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敏

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特征之一是分科治学取代旧有的学问之道。钱穆在晚年曾总结近代以来学术发展说：“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①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宾四先生全集》2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5,270、271页。剑锋所指为胡适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条理中学，所造成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隔膜。

钱穆试图以既有的分科门类与中国的四部之学相会通。对于集部与文学的关系，则认为“中国集部之学，普通称之为文学。但论其内容，有些并不是文学，而与子部相近。若就文学的广义论，在中国，四部书中都有在文学上极高的作品，惟专注重文学的集部之出现，则在四部中比较属最迟”②钱穆：《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25，第51页。。 但又说，孔门四科中“游、夏文学，亦乃为文章之学，乃称文学，而亦岂诗歌辞赋骈散诸文之始为文学乎？故中国，如屈、宋乃至如司马相如诸人，为‘辞赋家’。陶、谢、李、杜为‘诗家’。韩、柳为‘古文家’。而独无‘文学家’之称。今日国人之称文学，则一依西方成规，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无之”③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宾四先生全集》25，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5,270、271页。。 在钱穆的时代，文学与集部相接近的观点已经相当普遍，其牵涉问题有三：四部分类体系的确立及集部的成形，从古代到近代“文学”观念的衍化以及二者在何时相嫁接。

中国古代图书目录与学问有密切关系，从经籍目录中可窥见学问脉络④对于图书与学问的关系，桑兵总结前人论述指出，中国学问本自有统系，前人治学往往依循目录，“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从经籍的分别中可以看出学问的脉络。见《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 ——本期专栏解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后收入桑兵等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 《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成，总群书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诸子十家九流，各有官守，“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小说家为诸子十家之一，被视为不入流。从历代艺文志各叙中可见当时人对学问流别之认识。诗赋略叙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殆上古诗赋多有“风谕之义”，然自宋玉、唐勒，汉代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本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1755—1756页。。 魏郑默《中经》，晋荀勖《新簿》而后，始定四部：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至《隋书·经籍志》乃确定经、史、子、集的四部体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集部总叙称：“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魏征等：《隋书》卷35《志·经籍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0—1091页。集部为文章集合，后来形成的“文学”观念与之近似，因而有集部之学相当于文学的认识。四部分类为后世所沿用，虽各有增损，大体不出此范围。清代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则增加诗文评、词曲类。集部总叙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7，1807页。近代以来，将词曲与小说并称，实则发展的源流各异，品类高下亦各有殊。词曲类小叙称：“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7，1807页。近代以西式分科嫁接中国旧有学术后，截断众流，反不能得其渊源脉络。

前人治学并无条分缕析的专门分科。清代章学诚推尊郑樵，主张学分专门。其见解及其所推尊的郑樵并不见重于当世，却为受西学分科影响，主张分科治学的近代学者奉为圭臬。分科既为后出，则由源及流地讨论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实有必要。

目前，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文学”在近代流变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250页；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蒋英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学”一词的变化——并论汉语中“文学”现代词义的确立》，《中国学术》2010年第26辑；栗永清：《学科·教育·学术：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学科》，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后以《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为题出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在资料搜集上逐步推进。但前人研究受已有观念影响，在资料搜集和解读上尚留有空间。本文即在前人基础上，详人所略，梳理此时段“文学”之源流，不以后来观念为取舍，只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考察。

一、西人来华与“文学”

中国语言文字本以字为意义单位，古代典籍中的“文学”往往可以文、学分解，作为一个完整意义单位，历代使用各有差异，涵义十分复杂。后人以逐渐约定俗成的文学观念反观古代，大多认为：“吾国‘文学’一语，始于孔门四科设教，其后官师习用，大抵以一国之文化学术为其范围，观念既属糢糊，界说因而难定。”*穆济波编著：《中国文学史》上册，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第1页。又有人说：“从前中国人论文学，经史子集，包罗殆尽;显然是不明瞭文学的涵义和范围所致。”*《中国文学丛书编辑旨趣》，刘麟生编著：《中国文学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近代受外来影响后，古代观念仍然长期影响人们的认识，制约着“文学”的发展衍化。

欧洲对中国文学(与Chinese literature相关的西文观念)的论述可以上溯到耶稣会士的时代。有研究认为，明代艾儒略就以“literature”使用过“文学”一词*[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第250页。。所据为《职方外纪》中的记载：“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意]艾儒略：《职方外纪》卷2，[意]艾儒略著，叶农整理：《艾儒略汉文著述全集》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页。现尚无直接证据确证此对应关系。自19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始，中西接触进入新阶段，西人在中国人帮助下陆续发行中文书刊，中国的语言、文化开始发生变化。

1819年出版的马礼逊编《华英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中把“文章”译为“a bright assemblage of elegant letters—fine composition, polite literature”*[英]马礼逊：《华英字典》(影印版)第4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963页。。 1822年出版的第三部《英汉字典》中literature对译为“学文”，与之相关的Literay man译为“有文墨的人，文人”。此时“文学”尚未与literature直接对应，但literature的相关观念却已译为中文。如叙述了drama在中国的历史，唐代“传奇”、宋代“戏曲”、金代“院本杂剧”都已包括其中。Novel条下解释为“extraordinary and pleasing discussions，新奇可喜之论。A small tale，小说书”*[英]马礼逊：《华英字典》(影印版)第6卷，第258、129、295页。。该字典在来华传教士中较有影响，如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中的相关条目即与之类似*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 Ⅱ,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8, p.797.。 这些译名的确定，对后来介绍literature 有帮助。

1837年，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刊文介绍“欧罗巴诗词”说：“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并大英米里屯之诗，希腊诗翁推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此诗翁兴于周朝穆王年间，欧罗巴王等振厉文学，诏求遗书搜罗，自此以来，学士读之，且看其诗相埒无少逊也。”*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95页。“文学”是否与西文对应，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诗、词已用来指西洋事物，并包含于“文学”之中。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组织人员在翻译西书、西报。《四洲志》即从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的TheEncyclopaediaofGeography摘译出来，在对各国风土记载中出现了不同的“文学”事物。记载：“暹罗文学亦同缅甸，大抵阐扬佛教，其赞颂四百，似有音律，须六礼拜之久，始能诵毕”*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海国图志》卷5，东南洋三(海岸之国)暹罗一，道光甲辰仲夏古微堂聚珍板，第2页。，“惟安南文学独遵中国，较缅甸、暹罗为深奥”*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海国图志》卷7，东南洋五(海岸之国)缅甸，第3页。。“巴社素称文墨之邦，先日以诗名者，有哈斐士……然古时文学早已残缺，近日王重文学，每日必有诗人在侧……医学、星算诸馆，亦与文学并重，各有教授传习之人。”*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海国图志》卷14，西南洋，西印度之巴社国，第4页。又记载土耳其在阿细亚洲者，“风俗、教门、文学，大约与欧罗巴洲之都鲁机同”*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海国图志》卷16，南都鲁机国，第4页。。 其中所说“文学”近似“文教”。

同时出现“文学馆”等机构名称。如记载日耳曼国分国麻洼里阿“政事设立两麻占:一为总领大官大教师办事之处；一为首领教师办事之处。首领教师并管理文学馆、技艺馆”*《耶马尼国总记》，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海国图志》卷29，大西洋(欧罗巴洲)，第3页。。 俄罗斯“土人俱崇额利教，设天文馆、算法馆、乐器馆、技艺馆、文学馆”*《俄罗斯国总记(原本)》，欧罗巴人原撰，林则徐译，魏源重辑：《海国图志》卷36，北洋(俄罗斯国)，第3页。。 出现“文学馆”、“技艺馆”这样的名词，尽管对其具体分工语焉不详，但已经区别于旧有的用法，成为独立的名词。

此外，还有专门的教学门类。记载美国“风俗教门，各从所好，大抵波罗特士顿居多。设有济贫馆、育孤馆、医馆、疯颠馆等类。又各设义学馆，以教文学、地理、算法”*《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下(原本)》，魏源辑：《海国图志》卷38，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第22页。。“文学”成为设馆教学的特定内容，与文教一类宽泛涵义有很大不同。《四洲志》所据英文原本在英美多次再版，且所译为摘译而非逐字对译，难以找出所据版本进行比对。

林则徐组织翻译的1840年6月20日澳门新闻纸中有罗伯聃(Robert Thom)所译《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的介绍，其中出现不同的“文学”。原文如下：

《依湿杂记》原系士罗所译转之英吉利字，今在本礼拜内印出为中国字，可为学中国字之英吉利人所用……此书之序云……

我等与中国历来相交之事，皆系为贸易之故，惟在如今各样事势大抵似要改变，虽甚有智识之人，亦难以预料其后来之事……其古时之法律经典，皆可以为圣人之利益，其文学亦为读书之人所喜悦……

在马礼逊之意，即以为若略学中国之字，即为甚容易，但若要深识中国言语文字即为甚难。马礼逊有云：在我自己若说是深晓中国文字，即系甚远，只不过系略识而已。马礼逊尚且系如此说，谁人敢说是容易学之乎……学习中国人之言语，虽系一件极难之事，又无人可以设法令人易学，然我等亦当要尽心设法清除阻塞，依中国人之文字，做出有此等一本书，或可以为我等国中之人所用……然我等现在做此本书，并不是为贪赚钱，又不是为贪名。盖在著名之人之庙，做此等工夫之人，没有坐位，凡做字典之人，乃系算是人中之不幸，即做杂说者亦难免不为不幸之人。然我只欲以此为文学之开路，经过此等无望之坑堑而已。*《澳门新闻纸(钞本)》，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林树惠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483—484页。分段、下划线为引者为方便比对所加。

前人研究已经指出，《澳门新闻纸》主要取材于《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现难以找到此二份报纸，但《中国丛报》第9卷第4号刊登了1840年广州周报馆出版的《伊索寓言》的书评，其中就包括罗伯聃序的原文。上文中的两处“文学”各有所本，原文如下：

Our relations with this vast empire have been hitherto purely commercial. The scene, however, is about to chang…whose ancient laws and maxims may form a subject of interest for the sage, and whose lighter literature may delight and instruct the general reader…

Dr. Morrison has recorded his opinion, that, though a smattering of Chinese may be easily acquired, yet he considers it very difficult to attain to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and adds, that, “such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is what he views as an object yet afar off!”…

But though we admit the perfect ac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be a matter of extreme difficulty, and further, that no efforts of our’s or of any man’s can ever render it easy, yet much may be done to clear away those superfluous difficulties which continually beset our path, and to make the outset of his career, less discouraging to the young student than it has hitherto been…that we have resolved to publish a series of elementary works(of which this is the first), comprising the various styles in which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written. Looking upon it as work that may perhaps be of service to our country, we shall not stop to consider the relative chances of gain and loss…*Aesop’s Fabl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Ⅸ, No. 4, August 1840， 张西平主编：《中国丛报(1832.05—1851.12)》第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0—211页。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第一处“文学”对译lighter literature，第二处“文学”则为意译，并无直接对译词，从前后文来看，是在讲学习语言文字。此段译文后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时有所删改：

其古时法律经典皆可长久，其勇敢亦可与高加萨人相等……马礼逊自言只略识中国之字，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在天下万国中，惟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故凡撰字典、撰杂说之人，无益名利，只可开文学之路，除两地之坑堑而已。*《澳门月报一》，魏源辑：《海国图志》卷49，夷情备采(原无今补辑)，第7页。

删去了对译lighter literature的文学，原来对译such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is what he views as an object yet afar off的“若说是深晓中国文字，即系甚远”删减为“若深识其文学，即为甚远”，“文学”指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意思与语言文字之学相近。

1844年仲夏，古微堂出版的50卷本《海国图志》中，辑录了《四洲志》、《澳门月报》，二者得以流传。《海国图志》多次再版，并被引入日本，《四洲志》被王锡祺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林则徐译：《四洲志》，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20册。。上引《澳门月报》中的文字也被姚莹收入《康輶纪行》*姚莹：《康輶纪行》卷12，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在此期间，马礼逊父子接续完成的《外国史略》记载佛兰西国“有司国玺之大臣，理兵部、教门、外国务之大臣，理水师、藩属地之大臣，理国内务之大臣，工务农商之大臣，文学大臣”*《佛兰西国总记下》，魏源辑：《海国图志》卷42，大西洋，光绪二季平庆泾固道署重刊，第11页。邹振环考证《外国史略》收有1847年内容，推断系马礼逊父子接续完成。见邹振环：《 〈外国史略〉及其作者问题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对其具体职掌则未详载。《外国史略》因咸丰元年增补《海国图志》为百卷时辑入而得以流传。

1844年10月24日，耆英与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签字画押的《佛兰西贸易章程三十五款》第24款规定，在华佛兰西人“可以请人帮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详文如下：

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便雇买办、通事、书记、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请士民人等，教习中国语音，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帮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各等工价束修，或自行商议，或领事官代为酌量。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文庆等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6辑55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073页。

法文条款如下：

ART. ⅩⅩⅣ.—Les français，dans les cinq ports, pourront choisir librement et à prix débattu entre les parties，ou sous la seule intervention du consul, des compradors, interprètes, écrivains, ouvriers, bateliers et domestiques; its auront, en outre, la faculté d’engager des lettrés du pays pour apprendre à parler ou à écrire la langue chinoise et toute autre langue ou dialecte usités dans l’empire, comme aussi de se faire aider par eux, soit pour leurs écritures, soit pour des travaux scientifiques ou littéraires. Ils pourront également enseigner à tout sujet chinois la langue du pays ou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et vendre sans obstacle des livres français, ou acheter eux-mêmes tout sortes des livres chinois.*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together with regulations for the conduct of foreign trade, conventions, agreements, regulations, etc., etc., etc. and the Peace protocol of 1901, ed. by 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First edition, 1877, Third and enlarged edition issued by publishers, 1901,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1901, p.56.

两相比对，文学、文艺分别用来对译scientifiques,littéraires*1846年1月，《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5卷第1号登出的文本在文字上与此有较大差异，但文学、文艺对应的法文与之相同。张西平主编：《中国丛报(1832.05—1851.12)》第15册，第36页。。 此前，中美签订的贸易章程中已经出现允许学习语音、帮办文墨、购买书籍的条款，但并无“作文学、文艺等功课”一条*《中美五口贸易章程》，许同莘、汪毅、张承棨编：《道光条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辑72—75，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63页。。 据研究，拉萼尼事先已参考中美双方的条约，条约形成的程序是在谈判前，拉萼尼拟定约稿，谈判时由法国翻译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译为中文*张建华：《中法〈黄埔条约〉交涉——以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函件为中心》，《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858年6月27日，中法签订的和约第十一款继承了该项条款*贾桢等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9辑581，第2182页。。1865年，比利时国使者金德前来议约，所拟条约“均系从各国条约内采摘凑集而成”，最终确定的《比利时国条约四十七款》中第十三款与前款相同*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611，第3428、3439页。。 1869年，奥斯马加国使臣毕慈前来修约，“所拟条约四十九款，均从各国内采摘芟节凑集而成”，最后达成的条约第十二款也继承了以上内容*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611，第6185、6197页。。

1847年，潘仕成编《海山仙馆丛书》收录葡萄牙人玛吉士辑译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其中“欧罗巴全志”记载：“欧罗巴虽为地球中五州之至小者，然而其处文学休雅，技艺精巧，较之他处大相悬殊，故自古迄今常推之为首也。”“文学”与“技艺”相对。又记其“文艺”说：“天下五州之内，所有文学、技艺，其至备至精者，惟欧罗巴一州也。其余各州亦皆有之，但未能如其造于至极焉。譬如各文学、镌刻、地理、音乐等书，他州各国通行者，殆皆系欧罗巴人所著作者也。”*玛吉士辑译：《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4，据海山仙馆丛书本影印，《丛书集成新编》第9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第730、734页。两处“文学”有所不同，第一处与前述相同，后者则成为书籍类型，这是前所未见的情况。百卷本《海国图志》辑入了该书，或许是“文学”作为书籍类型，指称不明，辑入时删去了该处“文学”*《大西洋各国总沿革(原无今补)》，邵阳魏源辑：《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第39页。。

1854年前后墨海书馆出版的慕维廉《地理全志》记各大洲地理状况，有相似的“文学”表述。记载亚墨利加州之“文艺”称：“州内文学、技艺，大与欧罗巴同。盖自明以来，西洋人迁徙，开垦而居之，生齿日繁，熏陶渐染，于是文学堪嘉，技精艺巧。”记大洋群岛“学俗”：“州内文学、风俗不一。诸岛土民、生番，渔猎为业，鄙陋裸体。”*慕维廉：《地理全志》，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益智书会发售，光绪九年八月，第105、132页。“文学”用来指该处教化情况。

同前述与法文对应相比，英国人刊物中“文学”的使用则截然相反。1857年初，伦敦会传教士主持的墨海书馆出版了《六合丛谈》。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第1号上发表《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此文在该号英文目录中的标题为Greek the stem of Western Literature，“文学”用来对应literature，此时王韬等人在墨海书馆帮办笔墨，对此类译文的产生是否发挥作用，暂不明确。

该文开篇指出：“今之泰西各国，天人理数，文学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腊。”特别强调了对“诗古文辞”的重视：“列邦童幼，必先读希腊罗马之书，入学鼓箧，即习其诗古文辞，犹中国之治古文名家也。文学一途，天分抑亦人力。”随后介绍“初希腊人作诗歌以叙史事，和马、海修达二人创为之”。并以明人杨慎《二十一史弹词》与之类比。

截止这里似乎可以认定文中所说“文学”专指诗古文辞，但该文笔锋一转说：“希腊全地文学之风，雅典国最盛……其从事于学问者凡七，一文章，一辞令，一义理，一算数，一音乐，一几何，一仪象。其文章、辞令之学尤精。以俗尚诗歌，喜论说也。他邦之学，希人弗务。”又介绍希腊文教之兴盛，说：“希腊人喜藏书，古时仅有写本。至罗马国，其始椎鲁无文，皆希腊人教之……近人作古希腊人物表，经济、博物者一百五十二家，辞令、义理者五十四家，工文章能校定古书者十三家，天文算法者三十八家，明医者二十八家，治农田水利，多识鸟兽草木者十二家，考地理、习海道者十七家，奇器重学者九家，制造五金器物者六家，刻画金石者七家，建宫室者三十二家，造金石象者九十五家，诗人画工乐师四百家。”几乎全篇都在叙述希腊文教之兴盛，并在最后总结说：“希腊信西国文学之祖也。”*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六合丛谈》第1号，咸丰丁巳正月朔旦，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24—526页。很显然此时所说“文学”并不专指诗古文辞，而是近于文教，泛化为一切学问的指称*蒋英豪以“文学”一词指称小说、戏剧、诗歌为“新义项”，认为该文是新义项的开始。见蒋英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学”一词的变化——并论汉语中“文学”现代词义的确立》，《中国学术》2010年第26辑。此处解读与之不同。。 这可能与literature的涵义比较宽泛及其在历史上发生变化有关*Literature在历史上并不限于诗歌、小说等艺术形式，几乎可以指称任何“著述”。参见[美]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从第4号起，《六合丛谈》辟“西学说”一栏介绍Western Literature，此前所用“西国文学”改为“西学”来表达Western Literature，可见此时中西对译多为意译，“文学”与literature的表达存在多样性。虽然literature与“文学”的对译关系并不稳固，但从此后的几篇译文来看，与literature相关的poet等词汇的中文译名得以确定。《六合丛谈》第3号上刊载艾约瑟《希腊诗人略说》一文，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short Account of the greel poets。第7号，艾约瑟《西学说：西国文具》，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Bibliographical materials。第8号，艾约瑟《西学说：基改罗传》，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Cicero。第11号，艾约瑟《西学说：百拉多传》，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plato。第12号，艾约瑟《西学说：和马传》，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erature, Homer-thncydides。第13号，艾约瑟《西学说：阿他挪修遗札》，英文标题为western litreratue, Festal letters of Athanasius-Sytiae Scriptures。仅从标题来看，“西国文学”也并不专指诗古文辞。另一方面，这些中文译名的确定，对艾约瑟1880年开始翻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介绍西学分科中的“文学”有所帮助*艾约瑟关于西学分科中的“文学”有重要论述，另文详述。。

《六合丛谈》第2卷第1号上刊载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六合丛谈二卷小引》一文,介绍西国“学问之道无穷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纷赜变化，莫可端倪，前卷所载略备，而犹有未尽者，今再胪于篇” 。随后分别介绍了西国天算之学、地理之学、文学的发展。介绍“文学”说：“言乎人事，则文学为先。中国素称文墨渊薮，于他邦之好学，亦必乐闻。西国童孺，入学鼓箧，即习诗古文辞，风雅名流，类能吟咏。艾君约瑟，追溯其始，言皆祖于希腊。因作《西学说》，以是知此学之兴，非朝夕矣。”*伟烈亚力：《六合丛谈二卷小引》，《六合丛谈》第2卷第1号，咸丰戊午正月朔日，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第731、732页。“文学”被认为关乎人事，接近文墨，区别于天文、地理。

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通过中日之间的帆船贸易传入日本，对日本幕末明治初期接受西学新知有所影响。《横滨繁昌记》所记载的舶来洋书中包括《地理全志》、《六合丛谈》等*锦溪老人著，太平逸士校：《横滨繁昌记》，幕天书屋藏版，出版时间不详，第16、17页。。在中国，来华西人的著作持续产生影响，构成了华人对西学的最初认识。艾约瑟的文章后被香港《循环日报》所载，《申报》、《万国公报》先后从《循环日报》选录登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申报》1875年1月20日，第4、5页;《万国公报》第7年324卷，1875年2月20日，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第1册，第667—668页。转录时文字微有差异。。《万国公报》刊出的题名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但在页边题为《希腊为西学之祖》，“文学”与“学”通用。

与传教士介绍西学不同，外国使臣来华，对“中国理义、文学之盛”的认识成为请求与中国通商的理由。1867年，届临中外修约之期，福建巡抚李福泰的条说中引用英臣威妥玛之言云：“各国技艺材能不如中国理义文学之盛，国君亟欲相交等语。”*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611，第5199页。

西人来华后，为适应传教通商的需求，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成为问题。1869年，高第丕(Tarlton Perry Crauford)与张儒珍完成的《文学书官话》出版。英文书名为Mandarin Grammar，作者在序言中解释了成书意趣及其效用，说道：“文学一书，原系讲明话字之用法。西方诸国各有此书，是文学书之由来也久矣。盖天下之方言二千余类，字形二十余种，要之莫不各赖其各处之文学，以推求乎话之定理，详察乎字之定用，使之不涉于骑墙两可也。”*美国高第丕、清国张儒珍同著，日本金谷昭训点：《大清文典》，明治十年九月新刻，第1页。在晚清，此书较早用西方语法观念讲解中国“话字”。该书后传至日本，改称《大清文典》予以重刊，正如训点者在例言中所说：“近日于坊间得舶来本汉土文法书，其书曰《文学书官话》。”在日本更多用文典、文法来表达grammar，文学的此类用法并不多见。1871年，在《教会新报》第165期，所登《美华书馆述略》一文介绍美华书馆所印之书有《官话文学书》，归入译语之书一类*《美华书馆述略》，《教会新报》第165期，1871年12月9日，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第4册，第1611页。。

二、中外见闻中的“文学”

晚清西式新闻纸及译书机构逐渐出现，中外见闻因之扩张，相互之间的认识也逐步加深。新闻纸最初在广东沿海创设，随着五口通商后中西交流中心的北移，沪上报馆相继设立。《申报》馆最初设立时，在创刊号上发布告白：“求其纪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自我定位即为“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本馆告白》，《申报》1872年4月30日，第1页。。新闻流通的速率加快，就影响而言更胜于旧式书籍，其中的“文学”影响理应更大。

1872年，有消息称总理衙门至香港购买活板及各种印字机器，准备印书。5月27日，《申报》刊载文章回顾中西活板印书的历史：“中国活字之行始于宋，西国活字之行始于明，相去几二百年。中华为文学渊薮，实开泰西之先声。”*《附录香港新报》，《申报》1872年5月27日，第4页。因活字印书早于西国，产生了中华为“文学渊薮”的印象。对各国“文学”的印象并不限于自我。日本明治初年，西式学校开始设立，其文教因之大盛。《申报》报道日本捐费“兴学校，崇文学”之事说：“东洋地方，创建书塾，教习西国文学，已经纷纷告竣……该国兴学校，崇文学，于此已可见其大凡也。”*《日本近事》，《申报》1873年1月13日，第4页。“西国文学”指“西学”，“兴学校，崇文学”则指振兴文教。类似的用法还出现在兴学报道中。1874年11月14日，《申报》报道英国前任驻北京钦差葛公，自回英后，“平日以文学为消遣自娱之计，其所著作之文章，与阐发之议论，可以有益于世事者，屡属登于各馆新报，俾令各国之人可以采择而广见闻，亦习以为常事”*《与友论新报所论事》，《申报》1874年11月14日，第1页。。 12月3日，《申报》报道：“布鲁斯之伯灵京城内有文学士，拟欲鼓舞英才，提唱风雅，以为大会同志之举……爰于十阅月之前，拟开大社，明定章程，拟题考试。计其中分为数类，曰史学，曰天文地理，曰性理，归其命题各展才力……又有诗文著作，及拟作说部等书，亦可呈览。膺首选者，则给奖银三百八十五元……至拆封给奖之日，则凡文学士之曾经投卷者，无不毕来。”*《案首暴亡奇谈》，《申报》1874年12月3日，第3页。其中“文学士”涉足史学、天文地理、性理以及诗文著作、说部等书。

与《申报》注重中土新闻报道有异，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在京师创办《中西闻见录》则倾向于向中国介绍“西方天文、地理、格物等学”，并设“各国近事”一栏“录中土西邦一切新闻近事”*《告白》，《中西闻见录》第1号，1872年8月。。1873年9月，《中西闻见录》第14号，报道印度新闻纸数量在近十年内日见增长，“溯其所以日盛之原，实由各处添设学校而起。盖学校之益，不惟开茅塞，识文字，兼能使民求实学”，而力求改变此前“士恒为士，工商恒为工商……而秉教之婆罗门比丘者(即僧尼之流)垄断文学。其工商祗令执斧斤，权子母，不准识一丁”*《印度近事(增设新报)》，《中西闻见录》第14号，1873年9月，第24页。该文后来为1873年12月17日《申报》选录。的情况。文学指学校教化。类似的用法还出现在对欧洲东方文会的报道中。《中西闻见录》第16号报道欧洲各国在法国设立东方文会，学习“亚细亚各国文学”之事说：“泰西之专攻亚细亚各国文学者不少。近闻设立东方文会，于七月间学士大集于法京，共相砥砺观摩，讨论文策，以期广益。更选人将汉史译成。”*《法国近事(东方文会)》，《中西闻见录》第16号，1873年11月，第25页。1874年，该会又在伦敦聚集，《中西闻见录》第28号报道：“在会中有专讲埃及像形古文，有专讲巴比伦箭头古字者，有专讲亚拉伯回回国古文者，有专讲印度梵字古文者，不一而足。更有艾、理二先生，讲论中国文学极一时之盛事。”*丁韪良：《英国近事(东学文会)》，《中西闻见录》第28号，1874年12月，第22页。“中国文学”泛指中学。

如前所述，在《海国图志》中“文学”已成为专有名词，指称图书类型。此种用法此时得以延续。《中西闻见录》第21号报道英京之书籍博物院“所藏书籍不仅英国著作，实古今各国撰述丛集于此，总计共有一百数十万卷，每年增益者，亦不下数千卷。国史、文学、经济、杂家，无不全备。目录写本一千余卷”*映堂居士：《英京书籍博物院论》，《中西闻见录》第21号，1874年4月，第8、9页。。 “文学”与国史、经济、杂家并列，是英国书籍博物馆藏书类型之一，这已经具有学问分类的性质。此文在戊戌年间被改为白话，收入裘廷梁、裘毓芳父女所辑《白话丛书》中，在一段时期内具有影响*《英京书籍博物院》，《海外拾遗》，裘廷梁辑：《白话丛书》第1集，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第52页。。

“文学”指具体的分类学问，对此时的晚清人来说，并不陌生。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创办，傅兰雅(John Fryer)、金楷理(Carl Traugo Traugott kreyer)、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等先后担任翻译，除了翻译外国史地、格致等西学著作外，还翻译外国新闻纸供官绅阅看。1873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西报中即有英国学问分为“格致”、“文学”的记载：“同治癸酉年七月初十日至十六日西报(西历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四日)，英议官斯丹合请援照营律奖武例，饬备功牌量奖格致、文学之精通者，以示鼓励。相国格兰斯顿不从。”*[美]金楷理口译,姚棻笔述：《西国近事汇编》卷3，癸酉年，上海机器制造局刊印，第1页。封面题“光绪癸酉年翻译”，然癸酉年实为同治十二年。梁启超1896年《读西学书法》称《西国近事汇编》“所译者英国《泰唔士报》也”，“事实颇多”，为欲知近今各国情状者所最可读*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67页。。 其中“文学”显然与西文观念对应。

类似以“文学”为图书类别的用法，在传教士刊物《教会新报》中出现。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Faber Ernst)完成《德国学校论略》一书，寄往教会新报馆。《教会新报》第271卷将花之安自序及华人王谦如所题序列诸报内，并在卷首前言中介绍说：“书中有西学译著，圣教各种经书，兼天文、地理、算学、格致、海防、文学、武备、国史、医理等书之名。”*《德国学校论略书(序目录并序篇)》，《教会新报》第271期，1874年1月24日，第6册，第2953页。事实上，花之安该年完成的《德国学校论略》中所列“西学译著书目略”的分类为：圣经、经解、道学、历算、数学、地舆、游历、格致、艺器、海防、武备、医学、志乘、交制。其中并无“文学”*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羊城小书会真宝堂藏板，同治十二年镌，第60页。。 《教会新报》所说“文学”内容无从考证。

或许此种“文学”尚未有具体的指称，而在艾约瑟的用法中“文学”的内容则具体得多。此时除了新闻报道外，艾约瑟延续了此前对希腊国“文学”的介绍。在《亚里斯多得里传》一文中说：“当中国成周安烈之世，为泰西希腊国文学弥盛之时。耶稣降生前三百八十四年，亚里斯多得里生于希腊国之斯大该拉城……亚力散大嗜文学，重诗人，喜习医道之术，兼务格致之功，皆亚之所教也。”*艾约瑟：《亚里斯多得里传》，《中西闻见录》第32号，1875年4月，第8页。“文学”包括了诗、医道之术及格致等内容。

国人对外国的认识不仅来自新闻报道，还从直接交往获得认识。1872年11月23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因法国使臣热福理(Geofroy François Louis Henride)函称“法国文学苑”备书籍供给同文馆肆业泰西文字之用，希望与之交换书籍*宝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611，第8100页。。 法国文学苑与《海国图志》中的文学馆相似，具体指法国何种学术机构则不详。1874年夏，供职于江南制造局的郑昌棪得到英人麦丁富得力所辑书，后与林乐知将之翻译为《列国岁计政要》。其中记“法国学校”称：“国学有文学部大臣主持，乡间无塾，百分内有三十分不读书。”*[英]麦丁富得力编纂，[美]林乐知口译，郑昌棪笔述：《列国岁计政要》卷之三，《丛书集成续编》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274,329,370页。“文学部大臣”掌管国学教化之事。记载英国学校：“英国夙号文献之薮，近二十五年文学更盛。一千八百七十年，议院议定新章，凡属英之本省暨威立士地方一乡一镇，皆设初学义塾。”[英]麦丁富得力编纂，[美]林乐知口译，郑昌棪笔述：《列国岁计政要》卷之三，《丛书集成续编》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274,329,370页。记俄国学校“文学经费，由国库拨给银款一百五十四万一千八百六十三磅”[英]麦丁富得力编纂，[美]林乐知口译，郑昌棪笔述：《列国岁计政要》卷之三，《丛书集成续编》第5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274,329,370页。。其中的“文学”为翻译词，用来指外国的文教、教化。

从1875年开始，美国北长老会牧师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在上海所办《小孩月报》上连载《游历笔记》，“将前时返美国，所记各处经过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逐段详载，使看的人，直如同在游历之中”*《游历笔记兼地球说略》，《小孩月报》第10期，第2页。。其中记载经过日本所见明治初年效法西国的维新之政就包括“文学”，原文说：“现在日本许多事情效法西国，造铁路、开公司，一切例法、政治、刑罚、文学、制造、印书、房屋、道路、桥梁(石踏步改为平桥便于车行)，无不照西国的法子。”*《游历笔记(兼地球说略，前几次略将中国游历之处登载报上，现在要离开中国周游地球一转后来仍回中国也)》，《小孩月报》第17期，第7页。又记载希腊国：“古时百姓，都循规蹈矩，又有许多圣人写许多诗文，讲许多性理。又有人写天文、算法、地理、史鉴、列传、医道、博物、志异、文学、言辞、兵法等类，以后传至各国，作为西国文学之基。”*《游历笔记》，《小孩月报》第4卷第6期，第2页。所说“文学”既指政事类型，又是具体学问类别，还有如艾约瑟所说“西国文学”一类宽泛涵义。

三、“采西学”议论中的“文学”

庚申之变后，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建议*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下卷，《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1页。。 受西力冲击，中国原有的科举考试、学校、书院制度受到质疑，华夷观念的颠倒易位所催生的是对如何保守中国文物制度的忧虑。1869年，有消息称江苏巡抚自京都陛见回任后，因京城天文馆开办未果，欲奏请在中国各处挑选少壮文童二百人，前往各西国学习各等技艺。《上海新报》发表评论说：“惟是文童在中国从师受读经书，读毕文理通顺者，固不乏人，然未必尽人皆如是也。倘自幼出洋或五六年或六七年，于西国语言文字及天文技艺等学考教固精，他日返棹中华，于中华语言文学或恍如隔世，不俨然一外国人耶。”对于学习“中华语言文学”的办法，设想将文童分为数群，由熟悉经书，文理优者一人，率领幼童若干人，同往各西国，“每日于学习西国各学之后，仍教习中华书籍文理，庶文童中书籍、文理已有可观者，固无足畏，同在未解中国文理者，虽于外国本事学成，亦不致抛荒中华书籍、文理。是中西学问两不相妨矣”*《中外新闻》，《上海新报》新式第240号，己巳年七月十四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9辑581—590(07)，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第2044页。。 试图兼顾中西学问。

与派文童出洋的设想不同，变革科举考试的办法更切中时弊。1873年11月，《申报》连续登文论考试之事，认为考试取士之制为尽善尽美，但以制艺取士却有不足。针对专以制艺取士，限制人才的弊病，指出：“古人之文学、政事，原同一致，后人之文学、政事，竟判两途。”*《考试论中》，《申报》1873年11月14日，第1页。其补救之法“似当以圣门四科为首务，其余凡能有益世事者，皆可列为一科，以搜取多士，较之专用制艺者，似可多得英才”*《考试论下》，《申报》1873年11月15日，第1页。。 孔门四科成为突破制艺取士，汲取西学的思想资源，以探取“文学”与“政事”结合之道。

报纸议论多流于空谈，而由西人倡议设立的格致书院则立见实效。1874年3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建议创设格致书院，“欲以西学训导华人”*《拟创建格致书院论》，《申报》1874年3月16日，第1页。。随后引发学习西学的讨论。3月24日，《申报》上载文对拟创格致书院一事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制造事业不如西人的主要原因是：“今中国之所谓文人者，不过高谈制艺，动则曰吾代圣贤立言也。上焉者，则为理学，空言性道而已；次焉者则为文学，专工词章而已；又次焉者，则为博学，穷年考据者而已。”*《再书拟创格致书院论后》，《申报》1874年3月24日，第1页。力图改革制艺取士之下，“理学”空言性道，“文学”专工词章，“博学”穷年考据的弊病，以采纳西学。

上海格致书院创立后，厦门欲模仿设立格致书院采纳西学。《申报》刊文介绍西国书院之制，以救中国多因袭而少创新之弊：“西国之于人才也，其所以作育鼓励者，法较备于中国……各书院之中，新旧各项之书，无不齐备，天文、地理、测算、制造、耕种、商贾、开采、泛海、文学、武备等书，项项俱全。”*《论造就人才》，《申报》1875年9月2日，第1页。“文学”是众多西国图书分类之一，与《教会新报》中的用法相似。

与书籍类型相比，“文学”成为西学科目则亘古未见。1871年，曾国藩等人即会奏派遣子弟赴美学习，至1874年已经分批前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3—161页。。 针对赴洋学习，靡费巨大的问题，福州船政学堂法国教习迈达(L.Medard)上书左宗棠，畅言采纳西学的必要，并指出在本国建设学堂优于遣派幼童留学，将西学分为文学、艺学两种，原文说：“盖西学分为两途，曰文学，曰艺学。文学者，如躐丁飞躐各古文，西人重之，如中人之经史也。艺学者，如算学、格致、化学、天文、绘事等学是也。西国童子，约自十五岁，始习艺学，兼读古文，至年二十而学完。中人之习西学，宜读艺学亦明矣。惟将西国兼读文学之时，改读中国经史可也。是中国读书童子，亦可按照外国学堂课程，教以西学。”*迈达：《上左文襄公书(同治十三年四月亲呈兰州军次)》，《覆瓿赘谈》，据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影印，林庆彰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六编63，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第14—15页。文学与艺学作为西学之两类，中国自设西学堂可各有取舍。

另一种设学方案则以“文学”取代旧有的词章，成为专门之学。1863年3月11日，李鸿章即奏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署理南洋通商大臣李奏请设立上海学馆折稿(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杨逸等著，陈正青等标点：《海上墨林 广方言馆全案 粉墨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冯桂芬制定的《上海初次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中，规定功课“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上海初次议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杨逸等著，陈正青等标点：《海上墨林 广方言馆全案 粉墨丛谈》，第111页。。 但在1875年11月6日，《万国公报》选录上海《益报》的《广方言馆记略》一文中“词章”却换成了“文学”，文称：“上海之广方言馆为西学而设也……始创则李爵相主其议，冯中允桂芬定其规。馆分四，曰经学、曰史学、曰算学、曰文学。学生必择端谨聪颖子弟，年在十四以下者充其选……各因其质之所近而各为专门之学。”*《广方言馆记略(选益报)》，《万国公报》第8年361卷，1875年11月6日，第3册，第1673页。虽然1870年广方言馆移至上海机器制造局后，课程有所修改，在词章部分增加“课文”的详细内容*《计呈酌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杨逸等著，陈正青等标点：《海上墨林 广方言馆全案 粉墨丛谈》，第120页。，但未出现“文学”取代“词章”的情况。在后来人回忆中，广方言馆课程也是“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毛祥麟：《快心醒牖录》卷1，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林庆彰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五编88，第36—37页。。 为何出现这种差异，尚可存疑。

西学地位上升，学习外国语言文字成为评判“文学之士”的重要标准。1874年11月12日，《申报》刊文说学习外语“可于将来办理外务，为一妥便……西人之论士也，以为于学内应兼通各异邦之语言文字，方可称为文学中之佳士也”*《士崇实学》，《申报》1874年11月12日，第1页。。 1875年，有消息说，中国王大臣及通商各大臣奏请西学设科，并请简派钦差往东西各洋，商酌通商大小各事，以后再设领事诸官前往外国。8月3日，《申报》刊文以英国为例，说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说道：“其与中国通商而后，凡英国文学之士与贸易之人，大半能通中国语言文字。”*《阅万国公报录载中国王大臣请设西学科目各疏书后》，《申报》1875年8月3日，第1页。“文学之士”和“贸易之人”相对，须通习各国语言文字。

此时所认为的学习西学，很大程度是指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有人怀疑学习西学虽有王大臣奏请朝廷允准，恐仍归于不能举行，《申报》载文说：“中国因欲学其制造开采之法，已将其化学、算术、制造、开采以及各项有用之书，翻绎为华文，皆有益国计民生之事……曷不设学，令人习其语言文学，再将其治国、理财、用人、练兵以及各项有用诸书，尽行翻绎，俾可行于中国，与圣教不相悖者……然欲翻绎必先能通其语言文字始。”*《论学习西学事》，《申报》1875年8月4日，第1页。“语言文学”与“语言文字”通用，被视作翻译西书之始。

向西人学习同时，西人身任武事者必兼有“文学”的经验也被接受。1875年12月，《申报》连续刊文与人讨论武科改制问题，认为武科“最妙当选读书人，使之兼文武，而后能济事也……查泰西各国，重文士兼重武弁，其身任武事者，必兼有文学。中国则以文学为重，故人家子弟，令其读书则欣然，令其当兵则戚然……用武科甲，究不如练文武兼备之人也”*《答来书》，《申报》1875年12月2日，第1页。。 “文学”与武事相对，被认为是武臣所应当兼习之事。

与西学重实际相对比，有人反思中国格致偏于无形之因。1876年6月22日，金陵董觉之参观格致书院后，著论总结中国古代之格致说：“及武侯造木牛流马，运动如生，图式虽存，而得其传者盖寡。自时厥后，讲求文学之朝，蒸蒸日上。晋讲字学，唐取诗学，宋尊理学，元尚画学，明重经学，惟于制器尚象之学，能殚心竭虑，专门名家者仅有其人矣。”*金陵董觉之：《论格致之学》，《格致汇编》第1年第7卷，1876年8月，第11页。其中“文学”指有别于格致的所有学问，包括晋代字学、唐代诗学、宋代理学、元代画学、明代经学。这是“文学”流变中的又一种情况。

综上所言，鸦片战争前后，西人来华所造成的语言接触，使得相关“文学”事物应运而生，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出现了显著变化。来华西人出于传教、通商及学习中国语言的需要，所使用的“文学”各与西文观念对应。在本土发行的新闻纸中，“文学”观念因事而异；在“采西学”的议论中，人们对“文学”各有取舍，既有前所未见的西学科目，又延续了古代已有的用法。旧义与新变共同发挥影响，是中国使者出游带来新事物、新观念之前，“文学”流变的主要特征。

中国学问的发展自有统系，并无分科的“文学”。近代受外来影响后，中国古代原有的“文学”二字的复杂涵义仍然长期制约着人们的认识，并决定了“文学”成为分科后的学术重建。1876年，《申报》刊载一组文章讨论官员考试中“政事”与“文学”的取舍关系。“呆呆子”投稿反驳官员不必试“文学”的观点说：“经济不从学问而来，终是苟且涂饰……岂但文官须学，即如吴之吕蒙，唐之李勣，宋之狄青，何莫非折节读书而后成其为一代名将……至谓李杜文章，有唐冠冕，沈湎迂拘，为政必非所宜。引之为文学、政事不能相通之证，此乃拾人牙慧，皮相之谈，乌足以知李杜……赵宋积弱，其病在空言理学，而非偏重文学。王介甫乃用违其才之过，倘使列侍从之班，文章华国，足媲韩苏，又何致来吕惠卿辈逢迎附会，流毒无穷。”*呆呆子：《驳官员不必试文学论》，《申报》1876年4月22日，第1页。文学与政事相对，袭用了孔门四科的用法，近似于学问与经济的关系，但又与“理学”对举，转而特指李杜所擅场的文章之学，足见其因时因地而异。

延至清末，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时，在分科框架下讲授“国学”。他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又说：“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章氏学：《文学总略》，《国粹学报》第67期，1910年6月26日，文篇。太炎旨在批驳时流以美感为“文学”特质的观点，最大范围地“定谊”了“文学”的范畴。在后来受西洋文学观念影响的趋新者看来，“章先生是位小学家，他只拘于故训，不以主观的眼光，去看文学的本体；所以他把文字Language同文学Literature两件事浑合在一处”*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第186页。。这种看法却已不能理解前人的立说旨趣及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