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梅+聂佃忠

内容摘要：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是整个负所得税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到底如何，对于全面评估负所得税政策的可行性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劳动供给削减论”、“劳动供给削减质疑论或增加论”、“负所得税修正论”的角度，对与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有关的国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了七点评论。文章填补了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国内研究的空白，可为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负所得税方案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负所得税修正论

（一）Penman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nman（1968）提出将税收多少与预定计划工作按比例联系的一个补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把补贴进行分级，即劳动者的额外收入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递增。他讨论了计划的缺点，并断定工作激励将被保持，劳动供给却不会减少。

（二）Perlman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rlman （1968）认为，只要闲暇不是劣等品，任何补助低收入者的计划都倾向于削减劳动供给。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得到的收入就会超过仅靠劳动所得取得的收入。Richard Perlman 提出一种补贴计划，它把税收补贴和完成的工作量挂钩。他也检讨了该计划的缺陷，并指出，在这样一个分等级的计划下不能确定工作激励得到完全保证和劳动供给不会削减。

该计划的主要缺陷可能有：首先，根据工作时间多少支付负税的任何计划将难以管理（或者说太昂贵了）；其次，由于一直从事工资率低的工作，他们提高技能的激励会减弱—或许会很严重；最后，由于角点解的存在，作者建议的负所得税方案，尽管人们工作时间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但是效用水平却下降了。从作者提出的方案来看，超出负荷状态的过度劳动是不鼓励的。

Perlman最后的结论是，人们对收入的偏好胜过闲暇越强烈，这样的计划在实现保证劳动供给目标上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三）Martin Rein（1973）对英国FIS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英国家庭所得补助（Family Income Supplement，简称FIS）基于以下原理：补贴只支付给全职就业者，不能享有大多数的保险和福利计划，因为后者通常支付给那些工作中断者。在英国，自从1795年斯宾汉姆兰体系结束以来，那些全职就业的人一直不能得到补充性补助 （supplementary benefits）。

FIS计划是为有小孩的家庭设计的，要求家庭的户主从事全职工作，且每周不能少于30个小时。跟正税体系要求强制登记不同， 负所得税的申请是自愿的。任何家庭如果想得到补贴，需要提出申请。

Rein指出，英国FIS在实施中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低覆盖率（take-up）和工作负激励。从第一个问题来看，美国公共政策几乎受如何削减福利工作量这一问题的困扰，恰恰相反，英国却致力于如何增加符合资格的接受者的覆盖面。从第二个问题来看，几种很低的补贴执行的税率和支付的递增的税收被认为影响工作行为。

人们或许争论，英国的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很长，如果这些社会补贴能够带给他们同样的收入，而工作的时间短一些，整个效用可能提高了。而且，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为低的失业率所抵消，以致整个生产水平不会下降。当工人有机会改变他（她）们的职业地位而不是工作时间的数量，人们或许希望他（她）们偏好更好的工作，因为它提供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与向上的社会流动相应的其它非经济因素。而且，FIS申请资格要求补贴接受者从事全职工作（前面提到，它是按照每周工作30个小时来定义的）。既然补贴仅仅支付给有工作的穷人，这使得工作的越多而不是越少变得具有吸引力。因而，FIS激发了家庭户主继续工作的正向激励。

实际上，人们很难对各种税率给低工资工作者激励所带来的累积性效应作出评估。有关高税制知识和实际工作行为的联系是不确定的。而我们追求的收入平等的实现恰恰是以整个收入等级的高税率和某些劳动所得水平的等级（notches）为代价来实现的。这些不平等和异常源于两套平行体系的存在：一个是税收体系，它基于一套原理，包含一系列救济和减免（allowances）；另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它基于另一套原理，包含另外的补贴和减免。

为了克服FIS带来的这些弊端，来自保守党的英国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巴伯在1972年预算报告中提议对收入课征30%的税率。这既可以用来计算高于税收门槛的高额税收，又可以把某些社会补贴（benefits）支付给收入低于那个水平的人群。它将是一个综合的负所得税，把一些补贴揉进税收体系。

在英国，用税款抵免（Tax Credit，简称TC）体系代替FIS等福利体系的提案起初没有获得通过，但后来还是得到贯彻实施。关于TC方案，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它从税收改革的角度提出。这个提案明显不同于美国讨论的负所得税制：它并没有试图削减补充性补助（supplementary benefit，简称SB）数量，而是保障最低收入，或者鼓励工作。

（四）Cooper旨在解决英国就业的负所得税计划

A.G.Cooper（1983）指出，政府应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要既能有效地解决就业，又不会引起对其他宏观经济方面的冲击。一个设计得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是关键的第一步。一个合理的负所得税计划更有可能使潜在的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可以利用财政获益来安排就业，从而达到充分降低失业的目的。这个负所得税的税率相当接近于当前对大多数人适用的税率。该计划已经在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显著地降低了失业率。

有关失业最重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失业人口还是愿意工作。提请注意的是，解决就业的激励必须从雇主和雇员两个角度来考虑。普遍存在的问题却是，仅仅从将成为雇员的角度讨论激励，而没有从将成为雇主的角度讨论之。因而，没有先验的理由期望实现充分就业，这实际上反映了已经发生了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负所得税通过取消现存的对就业的征税能够改变激励结构，从而充分就业可以期待。由此看来，雇主没有动力去雇佣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给雇主生产的产品的销售价值大于现实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简称MW）。endprint

作者不仅反对MW，也反对就业保护法案（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简称EPA）和类似的措施。因为后者也提高了雇佣的潜在成本，进而对雇主产生负激励。设计恰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有利于阻抑自动化引起的技术性失业。

负所得税在经济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Cooper（1983）认为，就实质而言，负所得税跟如下的税收制度是类似的，如：反向税（reverse tax）、税款抵免（tax credits）、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 他还指出，全面的失业补贴（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subsidy）跟它们也并无差异。以往的许多研究仅仅考虑了税收或社会保障的单一效应，却没有考虑它们的联合效应，如米德（James E.Meade）等人。Cooper指出，当研究它们的联合效应时，有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所有支付和收益主要或全部依赖于个人所得，不妨称之为“总括所得税”（generalised income tax，简称GIT）。

实施负所得税的充分条件是GIT 的边际税率不能超过一个“太高”的值。“太高”到底是多少在有关激励的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有证据显示，上限大约是70%-75%的税率是可以接受的。

Clarke在1977年列出了大约44 种需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不同的补贴形式。这是因为每一项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补贴提高了GIT的税率，使之接近100%，以致形成贫困陷阱，并对就业带来负激励。而负所得税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test）。

显而易见，经济学家对负所得税简化税收-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潜力，而不是这提到的理由更有兴趣。实际上，现存的计划太多了，如临时就业津贴（Temporary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TES）、工作创造计划（a Job Creation Programme，简称JCP）、年轻人就业津贴（Youth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YES）等，更不用说FIS。负所得税的提案只有与税收—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检修”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正确的。

最后，Cooper对负所得税的三个反对意见进行了一一驳斥。

负所得税创造的额外工作报酬很低。聊胜于无，社区的重要价值是通过各种工作来实现的，而工作机会又是在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案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方案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而且，负所得税体系应该特别有利于边远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很明显，如果许多人能够找到有工作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居住在这些地方。

负所得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吗？准确地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就业从我们面对的其他主要宏观经济问题中摆脱出来。这能够使得处理诸如通货膨胀和城市衰败等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负所得税是一项昂贵的政策吗？这种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工人继续争取尽可能合理的高工资，几乎可以确信全体人口将会支付较少的总括所得税。或许真正难以避免的是对现有财富的某种再分配，当然，尽管一些人不希望回避这个问题。

（五）Moffitt对美国TANF和EITC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负所得税的建议无论是在政策界，还是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政策的维度看，负所得税提案推动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耗资高达上百万美元的现场试验，试图测量劳动供给的效应。尼克松总统曾提出一个负所得税的版本，后继的其他总统也曾经思考过这种转移支付计划。虽然负所得税的理想形式从来没有获得国会批准，但是现行福利计划的税率出于工作激励的考虑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

按照1996年联邦福利改革法令的要求，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降低了福利税率（指1996年由AFDC向TANF的转变—译者注）。而且，20世纪90年代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的增长已经引入了一种比弗里德曼所设想的规模还要大得多的负所得税。这说明，利用财政手段激励福利接受者努力工作的思想在盛极而衰，沉寂了多年之后，最近在政策界出现了复活（resurgence）。

Robert A.Moffitt（2003）重点考虑了负所得税中心思想的两个挑战：一个是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激励的本意背道而驰有关；另一个与使用工作条件要求反而引致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关。

1.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负激励。Moffitt对劳动供给效应的看法非常新颖。他认为，劳动供给的平均变化符号是不确定的。这种符号的模棱两可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无关，两个效应会把工作努力推向不同的方向；即使在劳动供给函数中替代效应总是大于收入效应，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这个问题与成本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负所得税计划要在工作激励和成本之间权衡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其他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项均为负，反映了负所得税与其他所有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转移支付计划一样削减劳动供给的事实。Moffitt（2003）通过表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税率削减引起工作时间的增加，但是随着税率的削减工作时间的增加有时是很小的，甚至有时效应是相反的。低弹性比高弹性更有可能导致工作时间的增加。

另外，西雅图和丹佛试验的研究考察了这种变化对丈夫、妻子和单身母亲的效应。对丈夫和妻子来说，更低的负所得税税率削减劳动供给的数量—事实上，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福利体系。对单身母亲来说，负所得税税率的削减通常提高劳动供给，但有时削减劳动供给，这取决于保障收入水平。这两个群体反应的差别部分是因为收入差异所致。

这些研究的政策教训是，负所得税可能提高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也可能削减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在收入保障水平和隐含税率的某些组合中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成立，而其他的组合中不成立；某些收入分配存在这种效应，其他的则不存在，这取决于沿着预算约束线在不同的点上家庭的相对数量。因此，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可能因地而异、因人（如群体）而异和因时而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