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

(信阳师范学院 华锐学院 中文系，河南 信阳 464000)

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描述了17世纪“理想的士兵”形象的塑造过程：新兵在经历漫长而统一的塑造，逐渐适应军人的职业习惯，直到拥有军人所具备的标志性“符号”之后，“规训”的过程也就完成。惩罚则是针对罪犯而做出的裁决。在惩罚机构看来,“犯罪者”较之来自外部的异己力量更有可能损害社会利益，被视之为社会的“公敌”而受到惩戒。由于犯罪使个人处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所以使得惩罚具有了公开、正义、合法的特性。大家就惩罚原则达成一种契约关系，[1](P68)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种成规。

在文学领域，通常提起“规训与惩罚”，我们自然就会想到40至70年代的文学。由于受国家意识形态的约束，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都是采用“惩罚”这种看得见的外在暴力形式和“规训”这种看不见的内在方式来实施的。对于“伤痕文学”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则更多地采取内在的“规训”手段。这种内在的“规训”主要体现在文学体制层面，如文学会议及制定的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方面。

一、文学政策的诉求

“文革”结束后，国家各项工作的恢复与展开都是以揭批“四人帮”、反思“文革”为开端。文学秩序的恢复与调整也不例外。新时期初期召开的一系列文学会议是这种秩序调整和转换的标志。会议上的讲话是权威人士向与会者及社会传递的一种意识形态声音，是政党和国家意志对文学进行规范和控制时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会议“讲话”代表的是政治意识、国家和政党意志在文艺方面的政策性表述，是政治权威话语的公开宣布，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容置疑，也不可抗拒。

文学政策是文艺与政治互动关系的中介，是政党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方式，具有政党性和规约性，反映的是一定阶级和政治集团、国家政权或执政党对文学创作活动的基本愿望和基本要求，是国家和政党意志在文学活动中的集中体现。“政策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的，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侯，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为指南。他对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加以估量。”[2](P96)当文学成为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方式和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阵地，文学政策的制定就有助于思想文化的规范，从而实现思想文化向意识形态的转化。文学政策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起着建构和维护的作用，实现了对文学的直接制约和主导，引导和规范着作家的创作内容和方向。新时期初期一系列文学会议所制定的文学政策可以看成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一种权力化表达。举办文学会议的目的是让文学工作者高度认同会议精神，领悟和理解会议主办者的意图，从而在文学实践中更好的贯彻执行文学政策的规定。

二、文学出版的干预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生产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引导下规约着作家的写作内容与写作策略。文学形态始终处于文学制度的塑造和规约之下，作品能否得到发表甚至获奖取决于是否能够按照这种制度的规约去写作。在这一环节中，文学出版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

小说《班主任》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策划下，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的。小说得到了编辑们的肯定，但却在终审环节经历了波折。编辑们就小说是否属于暴露文学产生了分歧。其实， 编辑们之所以“犹豫不决”，觉得“不适宜发表”，并非认为艺术上不够格，而是担心政治上捅娄子。

最终，还是在时任主编张光年对小说予以肯定之下，才解除了“怕尖锐”的编辑们的顾虑。同时，张光年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通过故事情节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尖锐展开，将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要深入开掘，议论不要过多，在小说人物描写的分寸上要掌握更准确。[3](P112)刘心武汲取了张光年的意见，对小说作了细致的修改。最终，《班主任》才得以以头条位置发表在1977年1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伤痕》的发表也经历了跟《班主任》类似的遭遇。卢新华先是将小说投给《人民文学》，但是遭遇了退稿。后来，《文汇报》编辑部找到卢新华表达了用稿意愿。但是考虑到立即发表可能会备受争议。于是编辑部给卢新华提出了十六条修改意见。卢新华很认真地配合着对作品逐一进行修改之后，《伤痕》才有机会与读者见面。

由以上两篇“伤痕文学”代表作的出版可以看出，文学作品的出版或发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出版者或编辑的“干预”。按照布迪厄文学场域理论的观点，在文学场中，作家占据的主要是文学资本或符号资本。“伤痕文学”能够被编辑接受的前提条件是作品所倡导的价值观必须符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

三、文学批评的引导

文学批评是制约当代文学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韦勒克和沃伦把文学批评看成是“文学的评价”，是对文学价值的分析与评判，是对个别作品和作家的评价和裁决。[4](P213)瑞恰慈也认为：“批评就是力求辨析经验和进行评价。”[5](P118)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的价值判断。

“伤痕文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既有肯定也有非议，随着争议的持续，“暴露文学”、“感伤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等词语不断出现。继而引发了新时期开端三次大的文学论争。

(一)“暴露文学”之争

《班主任》和《伤痕》发表之后，各大报刊相继召开关于小说创作的座谈会。《文艺报》于1978 年 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召开的座谈会对小说总的倾向给予很大的支持。座谈会还围绕作品是否“暴露文学”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两地座谈会之后，关于这一批小说的论争紧接着相继展开，论争的核心集中于小说是否“暴露文学”。比如马勇前在《这是否也是一种“伤痕”》一文中认为《伤痕》过多的描写王晓华的心理活动是在宣扬“人性论”，并且认为小说太过悲剧性，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写的过于悲惨，让人看了不好受；[6]肖地的《一篇值得重视的好作品——谈<伤痕>》、陈荒煤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两文则对小说持肯定态度，肯定“伤痕文学”的暴露性，但是同时指出暴露的是林彪、“四人帮”迫害革命干部的恶行，而不是社会主义阴暗面。[7]

通过“暴露文学”之争，人们逐渐接受批判性的、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伤痕文学”，这一概念也从最初的贬义逐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支持。在文学创作上也恢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文学逐渐摆脱“四人帮”制定的“文革文学”的限制。

(二)“向前看”与“向后看”之争

从1979年4月起，《南方日报》、《广州日报》连续发表了黄安思的六篇文章，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尤其是新时期文艺创作发表看法。文章认为这些作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提问题的发人深思，而诉说个人家散人亡、悲欢离合，以及爱情罔折的，则难免令人悲伤”[8]。于是他大声疾呼，提倡向前看的文艺。紧接着，于逢发表在《广州日报》和洁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都对黄安思的观点予以反驳。随后，批评界展开了文艺创作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论。

(三)“歌德”与“缺德”之争

李剑最先在《河北文艺》发表文章，认为作家的创作应该更多为人民大“歌”其德，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9]。李剑文章的观点和行文的语气都十分尖锐，用词犀利，很快便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重视，产生了长时间的论争。作为对李文的回应，王若望在《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一文中认为“伤痕文学”作品敢于面对现实，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敢于说真话，比专门粉饰太平，说假话的“歌德派”虚假文艺所起的作用更大。

“文学批评并不是文学内部的事，而是社会现实和政治利益在确立文学意义和建立文学秩序的代理者，是文学生产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关口。文学批评在看似不经意之间经营出一个稳定的文学秩序，实现对文学的规范。”[10](P156)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的关注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权威话语的权力的垄断，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11](P223)。

新时期初期围绕《班主任》和《伤痕》展开的几次大的文学论争，总体来看，表现出了批评界对这些新创作的呵护和扶植。新的创作被保护下来，并且成为一种创作定势，进而引发了整个“伤痕文学”创作潮流。

同时，文学批评在肯定和支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的同时，也对不符合的、具有异质思想倾向的作品展开批判，从而将文学创作最大限度的规约到主流意识形态所需的范畴之内。比如电影《苦恋》、中篇小说《飞天》、《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的话语立场触犯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禁忌，被作为“异质话语”遭受到批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文学创作的走向，对文学创作形成了规范。

四、文学评奖的“筛选”

“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意识的导引和召唤。因此，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12](P178)新时期初期为了促进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为了配合国家开展拨乱反正和经济建设工作，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共同举办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并将这种评选活动规范化、制度化。

1978年6月，《人民文学》公开发布了举办全国短篇小说评选活动的启事，采用群众投票和专家评选相结合的方式，对短篇小说创作领域涌现出的优秀作品进行全国性的评奖。[3](P115)据时任《人民文学》编辑刘锡诚回忆，在他的收藏中，还有一份比《评选启事》更早的同样名称的文件，作为公开发布的文件附件专门提供给领导参考。其中重要的评选标准包括：提倡反映当前现实生活斗争的作品，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佳作也可入选；提倡篇幅短、思想深刻而又富有独创性的作品；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较好的作品；主要推荐新人作品。[13](P98)经过几轮筛选，评委们对20篇初选篇目总体上能够起到及时、生动、敏感地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反映出来的作用给予肯定。但是也指出了这些作品需要改进的问题。

国家在制度的层面设立评奖机制鼓励作家的创作，但这并不意味作家可以随心所欲的创作，文学评奖制度既是对作家创作的鼓励，同时也是透过这一机制规范和引导作家的创作。评论和评奖的目的都是为了鼓励作家勇于接触和反映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使创作能够依照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的标准描写尖锐的斗争题材。[14]而对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不但不能入选，而且还会遭到一定程度的批评。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参加作协1981年报告文学评奖而落选，同年，参加《当代》评奖被初评为“当代文学奖”。但是新华社《内参》刊登了以《一个堕落的女人》为题的文章，谴责了作者遇罗锦的私人生活。最终，《当代》在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之下紧急开会决定取消奖项。

“文革”以前的评奖通常都是由官方单方面实施，新时期的评奖引入了读者的选票作为参考依据。在某种程度上，读者的喜好与官方对作品的要求是一致的。可以说，作家的创作兴趣，读者的欣赏趣味和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三者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作为得奖主体的作者，在创作水平、创作技巧等方面或许稍显稚嫩，但他们都尽力与文学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与平衡，也正因此，这些作家才同时拥有了最大的话语权。

[1]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宋应离.名刊·名编·名人[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

[4][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英]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6]马勇前.这是否也是一种“伤痕”[N].文汇报，1978-08-22.

[7]陈荒煤.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N].文汇报，1978-09-19.

[8]黄安思.向前看呵！文艺[N].广州日报，1979-04-05.

[9]李剑.“歌德”与“缺德”[J].河北文艺，1979，(6).

[10]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1][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2]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3]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14]周扬.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81-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