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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视阈下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2014-01-28陶圆圆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名作欣赏 2014年23期
关键词:距离感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

⊙陶圆圆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复制视阈下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陶圆圆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詹姆逊在其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称复制技术为主题。复制为后现代社会带来大量的形象以及批量生产的商品,改变了主体和客观世界的感知方式。试以复制角度审视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发展情况,以期解说和丰富其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一方面,以“复制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全部特征”和“复制携展示价值进入形象”两角度审视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复制的传播媒介打破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詹姆逊复制技术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

复制(Replication)的闻名得益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对其与艺术作品的大力阐述。如果说本雅明对于复制技术着力在机械复制的范围内,那么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所论述的复制则是一种更高水准的复制,“反光和复制并不是一自然现象,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也就是说和新型的技术相联系的。”①故詹姆逊眼中的复制恰恰是一种新型的高科技复制。但是詹姆逊与本雅明一致地认为复制造成了原作的消逝即原作的原真性被复制技术大破。窃以为通过复制视角审视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更具直接性。

一、复制视角下的后现代主义

随着西方工业的突飞猛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媒介技术水涨船高迎来发展盛世,“一个全新型的社会已经到来并已开始,这个社会最流行的名称是‘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语),但也常常被称作消费社会、媒介社会、信息社会、电子社会或‘高技术’社会等等。”②在这个高技术社会,詹姆逊将复制称为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主题。无独有偶,在后现代主义中对于复制的推崇,美国后现代文艺理论家,威廉·斯潘诺斯便是一位。其在《复制:文学与文化中的后现代机遇》中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复制”。但詹姆逊侧重在使用复制技术来解构后现代主义中的文化,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全部特征——距离感消失根源于复制。

1.复制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全部特征

既然后现代主义全部特征为距离感之消失。且问为什么复制是其根源?首先溯源于“距离感”一词,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定义光韵的概念提及,“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表现。”③其内涵既包括人与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又包括艺术作品的存在具有独一无二性。而在詹姆逊眼中的距离感却是媒介中呈现的内容与真实现实的距离感,“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④。这种距离感逐步消失的直接原因正是摄影和电影技术的出现。而“电影就是一门可以由机器来无穷复制的艺术”⑤。摄影和电影通过机器的内在复制性促使主体与外界现实接触直接化,直面远程之外的现实并且主体感觉毫无违和感。但是主体通过机器直面的现实只是其生活现实的表征,并不同于真正的现实;简言之,没有真正现实的心跳和脉搏,只是被机器记录和展现的现实表象。进一步而言,主体身临其境地接触远程之外的现实和通过机器接受到的现实内心感知完全迥异,因为后者通过复制走到读者面前时已经把记录内容的现时活力感消磨殆尽。根本说来,摄影和电影等技术只是复制技术代表,对距离感消失起到决定作用的则是悄声出力的复制技术。相对于此,接受复制技术的主体并无全然觉察,反而更易相信通过复制呈现的现实。因为,主体在面对复制的内容时,无法否认其是现实的面貌。于是距离感在主体认可复制技术中的现实之时就逐渐消失尽去。质言之,摄影抑或录像造就的现实,导致主体更易接受此类现实,进而感知与现实的距离感缩小。所以詹姆逊才会自信地指出“距离感的消失皆肇始于复制”。

2.复制携展示价值浸入形象

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另一关键词为“形象”或称为“形象文化”。如我们所言距离感的消失缘起于复制呈现了现实的表征,等于说缘起于现实的形象化。所以“‘形象’这一问题就是以复制和现实的关系为中心,以这种距离感为中心的”⑥。形象之所以能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独立存在是因为展示价值已进入其中,成为其内在特性。“由于对艺术品进行技术复制方法具有多样性,这便使艺术品的课展示性如此大规模地得到了增强……”⑦因而,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让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将膜拜价值打倒在地。而詹姆逊一直想极力地描述事物怎样变成事物形象的过程,最终却简单归为现实感的消失。

窃以为,若将展示价值浸入形象,两者结合而论,或许能更详尽地描述复制技术将事物转变成事物形象的过程。复制技术之所以能够实现形象的批量化生产,根源于商品经济和消费需求的刺激。从而为被复制品的形象展示提供更多机会,实现其展示性的最大化。首先,商品经济的扩大为复制产品提供了需求的市场,这是形象生产的客观条件。其次,普通消费者更愿意接受更具展示价值被复制品即复制品的形象,因为普通消费者不需要原作的膜拜,只需实现内在强烈的占有欲。再次,消费需求迫使复制技术多样化,尤其是电影的出现颠覆了消费者的传统视觉模式。然后,展示价值在复制品中被无限扩大化而膜拜价值几乎被忽略,但原作却是展示价值和膜拜价值的整体合一。所以能够具体解答詹姆逊的疑问——事物变成了事物的形象而事物却像不存在了。质言之,商品经济通过复制技术实现了事物的展示价值和事物形象的完美结合,故事物能够顺利转化成事物的形象。以另一视角而言,被复制品内在展示价值的扩大会带来更大的商品利益,实现商品盈利的最大化。当然,形象展示价值的实现和商品利益最大化的链接点就是复制技术即詹姆逊口中所述新型水平的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把复制技术认为是后现代理论的基本主题,按照他的思维逻辑应当对复制技术给予更加深化和系统化的阐释。可是,并没有。其理论中缺失对其的系统论述,只是边边角角的提及。在复制论述上,斯潘诺斯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就是复制”更凸显深刻之处。况且真正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文化层面进行纵深分析的是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布希亚德。在北大讲演稿之后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给出了答案,“然而,要再三说明的是,我并不愿意认定科技是我们文化生产和社会现实的‘终极决定因素’”。他是站在马克思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阐述上表明自己对科技的立场,更似在回答为什么缺少对复制的系统论述。如是此番,对于复制未能进行深入阐析的言说未免有些牵强和遗憾。

二、依附于复制技术的大众文化

且说,商品化和形象的大量充斥促使了文化的大众化。“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或者是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这在学院派看来也许是最令人沮丧的发展。”⑧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后现代主义阶段反对深度阐释,只是讲求表面呈现东西,把意义完全打碎,只讲求形象。文化再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听高雅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也不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途径,反而更具日常生活性。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阶段大众文化的表现,是商业报刊、杂志、流行音乐、形形色色的广告等。大众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生命力皆因为基于复制技术的媒介大力发展进而实现了大众文化传播快速化、内容平俗化、接受广泛化。

中国现阶段是否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阶段不易界定,但存在流行音乐、广告、大众读物之类的文化现象。例如,开始于2001年的《百家讲坛》节目引起了一阵品读经典的热潮,于丹说《论语》、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谈《红楼梦》等从典雅艺术大殿走进大众日常录像传播媒介,从而提供了一种品读经典的新型模式。经典解读的新型化和复制传播技术的快速化大大刺激了大众的眼球,颠覆了经典的传统形象而且缩减了平民大众和经典间的无形距离,一时间《百家讲坛》好评如潮。

文化虽然表面脱离了政治,获得了独立自主的位置。但文化对政治依然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尤其是传媒文化。基于复制的媒介却让高高在上的政治走进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一方面,新闻的播出方式、播出形式实现自由化和人文化。《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新闻社区》等不同新闻传播节目的出现,使同一条重大新闻通过复制技术在不同的时间播放,为大众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和接收信息的便捷。另一方面,以复制技术为代表的传媒方式,拉近了“人物”和大众的心理距离,具体更拉近了新闻传播形象人和观众的距离,展现了一份人文关怀。例如,2013年末,央视主持人文静对法国巧克力的报道中加入自己的俏皮调侃。此直播视频经过复制等技术传播到整个网络,瞬间“文静”由原来不苟言笑的新闻人形象转变为大众口中津津乐道的“卖萌主持人”形象,得到受众的喜欢。必须明确的是,这仅仅是新闻走向大众的一种传播方式,目的是促使受众接受和喜爱大众文化而非新闻人真实形象。即是詹姆逊所言形象这一概念:“形象具有象征性,并不完全等于物质意义上的形象。”⑨总之,以复制技术为代表的媒介使得商品得到批量生产,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解构了传统高雅文化。

虽然詹姆逊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再次声明自己对待科学技术的立场,但不妨碍其关于复制的理论。在詹姆逊那里,复制不仅是后现代的基本主题而且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但是,只以复制技术为代表的传播媒介来预示后现代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向是不足的。尤其对于我们国家具有极大多元文化下结论,更是势单力薄。它只是作为观看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个视角。况且,后现代主义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文化主导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未进入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产生后现代主义,尚未确定。无可否认,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我们国家的确出现了大众文化的一些现象。至于其发展方向,性质是否是后现代中的大众文化目前还

无法定论,或许是一种更具本土特色魅力新型文化。

①④⑤⑥⑨[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第168页,第174页,第168页,第167页。

②[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③⑦[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第20页。

⑧[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M].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5][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6][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胡亚敏.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兼论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8]李里.解读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J].赤峰学院学报,2012(7).

[9]胡亚敏.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3).

作者:陶圆圆,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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