邡市双盛镇（化工项目集中地）附近店铺及住宅区（以亭江小区为主）。调查采取发放调研问卷与深度访谈（以单独访谈为主）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145份，深度访谈65人（见表1）。

课题组选择“什邡事件”作为分析样本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根据《人民日报》关于“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的提法以及“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十六年来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的现实，③环境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涉及民众利益最直接，影响最广泛的社会问题，对此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相比于中东部地区，选取处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什邡民众作为研究对象符合本文的社会困难群体定位。3.由于什邡市辖区长期以来存在着一批规模不等的化工企业，社会困难群体与当地政府在“什邡事件”的博弈过程中，塔西佗陷阱效应成为推动整个事件进程的重要心理动因。4.各种传播媒介（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在事件的不同阶段都相应介入，共同推动着事件进程。

表1 样本特征

一、内在逻辑：社会困难群体塔西佗陷阱效应的表征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斯塔尔认为，人们对风险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更为依赖的是公众对风险治理的信心，而非对风险的定量估计。④风险治理中信任的脆弱性使得信任一旦被破坏就需要漫长的时间修复，有些情况下甚至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水平，塔西佗陷阱便由此催生。塔西佗陷阱在当下学界通常被概括为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而引起人们的厌恶。⑤人们不仅对风险高度厌恶，而且对风险策源也高度厌恶。塔西佗陷阱效应即身处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困难群体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基层政府决策能达到为自身规避风险的最低诉求，以至于这份不信任的心理在冲突事件中蔓延、极化甚至主导群体性事件的动向。事实上，社会困难群体自身抵御风险的低效度使其与塔西佗陷阱效应之间存在天然的粘连。调研数据显示，90.3%的民众给予当地政府应对“什邡事件”的信任感是处于“不好说”及以下的。为了进一步揭示调研对象在职业上对基层政府信任感之间的差异，笔者以问卷调查中所得数据作为分析依据，按照6级量表赋值方法测试不同职业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通过SPSS的One-Way ANOVA分析，不同职业群体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度没有明显差异（见表2，显著性系数p＝0.278＞0.05）。可见社会困难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普遍存在塔西佗陷阱式的条件反射。

在长期的跟踪调查和实地调研中，课题组发现塔西佗陷阱效应并非集群状态下的一种刺激反应，而是一种持续的情感惯性。它既是转型期风险社会所赋予的社会政治心理，也是高度媒介化社会下积聚起来的情绪反噬。具体而言，社会困难群体的塔西佗陷阱效应大致呈现以下三种外显表征。

第一，信任转向下的风险感知加剧

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带来了由传统社会所构建的信任体系转向现代社会所要求建构的系统信任的转变。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风险社会，而且是一个信任机制发生有趣而重要的方式转变的社会。”这种转变就是抽象体系的信任成为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⑥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与信源之间更多的是由系统信任搭建起桥梁。而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结构性的断裂不仅给人们带来了风险，也使人们的风险感知出现危机。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人们从本能上排斥远离熟人社会的系统信任。对于不掌控任何资源的社会困难群体而言，其对风险的感知更使他们意识到选择信任系统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人们对系统信任本能地排斥不仅增加了风险感知的成本，同时也加剧了对风险本身的感知。根据斯洛维奇的“心理不对称法则”，坏消息的来源比好消息的来源更可靠：对于风险的存在，社会困难群体从心理上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表2 六种职业对基层政府信任度的ANOVA总体分析

课题组在深度访谈中了解到，当地周边围绕磷矿等兴建了大批有污染的化工企业，什邡人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这里小的化工厂都没办法去治理环境，大化工厂（即宏达钼铜项目）能做的好吗？”⑦另一方面，各种传播媒介作为第三方在对什邡事件进程进行介入的过程中也被课题组所调研的群体排斥在外。如下图1所示。

图1 什邡民众在什邡事件中的置信分布图

不论是报纸电视所代表的传统媒体，还是网络等新媒体，有61.4%的被调查者都不轻易选择相信媒体。“媒体都是他们的（指当地政府），替官方说话，”⑧访谈对象所透露的心理很具有代表性。

第二，合法性危机下的认同感疏离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多地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如果行政系统不能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⑨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质疑带来社群对自身进行重新范畴化的过程，无形中促使社群成员对原有认同感的疏离。长期以来唯GDP是图的地方政绩考核成为基层官员头上时刻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这把利剑反过来却恰恰挫伤了社会困难群体的生存境况，加剧那些得益于政绩的群体和那些因利益受损而直面风险群体的对立。面对一座座化工厂，什邡人对环境问题的不信任，对未知预期的不认同最终指向对当政者的不理解进而疏远。当地民众甚至相信：“（政府）肯定是收了宏达集团的钱。政府只是为了拉政绩，不是为了百姓利益。”⑩另一方面，什邡民众普遍对当地政府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表示质疑，认为政府为业者所用。

第三，邻避效应下的行为取向异化

政治系统中的生活是由各种各样的利益构成的，公众需要与客体不断地进行利益关系的博弈，经过多次这样的交往与理性权衡之后，公众会形成自己的信任度。当最终的利益表达受损或期望落空时，就会出现公众下一步的行动选择。（11）邻避效应实则是对塔西佗陷阱效应的演绎与深化。这种“不要将污染建在我家后院”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经大众传播则更加具有情绪性和传染性。课题组在调研时发现，许多当地民众都抱持这样一个看法：钼铜项目的上马早在其他地区就已遭到了强烈反对和排斥，说明它肯定是存在污染的。那么，这个污染就不该由我们来承担。在利益相关人的信息不足、信任缺失和权利缺乏保护等主观因素作用下，这种利益损失往往导致对抗性行为，易于使政策走入不合作博弈的死胡同。（12）加之近年来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随着大众传媒的集中报道也愈发引人瞩目。包括厦门PX事件、山东东明事件在内的底层抗争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地方政府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担忧。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媒体所报道的类似的化工项目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什邡人对宏达钼铜项目存有环境问题的预判（如图2所示）。

图2 邻避效应对什邡民众的影响程度图

二、错位呈现：大众传媒对塔西佗陷阱效应的影响分析

风险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与媒介化社会的叠加，风险是高度媒介化的。大众传媒在预警风险、报告风险、化解风险之外，也有可能放大风险、转嫁风险甚至再造风险。（13）可以说，媒体的介入与报道对什邡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作为直接映现社会现实的群体心理，塔西佗陷阱效应的凸显则揭示了与大众传媒不当介入之间的重要关联。大众传媒非但没能引导社会困难群体正确认知风险，有效规避风险，反而使其在面临风险时降低对风险治理的信心。面对政治上精心谋划而又缺乏双向交流的大众传播体系的狂轰乱炸，公众的政治理想破灭了，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愤世嫉俗、冷眼旁观以及局外人的心理。（14）本文即从社会困难群体心理的视角，试图探究大众传媒在其基于风险熟悉程度、风险恐惧程度和风险暴露程度三个维度上对塔西佗陷阱效应的阈值影响。

1.全能政府认知框架下风险熟悉程度的阻滞

“新闻的生产者通过选择、强调或者重组新闻事件、及一系列的框架工具形成新闻的框架，这个框架赋予新闻特定的意义，从而影响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和诠释。”（15）长期以来，国内的新闻报道，尤其是与政府相关的新闻活动和事件习惯于宏大的正面叙事，对全能型政府这一认知框架的搭建不遗余力。在风险不断酝酿的潜伏期内，“媒介周而复始的运作，对于某些特定框架的使用和强调，将对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认知方式产生影响。”（16）当既定的报道框架无法满足社会困难群体对信息的全面需求时，可以说其对风险的熟悉程度受到了一定的阻滞，无形中社会困难群体就会对已有的信息展开质疑。而全能政府的认知框架必然造成社会困难群体将所有问题的出口都指向当地政府。对政府在心理和行为上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民众自然会向政府表达大量的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17）

笔者检索四川媒体在什邡事件发生前的相关报道发现，《华西都市报》《德阳日报》等对宏达钼铜项目的报道选取的框架主要是凸显招商项目的经济效益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而往往忽略对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的相关讨论，造成新闻报道的失衡，而风险并不会因为新闻报道框架的“巧妙”选择而被掩盖。课题组在什邡了解的实际情况是：什邡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化工企业，当地政府却未能急民之急，解民之忧。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不绝于耳。当对风险的熟悉度没有在情绪的出口处得到及时满足时，民众对风险的熟悉程度便会出现偏差，一定程度上在冲突酝酿期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设置了心结。在由钼铜项目环境问题引致的什邡事件过程中，当地政府应对问题的掩耳盗铃与民众所期望的解释之间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这种解释在无法获得人们信任的情况下愈加成为人们发泄不满的借口。

表3 正面报道量与对基层政府印象的相关性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媒体在钼铜项目上对当地政府的正面报道量与民众对基层政府的印象具有高度相关性（见上表3，相关系数-0.839，P＜0.01）。在具体的钼铜项目上，媒体越是选取宏大正面叙事的框架，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印象越差。媒体长期秉持的全知全能政府的报道框架势必对民众的风险认知偏差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成为他们日后评价基层政府的一种惯性。

2.新旧媒体拉锯之势下风险恐惧程度的积聚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报纸、广播、电视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权威性和公信力一度成为传统媒体的身份标签。在公共事件中，大众传媒准确及时的报道不仅可以消弭矛盾、化解风险，也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保证。相反，如果大众传媒表现乏力，则会加剧矛盾，使民众将怨恨和不满直接指向政府，造成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危机。（18）然而，在社会困难群体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具有冲突性质的群体性事件当中，他们对传统媒体的倚重被置空。错失了释疑的最佳时机，权威信息的匮乏就增加了社会困难群体对风险的恐惧度。

什邡事件发生之初，当地的主流媒体一直处于集体塞语的状态。谣言以人际传播的渠道在什邡市的街头巷尾蔓延开去，“钼铜一上马，百姓大遭殃”等标语经过口口相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媒体信息的缺失，进而引发人们的道德愤怒。缺少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证伪，基层政府对事件的处理就变得不透明，什邡民众便不断滋生对项目环境问题的恐惧。有民众在谈及传统媒体作为时说：“虽说媒体很公正，但总给人一种偏向政府的感觉，使报纸电视的可信度降低。”（19）基于此，课题组将当地民众对传统媒体报道该事件的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如下图3所示），45.2%的民众持不满意态度，认为事件发生前后，传统媒体都不能第一时间报道事件并关注相关诉求，更有16.3%的民众持非常不满意的态度，认为传统媒体的报道是在替强势者说话。

图3 什邡民众对传统媒体报道什邡事件的满意度图

与之相对应的新媒体却在对该事件的报道中发挥着主导舆论风向标的作用。而对于新媒体的高度关注也意味着对不确定风险的恐惧感的积聚。在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官方往往倾向于隐瞒事态，运用行政权力对报纸、电视等媒体控制，致使民众对党政机关和传统媒体不信任。而在叛逆心理和怀疑精神的支配下，民众易于倒向网络媒体一边，使这种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加剧。（20）在对什邡的实地走访中，课题组发现绝大部分民众都有提及他们所获取的对宏达钼铜项目环境问题的信息是来自QQ空间、百度贴吧以及微博等（当什邡事件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之后，这些传播方式就被限制甚至被禁止登入）。而当笔者向调研对象出示有关宏达钼铜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信息公示等相关文件时，所得到的反馈却是公众对此从不知晓。根据下图4的提示，民众基本上是不了解宏达钼铜项目是否真实存有环境问题的。由于政府和传统媒体未及时予以民众信息的公开透明，致使网络媒体在“顺应民意”下完全担纲起舆论监督职责。然而，单纯由个人发布在网络空间中的未经证实的负面信息在这座休闲小镇里迅即通过人际传播形成一定的群聚效应，其直接后果即加剧了人们对风险的恐惧程度。

图4 宏达钼铜项目开工前什邡民众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图

3.舆情飘移下风险暴露程度的触底

从学者们对舆情的研究可以看出，舆情在一定社会空间内是会随着中介性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而产生具体舆论焦点的飘移。在什邡事件发展的整个进程中，民众最开始是围绕钼铜项目环境问题进行抗争。当暴力机关介入之后，什邡人在惊诧和愤怒之余将舆论点汇聚到暴力机关介入的合法性问题上。在民众已经表现出强烈不信任的情况下，当地的执法机关和基层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塔西佗陷阱效应的影响阈值已然产生加值效应。他们反而墨守成规，采取渐次增强控制，使用防暴警察和催泪瓦斯，结果必然适得其反，风险以触底的方式暴露在社会困难群体面前。而基层政府采取的看似消解当下风险的努力更被社会困难群体理解为压制。越压制，群众对项目存有环境问题越深信不疑；越解释，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一面之词越不愿相信。（见下表4，相关系数-0.692，P＜0.01）曾亲历什邡事件的民众说：“警察+特警+武警VS群众的图片很扎眼……身为公民，却不得不以这种方式与政府抗争，除了可悲，还有什么？”（21）至此，钼铜项目的环境问题在整个群体性事件中被异化成舆情发展的一个由头。民众真正参与进来是对自身诉求在被压抑状态下的情绪宣泄，政府公信力最终在风险暴露的层累构建中走入了死循环。

表4 暴力对抗图片和新闻与民众对基层政府信任度的相关性分析

三、构建制度化不信任：新时期传媒的应然之举

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是古往今来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因此，学者们在探讨现实的信任危机时，惯常性地会强调信任的重要性，而制度化不信任的重要功能却为人所忽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信息得以在媒介化社会的席卷下比之前更为便捷和广泛地传播开去。受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的影响，对一个公共议题的解读会出现多元化的表达。而这一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多面性与信息获取的多渠道化使得传媒单纯倚重信任的乌托邦式构建已经不太现实。如果民众对风险无法获取适当不信任、评估甚至批判的权利，那么真正的信任体系也将无从构建。尤其对于身处底层的社会困难群体而言，当他们的现实利益已然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其对与自身高度关联的公共议题所投注的一定程度上的质疑与不信任不仅成为刺激反应下的本能举动，唤醒社会困难群体的思辨精神，且是形塑公民社会的有益元素，助力社会困难群体的理性启蒙。

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制度化不信任并不必然成为信任的对立面，也并不必然延伸导向塔西佗陷阱效应的深渊，反而可以充当社会正常运行的有效制衡因素。具体而论，通过相关制度化不信任的调节，互相分歧和冲突的利益通过程序化“交涉”和让步妥协可被整合到一起。个人、集团或局部利益可转化为能够互相兼容的公共利益，利益冲突由此可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22）因此，制度化不信任并非针对具体的人或事物的消极的态度呈现，而是积极看待外界变化的辩证法取向。制度化不信任机制的构建是对现行社会政治信任体系的辅助，是利益诉求多元化下的必然选择。它给予质疑与批判一定的舆论生存空间，并在制度化的范畴内将问题得以凸显、申辩并最终平息。作为公共舆论平台的大众传媒的有效介入理应成为制度化不信任构建中的关键要素。而建构起制度化不信任作为良性社会政治环境中的重要一环势必成为大众传媒在新时期下引导社会困难群体的应然之举。

1.搭建底层视角——构建制度化不信任机制的出发点

社会困难群体需要的并不是一个通过连篇累牍的会议公告、一知半解的宣传标语等来展示高大全的政府形象，而是在具体问题上将全部细节展示在公众面前、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传受关系也在发生着改变。传媒不能希冀通过简单的信息曝光且无视民众反馈中的质疑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和转型之际已然面临诸多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作用于亟待寻求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社会困难群体时，加剧了负面心理的极化。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理应立足底层视角将更多的关注与报道投注于社会困难群体，使舆论各方拥有平等的机会交换各自对问题的认识与研判，并促成共识的达成。底层视角的搭建首先要求信息的发布不受威权因素的影响，保证社会困难群体能够及时准确地接收到未知、应知、须知的信息。其次，传媒应正视社会困难群体的诉求，俯下身子寻找最契合该群体心理的路径去揭示问题的全部细节，实现对民众利益诉求的引导和纾解。

2.倡导思辨逻辑——构建制度化不信任机制的助推器

作为公民社会构成主体的现代公民要实现其自主意识的尊重与认可，亟需在公共舆论中倡导思辨逻辑。即通过扬弃矛盾及其不确定性而获得矛盾的统一，达到更高的确定性。（23）正如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提示的“观点的自由市场”与“自我修正过程”，思想的公开较量实则是真实意见得以保存的有效方法。在当前日趋开放的传播环境下，传媒在对关涉社会困难群体切身利益的报道中不可能只有一种分析的框架和单一的舆论引导策略，思辨的缺席所带来的后果将会是对信息源主体乃至于传媒的整体信任失衡。事实上在什邡事件前期，新媒体介入并对钼铜项目发出质疑即是思辨逻辑的起始。然而随着事件的逐级推演，新媒体却成为负面信息的爆料者和社会困难群体的消费者；而传统媒体的漠视与附和使得不同观点的碰撞和论辩落空。因此，从营造现代公民社会的角度出发，新时期的传媒应将舆论引导到思辨的逻辑理路上来，通过传媒对公共议题的不断反思使民众不仅可以在公共平台上充分表达民意，而且还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实现多角度的思考与多方位的论证。

3.助力理性启蒙——构建制度化不信任机制的落脚点

人类理性的启蒙过程被康德诠释为个体从受监护的不自由状态中走出，进而恢复自我决断与规定他者之能力的解放过程。（24）助力社会困难群体的理性启蒙即在唤起主体自觉的同时，传媒应给予该群体持续的心理纾解和舆论引导。理性启蒙不仅仅是留意于舆情的消长问题，而更应该关注议题是否真正消解而没有“残留”，民众针对类似事件是否能够有足够多的顺畅表达的渠道。（25）因此，传媒助力社会困难群体更为行之有效的理性启蒙，制度化不信任机制的建构才能愈加顺利地引导社会困难群体进入良性政治信任的轨道上来。

四、结语

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型客观上为整个社会增加了不确定的风险，在此过程中，作为极易感受到利益受损的社会困难群体有更加强烈的动因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并在心理上坠入塔西佗陷阱式的条件反射。因此，对塔西佗陷阱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揭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为研究大众传媒如何引导民众走出塔西佗陷阱效应的怪圈、提高政府公信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学术界》，2000年第3期。

② 人民网：《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http://media.people.com.cn/n/2012/0626/c40606-18379544.html。

③ 新京报社论：《让更多环境纠纷在法庭解决》，《新京报》，2012年10月28日。

④ 赵延东、马缨：《从食品安全看公众信任与风险治理》，《太原科技》，2009年第2期。

⑤ 杨妍：《自媒体时代政府如何应对微博传播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5期。

⑥ 朱虹：《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⑦ 根据课题组2013年1月11日在什邡市亭江东路对访谈对象18进行实地调研记录整理而得。

⑧ 根据课题组2013年1月13日在什邡市灵杰镇钼铜项目拟建地对访谈对象55进行实地调研记录整理而得。

⑨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6页。

⑩ 根据课题组2013年1月12日在什邡市宏达广场对访谈对象24进行实地调研记录整理而得。

（11）任园、郝宇青：《当前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政治信任：结构、运行与对策》，华东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