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 波

“激烈派第一人”是刘师培早年所用的笔名，如果联想到他在政治活动中让人眼花缭乱的身份转换——从满清举人到立志“攘除清廷、光复汉族”①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卷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本文简称《遗书》。，到加入同盟会的反清斗士，再到密附端方、刺探情报的“侦心探龙”②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3—364页。这一评价是鲁迅戏拟刘师培所推重的《文心雕龙》，而将其讽刺为“侦探”。，直至劝赞袁世凯复辟帝制，列名“筹安六君子”——这倒与他“敢作敢为、勇往直前”③刘师培：《论激烈的好处》，《中国白话报》1904年第6期。的主张颇为相符。朱维铮先生曾指出，刘师培在学林与政坛表现出两面性：“属于纯学术的一行，特色是‘不变’，而属于藉学术论政的另一行，特色则是‘善变’，并且是倒行式的变化。”④朱维铮：《导言》，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卷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允称鞭辟入里。不过若具体细化到刘师培在学术上的认识，其情形也比“不变”要复杂得多。他家传《左传》之学，却更心仪三“礼”；倡扬国粹，却又汲引西学；推重骈文，却又积极倡导白话；以新学术体式撰写文学史，却又被奉为北京大学中保守一派的代表⑤1919年2月18日《公言报》登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以为其时北京大学文科有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派，“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在他身上，旧传统与新文化交互影响，痕迹鲜明。其文章学论述，正是这一特征的典型映现。

一、自古词章，导源小学

1903年春，刘师培赴开封参加会试，结果未能入选，在“我亦天涯感沦落”⑤刘师培：《癸卯夏游金陵》，《诗录》第一卷，《遗书》本。的失望情绪中，他于该年夏天转赴上海，正式踏上论学、论政的人生道路。他之所以能很快获得当时学界的关注，则不能不提及其汉学家背景。章太炎所称道的“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七》(1909)，刘师培：《遗书》卷首。，正以刘师培的经学素养为基础，如同两人订交之际章太炎所述：“上海市井丛杂，文学猥鄙，数岁居此，不见经生。每念畴昔，心辄惘惘。仁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章太炎：《与刘光汉书一》(1903)，刘师培：《遗书》卷首。又如张继《遗书·序》声言：“申叔务为深湛之思，经学最胜。中以《春秋左氏传》、《周礼古注集疏》致力尤勤。”论学而突出其经学家身份，实为当时共识。具见心气极高的章太炎对于刘师培的欣赏与期待。刘师培深受乡邦的扬州派学术熏陶，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汪中、黄承吉等著名学者，都或从学术观念，或从治学方法上给予他较大的影响。扬州之学有专、精之长而主于会通*张舜徽认为清代学术“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见《扬州学记自序》，收入氏著《讱庵学术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719页。，而刘师培更具备令人艳羡的“三世传经，及身而集大成”*汪东：《序》，刘师培：《遗书》卷首。的家学渊源，其曾祖文淇、祖毓崧、世父寿曾、父贵曾世传经学，尤精《左传》，“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盛，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隆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师培：《遗书》卷首。。拥有这样的知识系统，再联系传统古文经学注重小学，强调由声韵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治经，注重学必征实，推溯源流，则刘师培以“作文之道，解字为基”*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遗书》本。作为文章论的基石，就不难想见了。

刘师培论述文章首重小学，强调“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刘师培：《文章源始》，《左庵外集》卷13，《遗书》本。，反映了以小学为文章之本的观念，这是对汉学家文章观的承继。他受到西学区分字类的启发，从王引之《经传释词》与刘淇《助字辨略》等小学著述中发掘出古人分析字类的研究方法：“近世巨儒，如高邮王氏、名隹山刘氏，于小学之中，发明词气学，因字类而兼及文法，则中国古人亦明助词、联词、副词之用矣。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类之证也。”可惜的是后人论文，往往拘守在文章本身寻绎法度，重视文法而忽略字法，“后世字类、文法，区为二派，而论文之书，大抵不根于小学，此作文所由无秩序也”*刘师培：《论文杂记·序》，收入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482页。字类分析法方面，刘师培认为刘淇有“创始之功”，但是“所分三十类未免过繁”，而且只限于虚字；故而他通过比较《马氏文通》与日人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的分类方法，合其所长。见《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三十六课《字类分析法述略》，另参章太炎：《再与刘光汉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0页。。这一弊端成为刘师培首提小学的现实动因，并促使他撰《文说》以供人取资：“震旦文人，会心言外，或知其当然，昧其所以。而字类分区，文辞缀系，咸矜自得，罕识本源，学者憾焉。”*刘师培：《文说·序》，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22页。

《文说》最早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但是并未完稿，现存仅五篇，在体例上如其自述“隐法《雕龙》”。如果考虑到《文心雕龙》前五篇所谈论的都是“文之枢纽”，属于全书理论基础的话，那么《文说》的这五篇也不妨可被视为刘师培文章论的总论。而其首章即为《析字篇》，以开宗明义的方式突出了小学对于文章的意义：“自古词章，导源小学。盖文章之体，奇偶相参，则侔色揣称，研句词，使非析字之精，奚得立言之旨？故训诂名物，乃文字之始基也。”*刘师培：《文说·析字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24页。从古典文学的实践来看，小学是优秀作家不可或缺的素养：“作文之道，解字为基。故刘彥和有言：集字成句，集句成章。又谓观乎《尔雅》，则文义斐然。岂有小学不明而能出言有章者哉？夫小学之类有三：一曰字形，二曰字音，三曰字义。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训诂无据，施之于文，必多乖舛。今之学者，于长卿、子云，咸推为文苑之雄，岂知司马所作《凡将》，子云作《训纂》，固俨然小学之儒哉？则文学基于小学彰彰明矣。”*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遗书》本。刘师培从正反两个方面，极力证成这一观点：“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然字各有义，事以验名，用字偶乖，即背正名之旨。观古代鸿儒，铨绎字义，界说谨严，不容稍紊。”*刘师培：《文说·析字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24,9525,9526,9526页。这是重视小学的一面；另一方面，“后世文人，用字多歧”，“学士文人，互相因袭，用之文字，播之诗歌，字义之淆，自此始矣”③刘师培：《文说·析字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24,9525,9526,9526页。。两相印证，不难得出结论：“前世之文，字必师古，周秦故训，赖文以传。后世之文，字必背古，俗训歧义，因文而兴。岂非小学之蠹哉？”④刘师培：《文说·析字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24,9525,9526,9526页。

那么，该如何将小学归并入文法当中，提供可操作的样本呢？刘师培的《中国文学教科书》给出了答案。这原是刘师培为1905年国学保存会开办的国学讲习会所编纂的教材，计划编写十册，但最后仅有第一册成稿出版。此书共分为三十六课，第一课标题即为“论解字为作文之基”，可谓解题之笔；接下来分论字音、字义、字形的起源；第五课从实字、半虚半实字与虚字入手，分析古代字类；第六至十四课讨论汉字构造，以六书为主；第十五至十八课介绍字体变迁；第十九至二十四课关注字音；自第二十五课开始讲授韵学；自第三十二课开始专论训诂；最后一课为字类分析法。这一册定位为“国文入手之阶梯”，主要内容则是教授汉字的音、形、义，完全可以纳入小学的知识谱系，这样安排的出发点在于：“盖不通小学不能读古书，不读古书奚能工文？故此编所列，为读古书之门径，实则工文词之基础也。若以深文奥义目之，岂其然哉？”⑤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序例》，《遗书》本。

讲论文法而重视小学，在现代的文学概念尚未普及之际，实为较普遍的见解。像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十六篇中，就有四篇在讨论字形、音韵、训诂的变迁以及虚字等各种修辞手法；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虽冠名“文学”，但其首篇《起原》也是在讨论六书等小学内容；甚至直到1939年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在上古部分的《文章原始》中，他还抄掇刘师培的论点，不忘重提“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的旧话。但是这些论述无论在所占的篇幅，还是理论上的定位，无一例外都仅仅限于强调小学的基础作用而已。

刘师培的表现则“激烈”得多。他编写的《中国文学教科书》，从现代学术标准来看，改名为《中国小学教科书》也许会更为切题。他执着地根据对“文”之本意的推求，来否定后来兴起的“文集”的合理性，将集部的渊源归于子部；甚至在《论文杂记》、《文说》、《文章学史序》、《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著述中，从源流角度把历代有名的作家与诸子流派一一对应。为了突出小学的重要性，他夸张地指出“工文之士，必出于小学家”，进而以小学家的素养来要求为文之士：“今欲文质相宣，出言不紊，其惟衷《尔雅》以辨言，师许君之《解字》。心知其意，解释分明，庶立言咸有渊源，而出词远于鄙倍矣。若夫未解析词，徒矜凝炼，是则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耳，乌足以言文学哉!”⑥刘师培：《文说·析字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24,9525,9526,9526页。这些论断虽然多少有汉学家影响的痕迹*《论文杂记》(朴社1928年版)的校印前言就提及这一问题：“大抵汉学家论文，推究文字本义，故谓文章取义于藻饰；辨别文词性质，故又谓论文宜根于小学。前义阮氏元主之，后义王氏引之发之，而刘氏则兼取其长。故即汉学家文论而言，刘氏所论，已非阮说所得范围。”实际上在刘师培的文章论体系中，前者居于中心位置，而后者被视为理论基石，不过刘氏所论对两者的既有内涵都有很大的超越。，但是刘师培显然走得太远。而当他运用小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公众认知层面的“文章”时，就不免发现大家的理解都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从而有正名的必要了。

二、文章正名：缘起与超越

刘师培从解字析义的角度来界定文章的内涵，这多少与当时盛行的“古文辞”的刺激有关。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作为选本典范的桐城文章，在清代中后期有宗派之目，“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如姚氏、曾氏所选古文是也)。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刘师培：《文章源始》(1905)，《国粹学报》第五期。又见《左庵外集》卷13，《遗书》本。。既然姚鼐、曾国藩等领袖人物所倡导的文体并非“文章”，那么该如何去除习俗的成见呢？

刘师培首先采取的策略是字义溯源。他指出：“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于孔子作《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人言文合一，故借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之训相符。故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沈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493—9494,9515—9516,9496页。更详细的相近论述，可参《文章源始》。从训诂而言，文、字皆有可训为“饰”，因此凡是有文饰意义的事物，上古都可称为“文”，后世的文章只是其中之一。此后随着语言的发展，“文”的涵义渐渐固定为文章，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具备缘饰特征的言词才有资格被称为“文”。根据这一标准推演，当然只有中古时代的韵语俪词最能符合，这是刘师培溯源正流逻辑的必然结果。

可是占据文坛主体地位的“文章”毕竟是自韩、欧一脉而下的古文，这是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如何克服这一现实障碍？刘师培以釜底抽薪的手法，直接否定了“古文辞”的合理性。他仍然从自己擅长的小学入手，通过训释字义而达到正名的目标：“近世以来，正名之义久湮。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合记事、析理、抒情三体，咸目为“古文辞”。(如姚氏选《古文辞类纂》，其最著者也。)不知‘辞’字本义训为‘狱讼’”，“又《说文》‘司’部下云：‘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是‘词章’、‘词藻’诸字，皆作‘词’而不作‘辞’。而‘词’字又训为语助。凡古籍‘言辞’、‘文辞’诸字，古字莫不作‘词’，特秦、汉以降，误‘词’为‘辞’耳”，“后世习俗相沿，误‘词’为‘辞’，俗儒不察，遂创为‘古文辞’之名，岂知‘辞’字本古代狱讼之称乎？甚矣，字义之不可不明也。”③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493—9494,9515—9516,9496页。更详细的相近论述，可参《文章源始》。既然桐城派盛称的“古文辞”原本就不成立，那么其作为“文”存在的合理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可是韩、欧以降古文的流行毕竟是无法否认的现实，刘师培在贬抑古文的同时采取了易名的策略：“即两宋文人，亦以韩欧为圭臬。试推其故，约有三端：一以六朝以来，文体益卑，以声色词华相矜尚，欲矫其弊，不得不用韩文；一以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言，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一以宋代以降，学者习于空疏，枵腹之徒，以韩欧之文便于蹈虚也，遂群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之正宗矣。世有正名之圣人，知言之君子，其惟易古文之名为杂著乎？”④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493—9494,9515—9516,9496页。更详细的相近论述，可参《文章源始》。在刘师培的阐释话语当中，古文的出现虽然有时代性的必然因素，但其主要特征被限定为“空疏”*刘师培对桐城派评价甚低，以为“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见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497页。，而名实相称的称呼应该是“杂著”，于是古文作为“文”的资格最终被褫夺。

至此刘师培对“古文辞”的消解已经完成，但是这样显然还不够。既然世俗通行的“古文辞”根本不配被称为“文”，那么作为本真意义上的“文”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哪些文词方可具备这一资格？因而刘师培必须完成对“文”的建构，才能使自己的论断圆满丰盈。他的这一努力集中体现在《文说》的《和声篇》与《耀采篇》当中。刘师培首先从声音与文字的关系入手：“太古之文，有音无字。谣谚二体，起源最先。谣训‘徒歌’，谚训‘传言’。盖言出于口，声音以成，是为有韵之文，咸合自然之节。则古人之文，以音为主。”*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30页。认为文字产生以前，文章的状态以合韵为主。接下来刘师培从经典文本的角度，论定文多用韵：“况三代之时，学凭记诵。师儒之学，口耳相传；经典之文，声韵相叶。故声教记于《禹贡》，文言著于羲经，太学锡成均之名，四教为乐正所掌。而六艺之文，诸子之书，莫不叶音而足语，立均而出度。试观《周易》六爻，《尚书》二典，老聃传《道德》之经，屈子作《离骚》之赋，以及箴铭垂训，钟鼎镂词，凡兹古籍，半属韵文。况诗以调律，乐以播音，嗟叹永歌，引宫刻羽，用之邦国，被之管弦，审音之精，此其证矣。”*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30—9531,9533、9534、9536，9540页。不过经典之文多数可以被归入经部，因其毕竟与文章不同，其用韵情况只能算作是文的源头，具体情形还有待于衍化深入：“秦汉以降，文体日滋。然集字为句，骈异而同，抽句匪只，摛词非单，而骈字以音为主，偶文以韵为宗”；“及齐梁之间，文士辈出，盛解音律，始制四声”；“隋唐之际，韵学日精。”②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30—9531,9533、9534、9536，9540页。自此声韵之学已经完全成熟。“是则论乐之理，通于论文，和声之章，斯能鸣盛。观史迁论文，自取曲终而奏雅；昌黎诠道，亦谓气盛则言宜。妙达此旨，方可言文。昔梁元帝之论文也，谓‘宫徵靡曼，唇吻遒会’，刘彥和《文心雕龙》，亦曰‘声不失序，音以律文’。欲求立言之工，曷以此语为法乎！”③刘师培：《文说·和声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30—9531,9533、9534、9536，9540页。通过这番沿波讨源的努力，刘师培确立了声韵和谐之于文章的必要性。

不过仅此而言,刘师培的声韵理论显然与文学史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他所反对的古文辞固然难以声韵衡之，但是大量的骈文同样也不合韵律，如何解决这一理论上的缺陷，从而使这一类作品也符合“文章”的要求？刘师培抓住这些作品雕缋满眼、讲求藻饰的特点，将之与“文”训为“饰”相勾连，从而弥补了这一理论缝隙：“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刘师培：《文说·耀采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41,9545页。接下来再联系文学发展情况，与之相互印证：“由古迄今，文不一体。然循名责实，则经史诸子，体与文殊；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这可由三代文体反映出来：“诗赋家言，与六艺九流异类；文苑列传，共儒林道学殊科。自古以来，莫之或爽也。”此后东周以降，“文体日工”，多“为对偶之文”；“西汉文人，追纵三古”，“胎息微萌，俪形已具”；“殆及东汉，文益整赡”，“揆厥所作，咸属偶文，用字必宗故训，摛词迥脱恒谿”；“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叶，旧涩而新谐”；“厥后《选》学盛行，词华聿振，徐庾迁声于河朔，燕许振采于关中，排偶之文，于斯为盛”。既然骈体在历代流变情况如此，不妨可以得出结论：“是则骈文之一体，实为文类之正宗。”*刘师培：《文说·耀采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41—9543页。《文章源始》也有类似的说法：“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

至此刘师培为文章正名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从声韵与词藻两方面对文章进行界定，骈文被推举为正宗，从而构成了对古文独盛局面的挑战。但是其理论建构虽然得以初步完成，如果不能结合文章典范，对此加以证成，其说服力无疑尚存疑问。对于“文章正轨”，刘师培虽然也提出过“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刘师培：《文章源始》，《左庵外集》卷13，《遗书》本。的论调，但他也清楚在一般舆论当中，六朝骈体声誉并不太好：“或谓梁陈之文，务华而不实；诗人之赋，由丽而入淫。虽矜斧匠之工，恐贻俳优之诮。”*刘师培：《文说·耀采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44页。其中桐城派对于六朝之文态度尤为鲜明，《古文辞类纂序目》甚至对此期的古文也加以贬斥：“古文不取六朝人，盖恶其靡也。”骈文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能将骈俪之作溯及公认的经典作品，确立其承传关系，自然能够使骈文正宗说更具备气盛言宜的功效。这一“选文以定篇”的努力，最终由其对楚辞的推溯、标举而实现。刘师培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认为楚辞秉承了《易》、《书》、《诗》、《礼》、《乐》、《春秋》诸教的遗义与精神，内容丰富复杂，隐含了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多种体制，其文本有资于读史、考地、多识及韵学。而且楚辞上承风诗之体，下开词赋之先，情文相生，华实相副，实为文章典范。将骚体推向如此重要地位，自然不是无的放矢，原来楚辞一体“信夫骈体之先声，文章之极则矣”⑧刘师培：《文说·耀采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41,9545页。。由于楚骚历来被认作是古典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因此将骈体的根源归结于楚辞，无疑使之获得了纯正的血统，文体卑靡的忧虑不复存在。

刘师培为文章正名的举措，隐有与桐城相抗的意味。他在《甲辰年自述诗》(第四十八首，1904)中就清楚地表述过相关看法：“桐城文章有宗派，杰作无过姚刘方。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不过更多的影响应该来自于乡邦之学。扬州本来就与选学关联密切，李善的老师曹宪在扬州以《文选》授徒，传于一郡。刘师培奉为学文榜样的汪容甫为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以骈文擅名当世。而阮元揄扬骈体，特别是对于文、笔的分疏*阮元曾以文笔为题策问诸生，可以参考收入《揅经室集》当中的《学海堂文笔策问》以及《学海堂集》收录的刘天慧、梁国珍、侯康、梁光钊诸人的《文笔考》。关于文笔之辨，学界成果甚多，时间较早而有代表性的，可参郭绍虞：《文笔与诗笔》，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魏晋六朝部分第二章“文笔之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更成为刘师培为文章正名的重要学术来源。阮元重视骈体“用韵比偶之法”，认为“单行之语”不得称为“文”：“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阮元：《文言说》，《揅经室集》三集卷2，四部丛刊本。而“古文”一词古今义殊，“古人于籀史奇字始称古文，至于属辞成篇则曰文章”*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揅经室集》三集卷2，四部丛刊本。，真正的“文”应该以《文选》为旨归，“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集》三集卷2，四部丛刊本。。阮元认同刘勰所说的“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但也要面对《文选》所选的“文”并不完全用韵的难题。对此他采用了扩大“韵”之内涵的办法：“梁时恒言所谓韵者，固指抑脚韵，亦兼谓章句中之音韵，即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阮元：《文韵说》，《揅经室集》续三集卷3，四部丛刊本。这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弥缝了理论的罅隙，但实际上亦有不押韵的骈文，而被视为“文”的对立面的“笔”，反倒有用韵的现象。同样，阮元在界定文章内涵之际，虽然声言“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⑥阮元：《文韵说》，《揅经室集》续三集卷3，四部丛刊本。，但他主要的着力点放在声韵方面，而对于讲究形式美的翰藻则颇有保留，尽管他极力为骈体正名，却最终只是得出骈体“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⑦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集》三集卷2，四部丛刊本。的结论，在价值判断上表现出两面性，也暴露了他立论的不够彻底。

刘师培的骈文正宗说虽然受到阮元观点的启发，却表现出理论上的超越性。他从小学入手，广徵典籍来证成“文”具有修饰性内涵，认为“文章”当取“藻绘成章”之意，因此“笔之于书，亦必象取错交，功施藻饰，始克被以文称。故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沉思翰藻为文也”*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左盫集》卷8，《遗书》本。，这就从训诂与文献角度弥补了阮氏的疏陋与不足。他对“古文辞”的驳斥，也远比阮氏简单地将“古文”认作古文字范畴要充分。《论文杂记》、《文章源始》对各代文章“以偶体为正”现象作出细致梳理，《文说·宗骚篇》将楚辞定作骈体源头，则自创作实绩方面丰富了阮氏论断。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刘师培专门以第二课讲解“文学辨体”，对文笔之说细引材料加以条辨，认为“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页。。这样就通过强调对偶这一形式特点，将不押韵的骈体也纳入“文”当中，突破了“有韵为文”的限定。当然，更重要的超越在于，刘师培在重视声韵的同时，花费大量篇幅论述文章必须具备藻饰特征，使阮氏理论中这一薄弱环节得到填充，从而最终从溯源、界定、典范三个层面完成了骈体的正名*在这一问题上，可参看黄侃的看法。他以为：“六朝人分文笔，大概有二途：其一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其一以有文采者为文，无文采者为笔。谓宜兼二说而用之。”(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序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这与刘师培集和声与耀采于一体的方法如出一辙，考虑到刘、黄二人的交往游从及师弟关系，黄侃此说当有刘师培的影响因素。此外黄侃认为将“笔”逐出文章范围与文学事实不符，虽然本意出于尊文，结果却导致文体狭隘，因而对阮元的论点多有保留：“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屏笔于文外，则与之对垒而徒启斗争；合笔于文中，则驱于一途而可施鞭策。阮君之意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学者诚服习舍人之说，则宜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古今虽异，可以一理推，流派虽多，可以一术订，不亦足以张皇阮君之志事哉？”(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总术》，第210页)这一观点与刘师培后期的看法相符，两者可以合观。。

当然刘师培以小学为基石、以声韵与辞藻为两翼的骈体正宗说在理论上也并非无懈可击。且不去说将三代典籍中语体形式上的偶对句式追认为文体意义上的骈体的远源，是否具有合理性；就是他严于文笔之辨，将“笔”逐出文章范围，这也仅仅是片面理解了六朝之际方才兴起的文笔区分观点，如同《文心雕龙·总术》所说的“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名两，自近代耳”*黄侃撰，周勋初导读：《文心雕龙札记·总术》，第214页。，而不去顾及此前的理论空白；同样当他固执地坚持文章主于藻饰的界定，将韩柳文章完全排斥，也是漠视文章内涵与创作实践代有更替的现实，不免陷入以古律今的矛盾；至于他一面痛诋桐城派，一面却又宣称“天下文章在吾扬州耳，后世当有公论，非吾私其乡人也”*南桂馨：《序》，刘师培：《遗书》卷首。，就更是重蹈他人覆辙而落入窠臼了。然而这并非刘师培文章论的全部，这些观点激烈而具有倾人心魄力量的看法，大多出于他的早年论学之作。当刘师培再次以学者的身份回归，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的内容中却已悄然更动了相关认识。

1917年秋，刘师培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门教授，开始讲授中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相关内容既有他自己编定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又有其学生罗常培整理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虽然刘师培依然强调“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6,1页。，但如果细致体察刘师培所讨论的具体篇章，就不难发现这一界限已被他自己突破。如讲义第三课为论列汉魏文学变迁而附录的十二篇文章中，就不乏书、表、论、疏、议等六朝时期所公认的“笔”；讲论齐梁文学时所涉及的任昉，在当时更以“笔”著称。特别是讲述专家文之际，刘师培对文章直接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文章之体亦有三：一为诗赋以外之韵文，碑铭、箴颂、赞诔是也；一为析理议事之文，论说、辨议是也；一为据事直书之文，记传、行状是也”*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绪论》，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58—9559页。，可以明显看出前后认识的差异。《史记》、《汉书》、《后汉书》自应属于史部，此时却成为讲授的重点内容；甚至还有专门一节讨论《史》、《汉》句读；傅亮、任昉长于笔，也获得了“词令婉转轻重得宜”、“文章隐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滞，毫无痕迹，潜气内转，句句贯通”*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各家总论》，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63页。的高度评价。由此可以看出，刘师培在具体认识上逐渐修正了前期论点的偏激，使其理论在对阮元超越的同时，完成了对自身缺陷的弥补，从而实现了双重超越。即使是著述的名称，也暗暗透露出学术路数的变化，以往拘守于“文”的界限，现在则将此前排斥的内容一并纳入，以“文学”的形态兼容并蓄，从而使文章趋齐于文学，逗引出学术的现代气息。

三、新旧交织：从杂记到文学史

刘师培为骈文正名的努力，最终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与其对立面古文一道趋向式微，这或许有些出人意料。不过刘师培推尊骈体还隐约有与西学相抗衡的意识，却似乎一直未能引起关注：“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⑥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6,1页。这一开门见山的表述，反映出骈体作为“国粹”而具有的独特价值。当刘师培极力为“旧”正名，却还要想着去应对“新”的挑战，他怎样才能在两者之间切换自如？

不妨先来看看刘师培的自白，他在《甲辰年自述诗》(第八首，1904)中写道：“高邮王氏確山刘，解字知从辞气求。试证西方名理学，训辞显著则余休。”小注则提示“余著《国文问答》、《国文杂记》，又编国文教课书”。诗歌的写作时间与他早年的《论文杂记》(1905)、《文说》(1905)等文章论述几乎同期，对王引之、刘淇等人小学见解的表述，也与之互相发明*关于此诗，可以参考刘师培在其他场合的论述：“中国分析字类之书以確山刘南泉《助字辨略》为最古，嘉兴钱泰吉称为引据该洽，为小学创例。然其书所列者仅助字一门，于连词介词副词悉以助字该之，至有以助动词而入助词者。且徵引该博，以之存古训则有馀，以之启后学则不足。王氏《经传释词》较《助字辨略》尤为精确，其所举者亦以虚字为主，但所举之字有以助动词为助字者，甚有以代词为虚字者。此则中国字类无界说使然，非可尽责王氏也，且王氏创始之功亦岂能没哉？”显然刘师培意在取法西学，以弥补传统小学在分析字类方面的不够精确，并希望按照这一方法作成课本来启迪后学：“编国文课本当参酌东西文之法以为之。”见刘师培：《国文杂记》(1903)，《左盦外集》卷13，《遗书》本。。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抉发传统国学的学术资源，而是强调将之与西方名理之学相互印证，这就提示了一种以西证中的学术路径。

实际上这也是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为目标的国粹学派处理旧学与新知的主要手法*对于国粹派的专门研究，可参考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帆曾详细罗列刘师培著述中所徵引的西学书目，并据以讨论其以西释中、立足传统的治学方法，参氏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第二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另参王东杰：《〈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作为学派中坚人物和《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刘师培对传统学术怀有温情的敬意，但在西风海雨逼人的时代思潮下，也必然面临守旧还是趋新的文化压力。醉心西学、全面倒向西方自然为他所不取*这从刘师培对文体的选择中可以得见一斑，他非常不满地指出，“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484页)表现出对当时流行的“东瀛文体”的不屑，这实际上反映了他的文化取向。，但是如何取得新旧之间的平衡也确实让人踌躇。学派同人从世界经验中得到了启发：“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既然从爱国保种的目的出发，必须首先保存传统学术中的精粹，而国学又面临在西学强势影响下濒于消亡的窘境：“维今之人，不尚有旧，自外域之学输入，举世风靡。既见彼学足以致富强，遂诮国学而无用。”那么不妨执两用中，取其会通：“思想日新，民智日瀹，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藉晳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刘师培：《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1907年第26期。就这样，先振古学后发新知，以新理而言旧学，成为国粹学派的共识。

杂记之类的早期论述就是刘师培以西释中的尝试，这其中“名理学”的影响尤其显著。虽然在《论文杂记》的序言当中，他不嫌辞费地极力举例证明，古人早就明白名词、代词、形容词、静词、状词、助词、联词、副词的功用，但实际上他也深知与西学相比较，古人在字类分析上并不精确。职此之故，对名理学的讲求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刘师培的话语系统中，名理学这一名称并不固定，从其用例来看，与名学、论理学多相通用，实即今天所说的逻辑学。当时所能看到的名理学著作，主要是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一般以为，《穆勒名学》8卷本1905年方由上海金粟斋刊行，故而刘师培可能是辗转通过其他译述才接触到名学。不过严复在1901年8月6日致张元济的信中曾自述“刻《名学》部甲已讫”，(严复：《与张元济书·十一》，《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4页)则此时甲部当已刊行。从刘师培所引用的“穆勒氏所谓求诚之学”来看，他所见到的当为严复译本。邹振环：《金粟斋译书处与〈穆勒名学〉的译刊》,《东方翻译》2011年第2期。认为此书曾于1902年与1905年先后两次刊刻。此文还提到，金粟斋译书处1902年出版有刘淇的《助字辨略》。。此书非常重视语言分析，以为这是名学的基础，强调欲观物宜先审名，因为“夫名学者知言之学也，言必有名；使于名之义蕴昧然，则无以察言，而知言学废。故正名之事不仅以敕过已也，欲知言先正名，其事有不容已者”*[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穆勒名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8页。刘师培重视名学，可能受到了此书认为名学统治其他诸学、是各学本原这一观念的影响。严复自己也认为“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严复：《与张元济书·十二》，《严复集》第三册，第546页。)。如果将这一规则加以演绎，那么无论在讨论何种学术之前，最有必要做的工作自然是先正本清源，明确界说。

具体到传统的文章之学，自然也不该例外。无论是在《论文杂记》的序中不满于“论文之书”，还是在《文说》的序中感慨国人在“字类分区、文辞缀系”方面“罕识本源”，都不难发现名理之学在形成这一观感中所发挥的参照系效用。刘师培曾明确提出：“中国国文所以无规则者，由于不明论理学故也。论理学之用始于正名，终于推定，盖于字类之分析、文辞之缀系，非此不能明也。吾中国之儒但有兴论理学之思想，未有用论理学之实际。观孔子言‘必也正名’，又言‘名不正则言不顺’，盖知论理学之益矣；而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则亦知正名为要务矣；而《荀子·正名篇》则又能解明论理学之用及用论理学之规则。然中国上古之著其能用论理学之规则者有几人哉？若夫我国古时之名家在公孙龙、尹文之流亦多合于论理，然近于希腊诡辩学派，非穆勒氏所谓求诚之学也，而儒家又多屏弃之，此论理学所以消亡也。今欲正中国国文，宜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亦循名责实之一道也。”*刘师培：《国文杂记》(1903)，《左盦外集》卷13，《遗书》本。从刘师培对论理学中“正名”作用的强调，可以看出他以小学为基础，从训诂入手究明文章本义的举动，既是对旧学的正本清源，也是出于积极汲引西学来参益旧学的自觉。刘师培推尊骈体的策略中，不能忽视西学的刺激作用。

应该承认刘师培学术的根基在于国学，而论理学的相关学识，恰好给了他发挥自身特长的机会：“今欲诠明论理，其惟研覃小学，解字析词，以求古圣正名之旨，庶名理精谊赖以维持。若小学不明，骤治西儒之名学，吾未见其可也。”*刘师培：《论理学史序》，《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当刘师培秉持论理学正名观念来审视传统学术时，往往能发现古人的疏陋。对文章、古文辞的辨析自然是显明的例证，而对于理学诸多重要概念的分析，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刘师培发现宋人对理学概念的使用极为混杂，“凡性命道德仁义礼智，咸为同物而异名，故条分缕析，区域未明(由于知义理而不知训诂)，不识正名之用”*刘师培：《东原学案序》，《国粹学报》1905年第5期。，这样所阐释的性理自然是学理空疏而缺乏根基，因而“欲通义理之学者，必先通训诂之学矣”*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国粹学报》1905年第4—7期。。就此我们可以发现，刘师培借重名学来展开学术讨论，其真正着眼之处仍在传统，而西学恰好给他提供了方法论的武器。《国粹学报》第八至十期上，他对理、性、情、志、意、欲、仁、惠、恕、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精等诸多概念的辨析，就是受到名学启发而发挥小学特长所产生的成果。

对刘师培早期文章学论述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学说当属进化论。这一理论原本是讨论生物进化问题的，而国人通过严复的翻译，却将适用范围不断扩展。刘师培就以之讨论文学的进展，认为文字由艰深趋向浅显符合进化规律：“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483—9484页。他又在《文章源始》中指出：“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刘师培：《文章源始》，《左庵外集》卷13，《遗书》本。这其实是受到了涩江保《罗马文学史》的启发，所论述的则是文体的演进规律问题。

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研讨国学自然也会使传统学术表现出新气象，这其中尤其明显的当属历史意识的增强。《文说》对历代文章演进轨迹的细致描述即为显例，《论文杂记》论及由汉至魏文章的迁变，其中也隐含了“进化规律”。他认为，西汉时论、辩、书、疏等文体，大都为单行之语，不杂骈俪之词；东汉时则“往往以单行之语，连排偶之词”；建安时期，“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这就导致文体发生了变化。在句法上，西汉贵短，东汉句法较长，而魏代则“合二语成一意”，体现了由简到繁的趋势。在形制方面，西汉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则“渐尚对偶”，魏代更“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另外西汉时文人多精字学，文章古奥，东汉时文苑、儒林已分，文章渐趋平易，魏代之文则“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这些变化充分反映了文章的发展轨迹，因而刘师培认为“文虽小道，实与时代而迁变”*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491—9492页。。

至于其他各处零星接受西学影响的痕迹也颇不少见。《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十则以为“儒家之文能‘衍’，法家之文能‘推’”*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85页。，就出于名理学中的归纳、演绎之说；第十一则阐发文章的主观与客观之别，其实是受到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井上圆了的哲学著作影响，其《哲学原理》、《哲学要领》诸书阐释唯心论，正好为刘师培论述文章提供了借鉴。至于有名的南北学派不同诸论，论及地域文化的差异，则是受了甄克思《社会通诠》与那特硁《政治学》的启发。

从这些融合中西的努力来看，借助于西学的旁观之眼，颇能发现旧学当中的不足，但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的处理，传统学术的强大惯性就表现出来，西学并未真正参与到学术讨论当中去。西学也许能够提供认识的新角度并提供阐释的新路径，但在学理的层面两者尚未真正相融，因而多流于比附，有时甚至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他一方面认为白话的出现符合进化规律，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崇尚文言，删除俚语，亦今日釐正文体之一端也”，为了维持文体的纯洁性，进化论就只能被他策略性地限制在“以俚俗之文，著之报章，以启瀹愚氓”*刘师培：《论文杂记》，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01页。实际上当时很多所谓的旧派人士也多提倡白话，以助觉民，但是一旦将白话从文化层面推扩至文学层面时，他们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刘师培等人与新文化派对待白话的根本区别，或在于此。范围之内了。故而有学者指出：“刘师培是清末以西学阐释中国旧学，并用旧学‘比附’西学以‘发明’新理之典型代表。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方，是刘氏研究中国旧学的基本思路。”*左玉河：《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从杂记之类的著述来看，刘师培对西学的汲引确实并未超越这一路径。

不过，如果将视野从晚清延伸到刘师培的北大时期，那么情况似乎就并非如此简单。随着新教育体制的采用，文学史、专题研究之类的课程讲义取代了此前杂记之类的撰述，仅就形式而言这已然暗示了新变的可能。更重要的变化在于，此前由于比附西学，新旧两方往往自成一阵，而此期在学理上则有深入之势，并在吸纳新思想的同时表现为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在文学史分期上，此前刘师培多引据进化论，倡扬文学代以更替，而后期则多从文学发展本身出发。如他主张汉、魏文学多有不同，“文学变迁，因自然之势”*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第32页。。齐梁阶段因文学主张趋同、风貌接近，则被归为一期。同样，“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绪论》，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57页。。可以看出线性递进式的进化理论，在处理具体的文学史实时已经发生了质变。又如学术与地域的关系，早期的刘师培曾借鉴西学，大谈南北诸子学、经学、理学、文学、考证学不同，此时却又提出“文学奚必有关地理”，因为“一代杰出之文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盖文体变迁，以渐而然。于当代因袭旧体之际，倘能不落窠臼，独创新格；或于举世革新之后，而能力挽狂澜，笃守旧范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97页。。对于文学的评价，刘师培更提出“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599页。。这些论断与简单的比附相较，能从文学本位角度思考，所抉发的规律贴近文学史实，自然更具有说服力。就此而言，这一学理上的思考方式，已经具备了现代学术的特征。

至此全面透视刘师培的文章学观念成为可能。他以小学为基石，以声韵与词藻为两翼，全面建构了迥异于古文的文章理论，骈体被推举为文章正宗。扬州学派的传统及抗衡桐城派的努力，构成立论的理论渊源与现实动力。在体系建构的进程中，他完成了对阮元以及自身早期理论的双重超越。西方名理之学为他提供了解构古文辞、正名新文章的异域之眼。在从杂记到文学史的系列论述中，刘师培既表现出强烈的传统国学特征，又对西方新学不乏借鉴。从早期的简单比附到后期的回归学理本真，刘师培的论学道路在变与不变之间不断徘徊。虽然这一进程因为他的过早去世而被迫中断，但是其论学中已经显露出自传统文章之学转向现代文学史学的动向。钱玄同曾以1908年为界限,将刘师培的学术生涯分为前后两期，以为“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钱玄同：《序》，刘师培:《遗书》卷首。，这自然是着眼于全局的大判断。如果抵近观察刘师培文章学观念的发展，其现实的丰富与复杂不免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