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荫

空白的人生画卷

杨树荫

记日记，大概是很多人生活中较为儒雅、可贵的习惯。

日记，“日有记也”，把每天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经历或思考记录下来，展示自己的心灵世界，日积月累，便是一幅漫长而真实的人生画卷。

近代中国，最完整且最持久地记日记，蒋介石应是一个。这位曾经是动荡中国的头号人物，开始记日记于1915年，至他去世（1975年）的60年间，从无间断。一部日记，就是一部历史。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就指出：“无论他是否中国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会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

中国文化大家鲁迅、胡适，不仅著作等身，而且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日记，真实地展示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与思想。鲁迅的日记，大都是每日生活要点的笔录，用词用字已经到了省无可省的地步，如1929年9月27日，鲁迅添丁之喜，日记仅是简单的一句话：“晴。晨八时广平生一男。”三天后给儿子取名，也只留下了一行日记：“下午往福民医院，与广平商定名孩子曰海婴。”胡适的日记，自然也是简洁，有些是简洁之中含有深意，如1939年9月18日，胡适日记仅6个字：“第九个‘九·一八’”，如此直白的文字，蕴含深重的警示，惨痛之心，尽在其中。

名人的日记，不仅给自己留下了真实的人生画卷，也为一个时代、一部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研究素材。

平民百姓的日记，只要秉笔直书，照样也给时代留下珍贵的史料。1937年，昆山周庄沦陷，年轻医生朱润苍目睹故土满目疮痍，冒着风险，将日军的残忍暴行如实记录，“八年血泪录”，这部日记如今被珍藏于昆山市档案馆。鲜血染成的“人生画卷”，每一页每一行都是苦难与血泪。危在旦夕的战争岁月，人们还照样记日记，在生命的缝隙中追寻真实，可见日记作为一种文化，竟有如此的力量。

日记，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然成为革命的日记、红色的日记。倘若在日记中有非革命的内容，自然得批判、得斗争，毫不留情地肃清其思想。清查“资产阶级日记”、“反动日记”成为思想领域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但凡记日记的，人人心悸，个个惊恐。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人人如惊弓之鸟。许多人对自己的日记主动清算：一切可烧的都烧掉，一切可毁的都毁掉。没有了日记，如释重负；不记日记，也是一种解放。

历史沉重的一页终究翻了过去。从日记引发的荒唐，应该不会再有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人尽可以挥洒自如地在日记中一吐心曲。

然而，人们仿佛再也不想记日记了，即使身处权利、资本、知识等上层领域的精英人物，也鲜有日记问世，至于可作为书籍出版的，更是凤毛麟角。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员马龙闪先生从网上搜索统计：“自1979年至2012年，在大陆和港台三地，出版从19世纪初至今200年的日记类图书，共计300种左右，而涉及上世纪50年代至今这一甲子的日记，仅有20多种。也就是说，在占据了三分之一时间的这60多年间，日记出版的数量，还不及200年总数的十分之一。至于有关人物一生完整日记的存世数量，更是屈指可数。”看来，日记这一良好的文化习惯，竟有失传的势头，当然原因诸多，其来有自。

有真实的自我，便有真实的日记。同样，若要有真实的日记，必得有真实的自我。恪守真实，追寻真实，当是日记的缘由和动力。

然而，真实已然稀缺，真实的自我更难寻觅。掩盖真相，乃至掩盖自我的真相，已经自然而然。打开洁白无瑕的日记本，遥望苍茫寂寥的星空，敢真实地记录自我么？

空白的日记，空白的人生画卷。

有真实的自我，便有真实的日记。同样，若要有真实的日记，必得有真实的自我。恪守真实，追寻真实，当是日记的缘由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