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钦利 李洪坤

交通肇事后找人顶罪的行为如何定性

文◎张钦利 李洪坤

［案情］犯罪嫌疑人陈某无证驾驶小汽车，在路口与迎面驶来的半挂车相撞，致半挂车侧翻，压在正在等红灯的厢式货车上，致厢式货车内二人死亡。肇事后陈某打电话叫其朋友宗某到现场，向其详细说明案发情况，让宗某代自己顶罪，并弃车逃逸。后来宗某在家人的劝说下到公安机关自首，如实说明情况。陈某无证驾驶汽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二人死亡，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确定无疑，对其肇事后逃逸与妨害作证情节如何认定，却产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只构成交通肇事罪。理由如下：陈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无证驾驶小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两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陈某以找人顶替的方式逃逸，构成肇事后逃逸，属于法定刑升格，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至于以找人“顶包”的方式逃逸，只是交通肇事逃逸后的“不可罚之事后行为”。为了达到逃逸这个结果而实施的找人“顶包”行为，虽然分割开来看，本身也是可罚的，但是《刑法》已经对肇事逃逸进行了评价，所以不能对陈某找人“顶包”的行为再处以刑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陈某构成交通肇事和妨害作证罪，应数罪并罚。理由如下：陈某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找人替他顶罪，是两个行为。因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的行为就构成了交通肇事后逃逸，法定刑就应该升格，所以陈某肇事后电话找人顶罪的行为是另起犯意，并区别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一个故意犯罪，应该重新评价，不能包含在交通肇事罪里面。

［速解］本文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陈某肇事后逃逸并找人“顶包”的行为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事后不可罚行为又称为不罚的后行为，有的学者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并非不罚，而是已合并于本罪行为得到评价。在状态犯场合，利用犯罪行为的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的看，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态犯中，故没有必要另认定为其他犯罪。综合来看，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应该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事后不可罚行为以状态犯为前提，即犯罪终了后，法益受侵害的状态仍在继续。二是后行为与主行为之间具有自然地延续性。三是犯罪所针对的是同一法益，且后行为没有扩大前行为对法益的损害。四是后行为也有独立而完整的犯罪构成。如此来看交通肇事逃逸后找人顶罪的行为不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首先，交通肇事逃逸不是状态犯，其造成了危害结果即构成了犯罪，没有不法状态的继续，所以交通肇事类案件不能适用事后不可罚理论。其次，找人顶罪与逃逸之间并没有行为上的延续性，也就是说行为人在逃逸以后作出找人顶罪的决定，并不是法律不能苛求或是期待行为人不做这样选择的。最后，找人顶罪的行为已经具有妨害作证罪的独立的犯罪构成，但是跟交通肇事逃逸侵害的法益完全不同，更超出了原法益受损害的程度，应当重新予以评价。

其次，陈某肇事后逃逸与找人“顶包”的行为不属于牵连犯。所谓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单纯从定义看，陈某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目的，指使他人顶罪是手段，顶罪与逃逸行为构成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构成牵连犯，按照从一重罪处罚的传统观点，应该单处交通肇事罪并从重处罚。但是仔细分析牵连犯的特征可以发现，牵连犯除了需要有数个行为和触犯不同罪名外，最关键的就是具有牵连的因果关系，即“一行为之所以能够构成本罪行为的手段或结果行为，归根到底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本罪行为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陈某找人“顶包”的行为与交通肇事罪之间要构成牵连关系，二者之间就必须有因果关系，很明显找人“顶包”的行为与肇事后逃逸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但是与交通肇事罪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更不可能有牵连的因果关系。所以陈某逃离现场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找人顶罪作为另一个单独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二者并不存在牵连犯的问题。

综上，交通肇事后逃逸与找人顶罪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而且交通肇事罪与妨害作证罪一个是过失犯罪，一个是故意犯罪，不可能具有牵连关系。所以对本案被告人陈某应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并罚。

（作者单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266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