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荣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聊斋志异》的故事中大多以一个女妖的形象为中心人物，有时候这个女妖表现为狐狸，有时候表现为其他动物或者鬼魂。《娇娜》、《红玉》、《黄英》、《瑞云》等都是以女性人物命名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所塑造的女妖形象形态各异，但都具有人的特质，样貌柔美，对爱情忠贞不渝，立场爱憎分明。在对这些女妖形象进行英译时，译者的翻译策略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

一、女妖形象原型

在《聊斋志异》之前，女妖形象在冯梦龙的《三言》故事中比较突出。冯梦龙的故事本来多是讲述给生员阶层的男性读者听的，但因为其中有描述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场景，又加上具有劝谕功能，所以故事中难免涉及很多女性人物。为了能够实现警世作用，《三言》故事中所描述的女性人物形态各异，与传统女性有很大区别。对此，澳大利亚学者麦克拉伦用“中国妖姬”来概括这一类女性，并深刻分析了女妖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具有的文学张力。很长时间以来，害怕女性的性能力无度、害怕被女性主宰的思想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非常流行。“倾国倾城”这一词语已经成为一个描述绝色美女的流行术语，女妖一如西方特洛伊故事中的海伦，既充满诱惑又让人恐惧。《三言》故事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厌女思想的特殊张力：即只追求自己性欲满足的女性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三言》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奋起反抗当时社会阶层对女性的性欲压制，但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些道德故事是为占主导地位的新儒学意识形态服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了一种压抑的女性主义。这样一种“颠覆范式”类似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不道德的女人”。这些女妖故事中的女人是她们自己命运的主动参与者。她们主动出击，表现出相当的计谋和勇气，通常可以主导她们的丈夫和情人。总体来看，在这些17世纪的故事中，年代久远的女妖原型已经改变成处于较低社会阶层和现实生活背景中的人物，她们的行为必然符合她们的动机。与其说她们是邪恶的人物，不如说她们是强壮、热情但又遭受挫折的女性。她们暗示了一种有别于以被动和服从为特征的新儒学典型的反抗模式。

延续了冯梦龙的女妖原型，《聊斋志异》中的女妖也是形态各异，内涵丰富。例如，娇憨的婴宁，勇于担当的红玉，美貌的聂小倩，成人之美的辛十四娘，在感情生活中独立自主、敢爱敢恨的阿霞等，每一个都形象鲜明。从形象诗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女妖形象为文学形象内部结构的组成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分析要素。具体来看，文学形象的内部结构可以分析成语言、语象、具象与思想四个层次。赵炎秋认为，从文学形象建构的视角来看，语言本身的物理特性具有一定的形象建构功能，而从语言到文学形象之间有一个质的转化过程，这就是语象。此外，文学形象外在的、能够为人所感知的感性表现形态就是具象。最后，思想是文学形象内部结构的第四层也是最后一层。具象形成之后，总是要指向一定的思想。[1]我们根据文学形象这四个内部结构要素，就其最高层次的思想来分析，可以对《聊斋志异》中的女妖形象有更加鲜明的认识。从传统的经典价值观来看，《聊斋志异》中的女妖形象反映了一定的女性主义思想：“《连城》是在婚姻问题上反对门第等级观念上最优秀的一篇。这个故事对门第等级观念给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写得极为深透。《婴宁》写的是破除封建礼教套在头上的精神枷锁，婴宁就是冲破礼教观念的一个女性。《聊斋志异》塑造这样的女性，显然是对约束妇女某些行为的礼教观念的不满。《小谢》写青年男女间自由相爱，并在患难相扶的基础上发展感情。《鸦头》写恶势力对妇女的迫害，鸦头是一个反抗家长淫威的女性形象。”[2]如果我们进一步聚焦于女狐形象的分类，这种传统价值观就更加突显。《聊斋志异》一共有496篇故事，其中82篇全篇着重描写女狐。严江对这些女狐进行了分类。[3]第一类是具有传统美德的祖母形象，例如《王成》中的女狐；第二类是性情可爱并敢于为爱情舍生忘死的大家闺秀形象，如《婴宁》和《娇娜》中的女狐；第三类是侠义肝胆伸张正义的侠女形象，例如《红玉》、《辛十四娘》、《小翠》等故事中的女狐；第四类是忠贞善良的婢女形象，例如《青凤》、《莲香》中的女狐；第五类是失去丈夫的寡妇形象，例如《董生》中的女狐。

这些女妖形象具有共性，除了拥有特异功能之外，她们敢于追求独立、自主以及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义的特点。那么对这些女妖形象进行英译时，也自然带有女性主义翻译的特点。

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背景

女性主义翻译起源于北美，[4]其主要的特点是在翻译中体现女性的声音。从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是“语言争斗之场”，这在实行双语制的加拿大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这些来源于民族和种族的冲突在翻译领域也有所体现。从理论发展的学术背景来看，美国翻译理论界对异质性的重视使得翻译背后的伦理诉求不断得到突显。女性主义翻译因其具有后现代的伦理诉求而得到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的积极提倡。不过，由于有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过于强调“妇占”，在德语和法语译文中擅自篡改和增加单词的阴性词尾等激进策略来体现女性的声音，这些做法也受到研究者的质疑。当代研究者更注重女性翻译过程中的“性别流动”概念，以期对女性主义翻译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定位。[5]与北美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同，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翻译依托于学科本体，以文学研究和女性研究作为两个主要支柱，描述性别意识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产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内部途径，也分析了读者因素对女性主义翻译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思路使得女性主义翻译的域外视角有了新的解读。澳大利亚的女性主义翻译作品数量虽然不多，却界限分明，特色突出。以李贺的诗歌翻译为例，1983年伦敦的Anvil Press出版过澳大利亚译者翻译的《女神及妖怪：李贺诗全集》，而1994年悉尼大学东亚系列出版了澳大利亚译者翻译的《中国妖姬：明朝故事选》，取材于冯梦龙的《三言》。这两部作品的原作者都是男性，但译文都突出了女性特征，如女神、妖姬，这在同类作品的翻译中并不多见。特别是《中国妖姬：明朝故事选》一书的译者安妮·麦克拉伦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认真而深入，对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也非常有特色，这些都是形成其古典文学视角的女性主义翻译之基础，也代表了澳大利亚古典文学视角的女性主义翻译特色。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特点非常突出。耿强的研究表明，女性主义翻译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家都坚持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为其性别身份建构创造条件。2.既然承认了翻译本身无法远离意识形态，承认了语言建构现实的巨大力量，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自然就要颠覆传统的‘忠实’观念，提出‘忠实’不是忠实于原文作者，也不是忠实于接受语言文化的读者，而是忠实于自己的阅读。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 原文—译者/ 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文—译文的共生共荣。4.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5.除了理论上的贡献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丰富的翻译实践。6.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结合，揭示出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并最终发掘出‘消失’在男性中心话语中的女性译者。”[6]

当然，要说明的一点是，女性主义翻译并不意味着只是女性译者的翻译，译者本身的性别不是衡量女性主义翻译的唯一标准。女性译者翻译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品可能会更能够体验女性的情感和心理，但是如果男性译者同样注重这些翻译中的细节描写，一样可以将翻译中的女性立场描述得栩栩如生。葛校琴的研究表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的是一种差异哲学。它使我们意识到翻译是文化、政治、历史、意义等各种差异剧烈碰撞和交锋的场所。翻译致力于消除差异，但翻译又造成差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女性身份，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标扬异化策略都是这一点最好的明证。”[7]

三、聊斋志异女妖形象的翻译策略

《聊斋志异》女妖形象的翻译策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背景的具体化与场景的解读

背景的具体化和场景的解读可以启发读者进一步探索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且引导读者透过人物看本质，注意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压迫。换言之，这些分析表明了译者所持有的女性主义立场，即在描述中既要还原女性的真实面目，注重心理描写，也要注重社会环境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

例如，《聂小倩》的故事中有一个情节：

女乃入，就烛下坐。移时，殊不一语。久之，问：“夜读否？妾少诵楞严经，今强半遗忘。涣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宁诺。又坐，默然。二更将尽，不言去。宁促之，愀然曰：“异域孤魂，殊怯荒墓。”宁曰：“斋中别无床寝，且兄妹亦宜远嫌。”女起，眉颦蹙而欲啼，足匡儴而懒步，从容出门，涉阶而没。宁窃怜之，欲留宿别榻，又惧母嗔。

At this the girl entered and sat down by the candle. For a while she did not utter a word. At last she asked, “Do you read at night? In my childhood I could recite the Sūrangama Sūtras. I’ve forgotten most of it now. If you could get hold of a copy, I could have you correct me when you are free at night.” Ning said he would. Again they sat in silence, until the second watch was almost at an end, and still she said nothing of leaving. Ning urged her to go.

“A barren grave in a strange place is mighty frightening to a solitary soul,” she said glumly.

“I have no other bed in my studio,” said Ning. “And even brother and sister should keep themselves above suspicion.” The girl rose, knitting her brows as if she were on the verge of weeping. Her feet shuffled lingeringly, carrying her slowly through the gate. She walked onto the steps and descended out of sight. Deep in his heart, Ning pitied her. He wanted to let her stay the night on another bed, but he feared his mother’s anger.

这一段译文是描写聂小倩对宁采臣的由衷爱慕和依恋，希望能和宁采臣亲近。宁采臣迫于社会环境压力，特别是害怕母亲不满意，他虽然心有不忍但是坚决拒绝了小倩。译文中对女狐宁小倩的言语行为描写非常仔细全面。首先是小倩请求宁采臣赐教的询问。At last she asked, “Do you read at night? In my childhood I could recite the Sūrangama Sūtras. I’ve forgotten most of it now. If you could get hold of a copy, I could have you correct me when you are free at night.”这里的时态分成三个表现方式，一是用了现在时态，是小倩针对宁采臣日日读书的发问。然后是过去时态，是小倩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状态。最后是虚拟语气，表明小倩的请求。这三种时态细致描述出小倩的心理变化。从轻松自然到害羞局促，从肯定到最后不太确定的请求。这种试探式的请求非常形象地写出了小倩在心仪男子面前的复杂心态。当宁采臣迫于社会价值压力坚决拒绝了小倩之后，小倩因为心碎而神情恍惚、脚步踉跄。译者翻译为：The girl rose, knitting her brows as if she were on the verge of weeping. Her feet shuffled lingeringly, carrying her slowly through the gate. She walked onto the steps and descended out of sight.这几个关键性动词例如knitting、weeping和carrying形象写出小倩身不由己的苍凉心态，而lingeringly这一副词更是神来之笔，描述了女狐爱恨交加、依依不舍的场景。

(二) 还原女性心理活动的本来面貌

与一般小说中普通百姓人家的女性形象相比，《聊斋志异》里的女妖人物都比较主动、敢爱敢恨。但是由于受到整个时代语境的限制和当时以作者为代表的男性价值观的影响，这些女妖形象的心理特点非常明显，体现在人物语言上更是一种大胆中的含蓄。例如，聂小倩初见宁采臣的情景：

女笑曰：“月夜不寐，愿修燕好。”宁正容曰：“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女云：“夜无知者。”宁又咄之。女逡巡若复有词。宁叱：“速去！不然，当呼南舍生之。”女惧，乃退。

The girl said with a laugh: “The moonlight tonight is keeping me awake: I’d like to enter into an intimate friendship. ”

“You should guard against scandal,” said Ning, giving her a stern look. “ I fear what others will say. If you take one last step, you will stray from the path of virtue and modesty.”

“It is night: no one will be the wiser,” said the girl.

Again Ning rebuked her. The girl shilly-shallied as if she had more to say. “ Leave quickly,” snapped Ning. “ Or I’ll shout loud enough for the scholar in the south apartment to know.” At this the frightened girl withdrew.

在译文里，译者充分注意到女性的心理描写，把“愿修燕好”翻译成“I’d like to enter into an intimate friendship”，而不是to sleep with you；把“夜无知者”翻译成“It is night: no one will be the wiser”这样含蓄而大胆的表白，而不是No one will know it at night，这样就把女狐试探、劝诱的心态描写得惟妙惟肖。这样的翻译可以为读者提供关于女主人公心理想法的观察，这些能够丰富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个别语句稍稍软化了道德谴责，更符合作者写作这些女妖形象的初衷。译者能准确体验到作者对故事中女主人公的矛盾态度，也能体会到女主人公各种细微的心理变化。这样的翻译有助于读者对女主人公形成一个真实而丰富的形象认识。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非常注重场景的解读，细细勾勒出各种生活场景，这些都有助于刻画女性人物形象。

(三) 女妖身份翻译的诗性描述

《聊斋志异》中对女妖形象的描述不仅使得这些花、魅、狐、妖具有人的特质，充满人情味道，而且使其充满诗情画意。女子形象入诗是古典文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将女妖形象用诗歌来点缀其中，也是对女性形象的提升和美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仔细研磨原文，精确地表达译文并通过副文本效应等途径实现了女妖身份翻译的诗性描述。

例如，《连城》故事中有一首诗：

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

绣线挑来似写生，幅中花鸟自天成。当年织锦非长技，幸把回文感圣明。

英译文为：

The languid coils of her chignon

Are tumbled waves of darkest shade

By morning’s orchid window light

Lily pads of green thread are made

But a linking lovebird pattern

Disturbs the calm that time allows

Her needle pausing furtively

She pouts and knits her moth-wing brows

With nimble stitch of colored thread

She turns to life for her designs

The scene if filled with birds and blooms

And all are formed to nature’s lines

No special skill was used to make

The brocade legends tell us of

T’was the palindrome poem thereon

That won the monarch’s love

在这个译文中，译者用细致生动的笔触写出了女子专心刺绣等待心上人的形象，其中鸳鸯的隐喻被译者显化为lovebird，译者还用 moth-wing brows来翻译女子眉毛微蹙的神态非常形象。此外，译者使用了副文本功能。副文本的概念来自于法国。“法国文艺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于20世纪70 年代首次提出了‘副文本’概念，从诗学层面审视出版商的内文本、作者名、标题、插页、献辞和题词、题记、序言交流情境、原序、其他序言、内部标题、提示、公众外文本和私人内文本等13 个类型的副文本，创造性地把文本边缘纳入叙事学的考察范围，填补了叙事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分析小说叙事结构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8]副文本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尤其突显，因为翻译中的献辞和题词、题记、序言交流情境、原序、其他序言、内部标题、提示、公众外文本和私人内文本等都是研究译者翻译原则和翻译理论的重要材料，针对有些不写翻译理论著述的优秀译者，研究其译文的副文本显得尤其重要。《聊斋志异》的英译者在此处也使用了副文本功能，在诗歌翻译之外，在译文底端加上了注释，内容为：“The last two lines of this poem contain allusions, respectively, to a famous palindromic embroidery of the Jin period(265-420), and to an admiring preface written for it by the Tang empress Wu Zetian(624-705).”这样，就使得原文所描述的文学形象更容易被外语读者理解。

《聊斋志异》的女妖形象内涵丰富，除了拥有某些超自然力，她们在性格上独立自主、勇于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主义的特点。译者对这些女妖形象进行英译时，使用了场景具体化、女性心理还原和副文本描述等方式，这些也自然带有女性主义翻译的特点。

参考文献：

[1]赵炎秋.形象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7-233.

[2]安载鹤.经典化过程中的《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2008(1):146-150.

[3]严江.论《聊斋志异》中的女狐形象[D].昆明：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1.

[4]陈琳.近十年加拿大翻译理论研究评介[J].中国翻译,2004(2):70-73.

[5]马悦,穆雷.译者性别身份流动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新视角[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6):66-70.

[6]耿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3):8-13,24.

[7]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35-38.

[8]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9(4): 3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