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论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创作中对湘西的回归与疏离
——以《雪晴》集为例

⊙黄金［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雪晴》集通过十八岁的“我”与20世纪40年代的“我”两种叙述视角或隐或显、或明或暗的碰撞，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观照距离，使文本不仅带有某种向以往的湘西题材回归的意味，还渗透了贯穿于沈从文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宏大关怀。

湘西回归生命意识历史关怀

在抗日救亡浪潮席卷而来的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整个心灵世界、情感、理性乃至文学观念都经受了一系列的变迁与调整，其创作也转向了带有实验探索色彩的写作。然而，1945—1947年间沈从文却再次运用了湘西的旧有题材，发表了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四篇作品。历经摸爬滚打、遍尝人生百态的沈从文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文学家园——湘西。事实上，这绝非一次简单的回归，“创作之所以为创作，就在于它的不可重复，连作家自己也难以重复自己”①。经过昆明，经过20世纪40年代的反省与探索，沈从文无疑回不到过去的文学世界了，《雪晴》集里的湘西沉淀着作者生命的分量，代表了沈从文以一个作家身份对湘西的最后凝视。

一、叙述视角的变换沈从文曾在《题〈老实人〉卷首》《题〈阿黑小史〉单行本》以及《〈湘西散记〉序》中相继提到过《雪晴》集，并指出这是一则“纪实性的回忆录”，“记录的是一九二○年冬天回凤凰时，去乡村高枧做客吃喜酒，村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全部经过”②。有意思的是，沿着沈从文的文学“长河”逆流而上，会发现沈从文早在1927年创作过一个短篇《雪》，写的同样是“我”去高枧叔远家的回忆。20世纪40年代的沈从文为什么又回到了从前所惯用的叙述中去？毫无疑问，“湘西”之于沈从文是不可替代的，不仅为他提供了情感上的依托，而且由此幻化、喷发出的灵感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孤身前往北平时，陌生的城市、艰难的生活使他写下了大量回忆故乡生活的文字来平衡自己的生命；而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重回北平，面对的是更加复杂困扰的环境，他不得不再次回到最熟悉、最深情的湘西抵御那由内到外的漫漫黑暗。不同的是，由叔远的忌日而引发的《雪》中，过去与现在相融相生，共同建构了一种淡淡哀愁的叙述基调。而在《雪晴》集中，20世纪40年代的“我”与十八岁的“我”虽然构成了对话，并使叙述因为跨越了时间而被推展得更加深广；但另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的“我”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跨层，或明或暗地干扰着回忆，几乎与十八岁的“我”形成一种对立关系。两种视角在文本中互相碰撞、抵制，此消彼长，呈现出20世纪40年代后期湘西故事所独有的紧张状态。

《雪晴》集里的叙述者“我”堪称一个颇有意味的存在，“我”用一双十八岁的眼睛看世界，心底陡然发出的喟叹却仿佛从另一个时空沧桑而来。这种文本的“缝隙”形成了一只隐蔽而别致的手，将湘西的乡土历史与“我”的人生历程融会在一起，作品也因之有了湘西地方志和个人精神史的双重向度。

故事起始于雪后初晴的“回乡”路上，“我”因种种机缘巧合受四个相熟同乡同学之邀到他们乡下过年，因所到之处“高枧”既从未去过，走的又是一条全不熟悉的生路，便一路用双眼记录所接触的景物：溪涧侧顶戴浮松白雪的一丛丛细叶竹篁，阳光照耀下的罗列群山，如雪片糕一般散乱重叠的田坝，分散在田坪四周山凹间的村落以及错杂其间的一株株树木……“凡遇到自然手笔合作处，有会于心时，就必然得停顿下来，好好赏玩一番”③。“我”沉迷于用画家的巧思来捕捉自然的万般神奇，一幅静谧清绝而又充满无限生命悦动的自然画卷仿佛就要在“我”的手下展开。忽然，一片清新的号角声，一阵犬吠声带着“碎心的惶恐，绝望的低嗥，紧迫的喘息”④在“我”面前上演了一出如垓下争夺项羽死尸般的惊人狩猎。这场狩猎所爆发的生命力，使人顿时沉浸于一种传奇故事中，似乎一个跳跃着原始生命力的浪漫湘西故事就要娓娓道来。可是读者还来不及欣赏这清寂山谷中的生命本身，作者笔锋一转，正待展开的湘西画卷突然刹住，“对于忧患来临挣扎求生所抱的生命意识，可绝不是任何画家所能从事的工作”，“镶嵌到这个自然背景和情绪中的我，做画家的美梦，只好永远放弃了”⑤。这种面对生命奇景却无力重现纤毫的万般叹息无疑与充满生命悦动的十八岁的“我”相互矛盾，类似的感慨不时于十八岁的言语空间中神秘跃出，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跨层出现，与十八岁的“我”形成对峙。

如果说十八岁的“我”洋溢着生命的欢悦试图延续湘西的传奇，那么另一个“我”则更贴近20世纪40年代内外交困中的作家自身。到达高枧的次日清晨，“我”望着触网入彀的诸多动物，想象每个不同的生命如何在不同的情形中，为了求生努力挣扎，精疲力竭后，方将充满悲苦的激情归于尘土。“这个近乎不可思议的生命的复杂与多方”⑥令人震撼、唏嘘，奋力挣脱却终难逃一劫的小生灵已然呈现了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生在死之后出现，生命的律动由动物的尸体来传达，本应处于对抗中的事物没有经历缓和的过程，直接就是汇合，然后同时拥有了多重品质，形成叙述的和声。在《雪晴》集中，每当读者跟随十八岁的“我”的视角领略生命的悦动，并期待将这种青春生命的丰满、洋溢所唤起的情绪喷薄而出时，四十岁的“我”便出现把这种情感抑制住，使它变得缓慢，低沉，回环起伏。再暴烈的冲突也不免被稀释掉烈性，那些鲜活的生命、复杂的人事，在云影错动的忆叙中其实已不自觉地成为被缅怀的湘西往事，而这串悠远的往事里含杂的不单是逝者如斯的哀愁，更深蕴古朴乡村难逃衰败命运的痛楚。

二、历史的关怀沈从文通过视角的无意游移抑或有意变换所造成的反差营造了一种独特的观照距离，而这种观照距离更有助于营造一种“错位”的叙述效果，促使沈从文总是能把最不相称的情感与主题融合为一，由此，这美丽的湘西景致中发生的残酷恐怖一幕才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在《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中，自《雪晴》起就强化了的20世纪40年代的“我”的声音渐居主导地位，不时宕开一笔，细细解析变动中乡土社会的新格局，以及这格局中每一份生命形式，从而为战争的发生提供了历史依据，“近来二十年社会既长在变动中，二十年内战自残自黩的割据局面，分解了农村社会本来的一切……且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一套现实哲学。这体系虽不曾有人加以文字叙述，事实上却为极会玩那个愚而无知的人物所采用。永远有个‘不得已’做借口，于是绑票种烟都成为不得已”⑦。当战争的残酷、生命的毫无意义的毁灭赤裸裸地横亘在读者眼前，我们不禁感叹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农村的分崩离析早已是深入肺腑。而与同时期的作家所不同的是，沈从文更善于发现历史中的细小之处，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同时包容了美好与丑恶，连接过去与将来。他以一种幽谧宁静、心向“自然”的姿态关注那些远离“舞台”中央、默然生死的人们，同时又将他们置于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通过对他们的深刻体察和动情描摹直达历史的内核。《雪晴》集里，无论是恭谨慈爱的老人，生命力洋溢而为爱冲动的巧秀和中寨人，争强好面子的队长和田家兄弟，贪婪愚执一意孤行促成惨剧发生的县长，还是在械斗中死去的人们，他们在历史的悲剧中都各有其份，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正是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有意无意朝向历史、社会和现实人生的部分提醒我们，沈从文笔下所描摹的湘西儿女的性情天命和地方的未来命运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缠绵联系，对湘西的叙述成为弥合了作者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二重性的途径，在看似优美抒情的画境和物象背后，蕴含有更富内在紧张感的生命意识的启悟以及对乡土世界命运的探寻和幻灭。

通观《雪晴》集中的湘西故事，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故事中充满矛盾和徘徊。尽管他试图重构湘西，却不得不在时代语境和自身探索压制下面临求之不得的危机，这种危机通过双重叙事视角的游移与变换营造了一种“错位”的叙述效果，使恐怖伧俗的现象与抒情的悲悯、人间的暴虐愚昧与生命的肯定、日常的繁复与历史的前进等相互易位，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正好形成了反讽与拆解，更为真切地反映了历史进程与个人生存的关系。这种种悖论与张力其实都是沈从文清醒认识和力图改造社会的结果，统一于他对旧的社会浸泡下的民族性格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与民族精神和命运的反思与重铸。沈从文是在民族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成长的，对民族文化表现出一种深切的迷恋和自觉的关怀，然而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久别归乡的震撼与沉思，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与和离，他清醒地认识到自然、健康、和谐的美好人性与合乎人类生命性情的湘西势必分崩离析。于是，湘西不再只是湘西，作者哀叹的不仅是湘西的逝去，文本也不再局限于乡土与城市的对立，而代之以战争中国家的缩影，隐藏着作者对整个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担忧。他将历史运行中对生命意义的透视与现代精神融为一体，将重心置于民族、社会的思考之上，使其作品闪烁着灵动又沉郁的气息，它是在对现实的开拓意义上把握民族精神、心态及命运，激发民族心灵的醒悟而走向未来生命的探索，其中蕴含的是贯穿于沈从文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宏大关怀。

①王鹏程：《沈从文的文体困境——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10页。

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3页。

③④⑤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06页。

⑥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

⑦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巧秀与冬生》（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页。

作者：黄金，西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编辑：水涓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