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有效的分析工具的缺失是导致比较管理学归于沉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演化分析方法能从多方面激活比较管理研究。结合比较管理研究对象、目的和内容以及演化分析的基本原理，本文构建了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范式，并对该范式在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比较管理 演化分析 范式构建 范式应用

比较管理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之后，从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衰落。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过多地拘泥于从管理现象的角度出发揭示各国管理模式内在特征和运行规律的差异，而不注重采用更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去解释不同情境下管理模式形成与演化的深层次原因和机理。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演化分析方法的许多重要范畴和理论对于不同情境下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变革、移植和创新等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能在很大程度上“激活”比较管理学。

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假设和基本问题

研究对象的差异、前提假设的不同以及所需解决问题的性质等会影响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比较管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假设和基本问题等并未做出明确的区分甚至将两者之间混淆，这导致学者们不能准确地认识比较管理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无法找到除比较分析以外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从而导致比较管理研究陷入沉寂。

如表1所示，管理学是研究适用于所有组织的基本管理原理和方法的科学，其基本假设是组织和组织的情境是同质化的，其主要任务是整理和创造能超越不同组织与情境的、普适性的、非历史性的知识，更适合采用本质论（类型论）方法和静态分析方法。而比较管理研究的出发点是具体情境和不同情境下的管理活动，而非管理理论，其基本假设是组织和组织情境是异质的和动态变化的，情境的差异和变化必然引起各国和地区组织管理特征的差异。因此，与管理学相比，比较管理研究更宜采取历史的演化论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

而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演化分析的思想内涵、理论范畴和分析工具对比较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一，可以廓清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并进行更具针对性和动态性研究；第二，对“哪些文化和制度因素影响各类管理模式的异同”这一比较管理的基本问题能做出更好的解释；第三，有可能发现“基因的管理对应物”，从而对管理演化的核心范畴做出高度凝炼和科学的抽象；第四，其所推崇的个体群思维方法对于特定群体的“集体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第五，运用隐喻和类比方法能把演化理论的一些科学范畴引入比较管理分析，有可能导致比较管理领域的新发现。

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的构建

在半个多世纪的比较管理研究进程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管理学视角的研究范式，最具代表性的是1964年提出的法默-里奇曼范式，1965年提出的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以及1969年提出的哈罗德·孔茨范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文化学视角的分析范式，如霍夫斯泰德在1980年提出的文化维度范式，威廉大内在1981提出的z理论范式以及麦肯锡7S模型等；到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范式，最具代表性是日本学者青木昌彦提出的比较制度分析范式。这些范式都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比较管理研究的开展。要在比较管理研究中应用演化分析方法，发挥其对企业管理模式形成与演化的解释性作用，也需要构建相应的研究范式，以指导和规范研究实践。在借鉴上述经典比较管理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围绕着管理模式的形成、变化及其对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展开，其具体运作流程如下：

（一）将管理基因及其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作为自变量

在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框架内，管理基因通过其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模式的内在特征和动态演化规律。为了避免生物学隐喻和类比引起的学术争议，本文用“管理扩散机制”替代“遗传机制”、用“管理创新机制”替代“变异机制”，用“管理决策机制”替代“选择机制”，这既符合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分析框架，又充分体现了社会组织管理系统演化的主要特征。三种机制及其互动可以用来描述不同情境下组织管理特征的生成及其演化过程，从而构成较为完整而又抽象的分析结构。如同生物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一致，管理基因的扩散、创新和决策也必然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管理基因同样对这些外在因素具有反作用。将这些外在因素的集合称之为管理情境，根据情境因素在管理基因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将管理情境分为能动性和结构性两个层面：

1.能动性因素。能动性是指生命体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做出积极的、有选择的行动。生物系统的演化是由遗传物质储存信息进而对刺激做出本能性的反应，而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有意识的认知主体，这些主体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针对刺激采取主动性的行动。正是这个区别，决定了社会系统演化中的遗传是拉马克式的，而非达尔文式的，即人类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某些特性并能够保存下来。在企业管理中，这种能动性往往体现在企业家、管理人员以及作业人员的态度、能力、个性特征、知识结构、创新精神等对企业管理模式特征和管理活动选择等的影响上。

2.结构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是指影响或限制个体独立行动并做出自由选择能力的因素的统称，包括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当企业作为个体独立行动时，其结构性因素的外延会进一步拓展，包括政治、法律、教育、科技、伦理等各种宏观环境，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以及企业内部的物质和文化环境等。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管理特征就是根植于日本战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背景。因此，每种管理模式的关键特征不可能完全移植，甚至是无法移植的。

另外，在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框架中，能动性和结构作为情境因素不仅会与管理基因共同作用，从而影响管理模式的生成和演化，也会独自发生作用或者两者之间交互作用影响管理模式的生成和演化以及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同时还为各国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和管理移植的可行性论证提供了参照系和研究切入点。endprint

（二）将管理模式作为中介变量

从演化分析的角度看，管理模式是一段时间内异质性个体组成的企业的相对稳定的普遍性行为特征，既是管理基因要素经过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结果，也受到能动性和结构等管理情境的影响。在社会系统中，人的行为通常具有积累性，人们先前学习到的知识或积累的经验对其后的行为会产生影响。因此，管理模式是多种因素累积性因果关系的产物，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而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长时期的经验累积和不断创新的结果，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因此，管理模式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框架的中介变量。

（三）将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因变量

管理模式的先进与否以及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取决于管理模式与管理情境的匹配程度，即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效率，这就需要对具体情境下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科学的测量和评价。学者们普遍都关注管理有效性的测量问题并选取了不同的测量指标，如法默-里奇曼范式采用管理效率、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和孔茨范式选取管理效果，7S模型则选择一系列的财务指标，但这些指标要么可操作性不强，要么因过于关注财务类指标而流于片面。为保证测量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测量对象，但在指标的选择上，既要关注诸如收益、成本、利润等的财务类指标，又要兼顾诸如社会责任、环境效益、员工满意、企业形象等非财务类指标。

范式应用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在范式的应用中可以按照“管理基因—管理模式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管理模式的特征—有效性”的主流路线展开研究，也可以从中介变量—管理模式的特征归纳入手，然后通过历时性研究去解释企业管理模式演化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而管理有效性的判断也会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的切入点。而为了揭示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需要在总结各管理模式差异的基础上，从能动性和结构性的分析入手，深入挖掘决定一国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情境因素。

虽然构建范式的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共同遵循的模式与框架，但范式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否则范式将成为一堆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无法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具体指导。对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中的整合的概念和变量都需要分解为可测量的指标，并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加以衡量。如对于结构因素的分析，可以运用经典的PEST分析方法、文化维度模型、五种力量分析模型等进行测量；对于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可以用为数众多的财务指标和财务分析工具加以量化处理；对于管理模式，可以按照管理过程学派的观点将其细化为决策、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方面。

演化分析真正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然后才是在某一学科中的具体化。因此，要开展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必须针对研究内容采取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运用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各国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运用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来解释各国管理模式的历史差异和地域差异；运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各国当前管理模式存在的路径依赖性；运用发生论和机能论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解释管理模式生成、演化以及维持现状的内在动因。

参考文献：

1.Harbison F and Myers C A.Management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M].McGraw-Hill，1959

2.Farmer R N and Richman B M.Comparative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progress[M].Homewood：Richard D.Irwin，1965

3.蔡立新.比较管理研究的演化分析方法、范畴、意义及应用路径[J].比较管理，2010（1）

4.高闯，关鑫.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与边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2）

5.杨海涛.比较管理学导论[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6.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J].科学出版社，2011

7.刘涛.比较管理研究范式比较、整合及应用问题探讨与未来研究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11）endprint

（二）将管理模式作为中介变量

从演化分析的角度看，管理模式是一段时间内异质性个体组成的企业的相对稳定的普遍性行为特征，既是管理基因要素经过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结果，也受到能动性和结构等管理情境的影响。在社会系统中，人的行为通常具有积累性，人们先前学习到的知识或积累的经验对其后的行为会产生影响。因此，管理模式是多种因素累积性因果关系的产物，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而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长时期的经验累积和不断创新的结果，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因此，管理模式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框架的中介变量。

（三）将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因变量

管理模式的先进与否以及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取决于管理模式与管理情境的匹配程度，即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效率，这就需要对具体情境下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科学的测量和评价。学者们普遍都关注管理有效性的测量问题并选取了不同的测量指标，如法默-里奇曼范式采用管理效率、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和孔茨范式选取管理效果，7S模型则选择一系列的财务指标，但这些指标要么可操作性不强，要么因过于关注财务类指标而流于片面。为保证测量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测量对象，但在指标的选择上，既要关注诸如收益、成本、利润等的财务类指标，又要兼顾诸如社会责任、环境效益、员工满意、企业形象等非财务类指标。

范式应用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在范式的应用中可以按照“管理基因—管理模式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管理模式的特征—有效性”的主流路线展开研究，也可以从中介变量—管理模式的特征归纳入手，然后通过历时性研究去解释企业管理模式演化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而管理有效性的判断也会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的切入点。而为了揭示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需要在总结各管理模式差异的基础上，从能动性和结构性的分析入手，深入挖掘决定一国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情境因素。

虽然构建范式的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共同遵循的模式与框架，但范式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否则范式将成为一堆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无法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具体指导。对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中的整合的概念和变量都需要分解为可测量的指标，并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加以衡量。如对于结构因素的分析，可以运用经典的PEST分析方法、文化维度模型、五种力量分析模型等进行测量；对于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可以用为数众多的财务指标和财务分析工具加以量化处理；对于管理模式，可以按照管理过程学派的观点将其细化为决策、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方面。

演化分析真正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然后才是在某一学科中的具体化。因此，要开展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必须针对研究内容采取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运用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各国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运用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来解释各国管理模式的历史差异和地域差异；运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各国当前管理模式存在的路径依赖性；运用发生论和机能论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解释管理模式生成、演化以及维持现状的内在动因。

参考文献：

1.Harbison F and Myers C A.Management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M].McGraw-Hill，1959

2.Farmer R N and Richman B M.Comparative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progress[M].Homewood：Richard D.Irwin，1965

3.蔡立新.比较管理研究的演化分析方法、范畴、意义及应用路径[J].比较管理，2010（1）

4.高闯，关鑫.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与边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2）

5.杨海涛.比较管理学导论[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6.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J].科学出版社，2011

7.刘涛.比较管理研究范式比较、整合及应用问题探讨与未来研究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11）endprint

（二）将管理模式作为中介变量

从演化分析的角度看，管理模式是一段时间内异质性个体组成的企业的相对稳定的普遍性行为特征，既是管理基因要素经过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结果，也受到能动性和结构等管理情境的影响。在社会系统中，人的行为通常具有积累性，人们先前学习到的知识或积累的经验对其后的行为会产生影响。因此，管理模式是多种因素累积性因果关系的产物，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而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长时期的经验累积和不断创新的结果，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因此，管理模式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框架的中介变量。

（三）将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因变量

管理模式的先进与否以及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取决于管理模式与管理情境的匹配程度，即管理模式的适应性效率，这就需要对具体情境下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科学的测量和评价。学者们普遍都关注管理有效性的测量问题并选取了不同的测量指标，如法默-里奇曼范式采用管理效率、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和孔茨范式选取管理效果，7S模型则选择一系列的财务指标，但这些指标要么可操作性不强，要么因过于关注财务类指标而流于片面。为保证测量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选取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作为测量对象，但在指标的选择上，既要关注诸如收益、成本、利润等的财务类指标，又要兼顾诸如社会责任、环境效益、员工满意、企业形象等非财务类指标。

范式应用中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在范式的应用中可以按照“管理基因—管理模式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管理模式的特征—有效性”的主流路线展开研究，也可以从中介变量—管理模式的特征归纳入手，然后通过历时性研究去解释企业管理模式演化的扩散、创新和决策机制，而管理有效性的判断也会成为比较管理演化分析的切入点。而为了揭示造成不同国家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需要在总结各管理模式差异的基础上，从能动性和结构性的分析入手，深入挖掘决定一国或地区企业管理模式的情境因素。

虽然构建范式的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共同遵循的模式与框架，但范式必须具备可操作性，否则范式将成为一堆抽象的概念体系而无法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具体指导。对比较管理演化分析范式中的整合的概念和变量都需要分解为可测量的指标，并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加以衡量。如对于结构因素的分析，可以运用经典的PEST分析方法、文化维度模型、五种力量分析模型等进行测量；对于管理效益和企业效益，可以用为数众多的财务指标和财务分析工具加以量化处理；对于管理模式，可以按照管理过程学派的观点将其细化为决策、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方面。

演化分析真正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然后才是在某一学科中的具体化。因此，要开展比较管理的演化分析，必须针对研究内容采取更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运用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释各国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运用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来解释各国管理模式的历史差异和地域差异；运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各国当前管理模式存在的路径依赖性；运用发生论和机能论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方法解释管理模式生成、演化以及维持现状的内在动因。

参考文献：

1.Harbison F and Myers C A.Management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M].McGraw-Hill，1959

2.Farmer R N and Richman B M.Comparative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progress[M].Homewood：Richard D.Irwin，1965

3.蔡立新.比较管理研究的演化分析方法、范畴、意义及应用路径[J].比较管理，2010（1）

4.高闯，关鑫.比较管理的研究对象与边界[J].中国工业经济，2010（12）

5.杨海涛.比较管理学导论[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6.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J].科学出版社，2011

7.刘涛.比较管理研究范式比较、整合及应用问题探讨与未来研究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