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琴 （山西大学 030006）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梁实秋和沈从文都曾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梁实秋早年服膺以张扬“内心要求”的浪漫主义，但后来留美期间，他受到白璧德的启迪，最终发展成古典主义的信仰。《现代文学论》和《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都体现了梁实秋作为理性至上主义者、新人文主义者的文化立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于一身的文学巨匠，《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他最重要的批评文字，《沫沫集》是他最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集。由于他们都坚守自由主义的文艺观念，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商业化，倡导文学的独立性和个人性，所以他们的文学批评在一些方面有一致性，但也有实质性的差别。本文通过对梁实秋和沈从文人性论加以详尽的比较，不仅有助于充分了解他们文学批评世界的复杂内涵，同时也可以感悟到文学批评多元化的趋势。

一、“人性论”不同

梁实秋和沈从文都认为文学是人性的产物，文学应该是表现人性的艺术，人性与文学是一体的，“人性论”是他们文学批评的主导思想，但是，他们的“人性论”是有差异的。

首先，梁实秋所倡导的人性是抽象的、复杂的，而沈从文所倡导的人性则是具体的、自然的。梁实秋所极力推崇的人性有善恶二元之分，并强调善对恶的节制作用。他在《文学讲话》中表达了自己的“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所谓‘人性’是什么？一方面，人性乃所以异于兽性。简单的饮食男女，是兽性；残酷的斗争和卑鄙的自私，也是兽性。人本来是兽，所以人常有兽性的行为。但是人不仅是兽，还时常是人，所以也常能表现出比兽高明的地方。人有理性，人有较高尚的感情，人有较严肃的道德观念，这便全是我们所谓的人性。”他的“人性论”具有三重含义：其一是理性，这是真正的、标准的人性；其二是兽性和人的劣行，这是不健全的人性；其三是人的情感、想象和美德。其中理性、美德相当于善的方面，人的兽性、劣行、情感、想象则相当于恶的方面，因此，梁实秋所说的人性包含了善恶二元。同时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所包含的是几样成分？）……”由此可见，他所说的“人性”所包含的对象是复杂的、模糊的、虚幻的，甚至难以用具体的形象和语言来描写和表现。梁实秋自己也承认，他对人性的观念没有解释清楚，他多次表述过“人性”是很抽象的、复杂的，对人性从没有规范的定义，大多冠以永恒、普遍、常态等限制词。

在沈从文的人生世界和文学世界里，人性与文学是一体的，人性成为衡量作品的尺度，也是他文学批评的主导思想。对“人性”与“生命”的张扬，是他文艺思想的立足点。沈从文关于人性与生命的论述颇多，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这就是沈从文创作的座右铭。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所以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创造了“湘西世界”，一个原始的、健全的人性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有着正直善良的天性，他们总是用纯真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爱、憎、欲望，甚至是死亡都是赤裸裸的自然。沈从文的笔大多是从下层劳动人民的心灵深处去挖掘闪光的人性，无论是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还是三三、夭夭、火夫会明、水手柏子，甚至是妓女和土匪等，他们都有淳朴美好的心灵，他们身上的许多可贵品质确实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沈从文理想的自然人性，表达了他对人性的理想和追求，他试图通过塑造美好人性来发挥道德的作用，达到启迪人性和改善人性的目的。

其次，梁实秋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没有差异的，而沈从文则认为人性是有差异的、变化发展的。梁实秋在《文学讲话》一文中，认为：“人性乃一向所共有的，无分古今，无间中外，长久的普遍的没有变动。”在他看来人性是永久的、普遍的、固定的，他否认人性存在差异，否认人性是发展的。在他看来，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梁实秋关于人性问题的看法，其源头是亚里士多德。他说：“亚里士多德认定人性是普遍的，是有中心的，吾人欲表现善与真，换言之，吾人欲表现理想，若不于人性之普遍的方面着手，实别无良法。”从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点来看，宇宙万物都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人性就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也不可能是没有差异的，而梁实秋却把人性看得太过于绝对化和凝固化了，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沈从文在《一个边疆故事的讨论》中说：“一切都流动变易中，包含外面存在和生命本体。”可见，在他看来，人性也是发展变化的。他虽然认为人性“共通处多差别处少”，但是认为人性仍存在一定的差别，而且可以改变。他在自己的一篇序言中写道：“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乡村农民自然、健康的人性与城市上层阶级虚伪、阉寺的人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外，他的乡村小说还展现了封建文明与现代文明双重入侵下，湘西儿女的美好品性逐渐流失的过程。他曾说他写《边城》的目的就在于希望有理性的读者能从中“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过去伟大处”即指“朴质，勤俭，和平，正直”以及湘西人所特有的原始、粗犷、雄强的生命力一类的人性美，“目前堕落处”乃是“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而造成的“穷困和懒惰”。 沈从文关于人性的理论符合辩证发展的观点，他的人性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再次，梁实秋把人性与少数人联系起来，高扬精英文学论，以贵族姿态反对“大多数的文学”，反对人人平等的观念。而沈从文则认为文学是大众的文学。梁实秋认为只有为数不多的天才能够领悟到人性的实质。他认为，这种普遍的人性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可以认识到的，只有少数天才才具有认识普遍的人性的聪慧。人的聪慧是有差异的，天赋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人与人是谈不上平等的。“平等的观念，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的。”他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一切的文明，都是极少数的天才的创造。” “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而沈从文认为“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文学家并没有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作家的目标在于好的文学作品，除了使人觉得在真善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通过阅读作品，使读者对人生或生命能有更深层次的理解，通过重塑理想的人性达到启蒙人生和改造社会的目的。

二、批评理论的不同

梁实秋和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批评家，他们的文学批评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批评理论独具个性，梁实秋坚持以理性精神为主进行文学批评，并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而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几乎完全是由感性所主导，是一种阅读鉴赏式批评，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批评理论和相对完整的体系。

梁实秋所主张的文学批评理论来源于古典主义，他指出区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关键在于有无理性的节制，有理性节制的文学是健康的，没有理性节制的文学便是病态的，不能表现“人性”的文学。他将理性能否驾驭情感视为判断文学健康与否的标准，这便是梁实秋“以理制情”的情理观，这一观念决定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是注重理性的。他认为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根本上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任务，鉴赏是依靠自己的感觉而享受一件艺术品，批评则是先根据一个固定的标准而评判一件艺术品。在他看来，这个标准就是纯正的人性。他指出，批评家要以理性精神把握作品，批评文学，不赞成印象主义文学批评。他的批评体现了稳健和清醒的眼光，建立以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许道明曾下定论说：“梁实秋是上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家。”

沈从文认为“若读者不把批评当成‘法律’同‘圣经’，认为它是一个‘比较细心的读者对于某一本书的意见’，这意见也信得也信不得，那么，即或这些人所写的自以为是圣经，是法律，也不能发生多少作用，使读者上他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了。”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不赞成那种不引导读者去读书的“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只是对作品的鉴赏，而不是进行理论的探讨。他的文学批评几乎是以感性为主导的，感悟式的批评占主体，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批评理论和相对完整的体系。

三、结语

由此可见，他们虽然都主张以人性论作为文学批评的核心，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更应该看到他们文学批评特色的差异。我们不能简单的评论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平心而论，虽然梁实秋的人性论不无抽象，甚至某些理论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是他坚持用理性思维对文学的价值进行纯粹的判断，并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批评理论体系，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沈从文以自然人性为中心，用一个作家而非理论家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学批评，虽然表现出许多经验主义的色彩，但是仍有其合理的成分，形成了独具个性的批评特色，给现代文坛吹进了一缕清风。

[1]徐静波.《梁实秋批评文集》[M]. 珠海出版社， 1998.

[2]沈从文.《从文自传》[M].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M].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4]许道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