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如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 100029)

林白，当代中国大陆最激进的女性主义文学文本的创造者之一，她的写作总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书写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状态。林白的创作丰富，其中最能代表她的写作风格和水准的是《回廊之椅》。在这部作品中，林白试图建设一个自尊自足的“女性谱系”，以此来抗拒“宏大叙事”中的男性权力。

一、边陲女性的追寻与传承

林白是独一无二的，她的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小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或明丽、或冶艳、或凄绝。她是广西省北流县人，这一边陲女子的身份在她的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她的女主人公大都是边陲女子，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丰富的内心。《回廊之椅》延续了林白一贯擅长的故事模式：在一个边远而神秘的小镇，发生了一些关于女性的奇特的故事。这样的小镇出现在林白的多部小说中，具有浓郁的南方边陲地区的特有的风情，构成元素也充满特殊的情调：深邃的丛林(远古的、神秘的)、常年的雨季(潮湿的、闷热的)、长长的天井(封闭的、幽暗的)、厚厚的青苔(古旧的、落寞的)、暗红的指甲花(美艳的、凄绝的)，这一切使得小镇散发出久远而神秘的气息。

《回廊之椅》中的小镇水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女主人公居住的庭院周围植物繁茂，弥漫着原始的、野性的生命之气，而庭院本身典雅深阔、年代久远，朱红色的楼廊三重四叠，“有一种幽深、干净、拒人千里的感觉”，空旷的回廊有着“无边的寂静”，一只似乎有人用过的杯盖斜盖着的茶杯静静地放在廊椅上，穿过幽暗的时间隧道向“我”虎视眈眈。“我”是一个年轻的现代的来访者。“我”来到了小镇水磨，偶然走进了一个古老的庭院“章宅”，遇见了一个年事已高的女人七叶，听她讲述章宅曾经的女主人朱凉的故事，“我”被朱凉深深吸引，不由自主地一再进入庭院，无法拒绝，仿佛梦魇。

很明显，小说有一个“探险故事”的框架，“我”是一个叙述者，通过“我”的视角，读者也可以充分感受到一种“探险”的快乐、神奇、甚至是惊悚。然而，“我”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的“叙述者”，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我”的意义，更在于形成了一个“女性谱系”：“我”的一次偶然探访，造成了“我”对朱凉的魂牵梦萦般的探索，这探索并不是对往事的猎奇，而是“我”与“她”之间冥冥之中的牵挂、理解和慰藉，“我们”之间是精神相通的。“我”——七叶——朱凉，三个女性构成了一个别具意味的“女性团体”，她们在有着回廊的房间里相遇，这个房间是独属于她们的，有着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自己的房间”[1]的意义。尽管她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但后辈却不停地寻找、追随着前辈。正是在“探访、追寻、继承”这些含义上，《回廊之椅》形成了一个具有传承关系的“女性谱系”。

二、“男性史”的暴力逻辑

在《回廊之椅》中，男性也自有他们的历史逻辑。事实上，小说正是在一个“男性史”的对照之下来建构“女性谱系”的。在林白的笔下，“男性史”是怎样的呢？革命、暴动、冲突、审讯、屠杀……一切“正史”中的元素都包含其中——毕竟，在我们的思维中，“正史”几乎约等于“男性史”。正如阿德里安·里奇所说，父权制在正史中起到统治性的作用，“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2]

在《回廊之椅》里，“男性史”充斥着令人不齿的嫉妒、告密、手足相残、公报私仇等无数龌龊不堪的东西。里面的男性没有一位是让人钦佩的，朱凉的丈夫章孟达追求革命，不过是为了赶上“世界的潮流”，领略“冒险的乐趣”，同时杀二弟章希达的威风；希达是个白面书生，满嘴的“主义”，然而他在被审讯时却相当“缺乏英雄气概”，为了活命告发哥哥章孟达密谋暴动，枪决前“一泡尿从腿根一直流到鞋底”；审讯科长陈农内心龌龊，长期吃开水泡饭的他憎恨地主章孟达，“恨他有三房太太”，“恨他被关起来还有人给他送米饭煎鱼”，“恨他连使女都这样不卑不亢”。他利用手中的职权以肃清暴动的名义枪决了章家兄弟，渴望趁机得到觊觎已久的美丽的三姨太朱凉。

在充满“宏大叙事”的“男性史”中，最触目惊心的组成元素是“暴力”。暴力既包括审讯、刑罚、枪决等血淋淋的场面，也体现在对人性的玩弄和践踏之中。小说中的一段很长的关于杀猪的描绘是极具隐喻性的，是暴力的残酷和暴力的恐怖的具体写照：陈农等“革命群众”闯入章孟达的庭院，在他家的天井之中、在四楼的朱凉和七叶的眼皮底下肆意杀猪，以一种“兴奋、富有弹性、喜气洋洋、幸灾乐祸”的声音和心态进行着暴力的宣泄：“他将这桶滚烫的水举起来，哗的一下倒在猪身上，浓白的水汽腾地一下铺天盖地升起来，这些水汽在锅里被一再加热，它们憋足了劲，鼓足了热情，它们是水中的热情分子，现在它们被释放了出来，它们迫不及待地奔涌而出，它们舞蹈、歌唱、扭动、喊叫、蔚为壮观，在铅灰色的雨意中，这一大片白色的水汽既辉煌又恐怖。”

这场杀猪的闹剧之所以如此喧闹和低俗，原因之一是男人们对楼上的女性的性幻想，这一原本隐秘的淫念在“革命”的外衣之下变得公开起来，并借助男人们颇具含义的大笑声得到不断的放大，公然地冒犯着、侮辱着两个美丽的弱女子，“杀猪的声音……从七叶体内曲折而快速地奔走，然后从她狭窄的喉咙再度冲出，夸张而变形，它们声势浩大，一次比一次强大而真实，一次比一次恐怖。”

充斥暴力的“男性史”令周遭的女性不寒而栗。在《回廊之椅》以及林白其他的作品中，她，林白要建立的，是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女性谱系”。

三、“女性谱系”的温暖与爱

与男性世界充斥的暴力、肮脏、低俗相比，女性的世界则是一个温暖的夏娃乐园。林白要建构的，正是一个与充满“宏大叙事”的“男性史”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一种“边缘性”的历史，这历史由女性创造，具有女性特质，它并不“宏大”，细腻而琐碎，不一定被“正史”接纳，但却真实地显示着女性的温暖、哀乐与爱。

林白笔下的女性都是美的。朱凉是《回廊之椅》中美丽而神秘的女性。事实上，小说自始至终朱凉本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关于她一切都是由使女七叶转述而来的。七叶的转述加上“我”的想象，构成了一个“虚拟”的朱凉的形象，“我”从未见过她，却时时感到她的无处不在。这种写法，颇似英国著名小说《蝴蝶梦》，带来的效果也是与《蝴蝶梦》类似的：浪漫、神秘，兼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只见过朱凉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叉至大腿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使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在小说中，“我”毫无保留地赞美着朱凉的无与伦比的美，她用过的茶杯、她留下的被面、一切与她有关的事物都激发起“我”的强烈的兴趣，“我”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地被吸引进她曾经居住过的古老庭院，在回旋而上的楼廊上一遍又一遍追随她的足迹，怀想她的眼神、她的姿态、她的身体的香气。

从某种程度上说，林白在这篇小说里建筑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女性的“私人领地”，美丽的女主人公朱凉就住在这样的一块领地里：庭院深深，屏风挡住了前庭到后院的通道(亦挡住了男性世界通往女性世界的通道)；后院寂静的四层小楼是她的居室，“有一种幽深、安静、拒人千里的感觉”(一种自我保护、独善其身的感觉)；室内帘幕低垂，挡住了肮脏龌龊的“革命干部”陈农(一个有权力的男性)从窗口窥视朱凉的视线(窗口正是最好的窥视和入侵的入口)，陈农“终于未能看清窗内”。一些女性的事物——窗帘、屏风和阁楼将朱凉完美地保存了下来，使她在风雨飘摇的世界中免受侵犯，保全了女性的尊严。这个时候，她是自在的、放松的、欢愉的、真实的，她因为身和心都达到了完全的自由而与自然合一，她的美也因为自然的光辉而具有了某种神性：

“落日的暗红颜色停留在她湿淋淋而闪亮的裸体上，像上了一层绝妙的油彩。……这暗红色的落日余晖经过漫长的夏日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它顺应了某种魔力，将它全部的光辉照亮了这个人，它用尽了沉落之前的最后力量，将它最最丰富最最微妙的光统统洒落在她的身上。”

“私人领地”是属于女性的，它是置于男性的控制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它幽暗不明，深不可测，男性在这个世界里是“缺席者”。这片领地类似于美国女性主义者吉伯特和古芭的笔下《阁楼中的疯女人》的“阁楼”[3]，一方面隐藏着女性的“忧虑和愤怒”，另一方面，也是只属于她们的温暖之地。

“我”与朱凉之间的神秘联系，已经凸显出了林白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即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姐妹情谊”——女性之间的精神相通、相互牵挂和庇护。当然，《回廊之椅》对“姐妹情谊”的表现重点放在七叶和朱凉这两个女子身上。

七叶与朱凉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她们组成一个情感自足的世界，抵抗着外界一切的危险，不管世界怎样变化，她们的“姐妹情谊”延续至死。七叶对朱凉的忠诚和欣赏已经超出了普通人想象的“主仆情谊”，其中婉转的情感、暧昧的情调让小说变得质地丰富起来。七叶在谈及朱凉时，“她的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怀旧和眷恋之意，就象一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怀念他年轻时代的铭心刻骨的爱情。”因为“我”的眼睛与朱凉长得相似，七叶对“我”也产生极大的兴趣，对我说话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一种动人的申请，使我感觉到某种遥远的东西。”而“我——七叶——朱凉”之间也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欣赏，这种奇妙的情感胜过友谊，接近爱情，又超乎肉欲，婉转妙曼，时隐时现，“姐妹情谊”得到了诗意的表达。这正是林白小说中最具魅惑性的一笔。

[1]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阿德里安·里奇.生来是女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吉伯特·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M].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