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杰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郑舜功生平大要与《日本一鉴》的撰著

童杰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倭寇现象贯穿整个明代，与之相伴，明代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御倭著述，《日本一鉴》是其中很特出的一部。该书作者郑舜功曾两赴日本考察，书中众多的内容皆融合了作者亲身的经历与见闻，其关于日本的记载与倭寇的考述，极具研究价值。《日本一鉴》撰著的原由同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嘉靖时期倭寇肆虐东南沿海，为了应对危局，明朝廷推行了广开言路的政策，在此背景下，郑舜功以布衣的身份进京建言，由此获得兵部的举荐，为浙、直、闽诸省军务总督杨宜所辟用，授命出使日本。郑舜功回国后却受到了续任总督胡宗宪的迫害，被执下狱，后来虽得平反，但有慨于抱负未展，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著《日本一鉴》以记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以待知者。

郑舜功；《日本一鉴》；倭寇；胡宗宪；迫害

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是研究明代倭寇及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①，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全书凡十六卷，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穷河话海》九卷，为全书的重心，内容涉及明嘉靖以前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语言、地理、气候乃至民俗宗教等；《绝岛新编》四卷，记叙日本的地理情况，并附有多种日本地图；《桴海图经》三卷，主要记录郑舜功当年出使日本的随行见闻。由于此书还涉及到古代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问题，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界内外的重视。

历史上《日本一鉴》的流传十分有限，明清各类书目文献对之皆无著录。民国时期，王庸《明代海防图籍录》与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收录筹海御倭类文献不下150种，却都没有著录《日本一鉴》。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迄今尚无学者对全书予以点校整理，仅有台湾学者郑樑生依据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本，点校了和倭寇问题相关的《穷河话海》卷六至卷九共四卷的内容，当前相关的研究文论亦寥寥可数②，学界对于《日本一鉴》成书由来、编撰体例、思想等内容的发掘尚十分薄弱。据郑舜功自叙：

日本之区悬绝沧海，自汉以来常通中国，魏晋隋唐亦常遣使，未究其□。北胡闰位虽屡使人，遭夷中沮，不得要领，辄恃兵卒致海患。逮今圣朝入贡出使，乃得要领，海患寝息百数十年矣。自岁庚戌以来，奸宄祸乱，荼毒东南。功思旧章，冒干天听，荷蒙圣明，遣使海外，奉宣文德，化道裔夷，得其要领，期致治安。归罹媢嫉，卒致偾事。愤思张骞出自草茅，非奉使命终老无闻。功亦草茅，时际圣明，奉使化外，功将垂成，不罹媢嫉，然东海荡平矣，而功岂下张骞耶！蠢尔海寇十有余年，汛动风生，徒报燋烂，奚为长治久安之道哉！孤愤不已，遂以见闻类编成集，目约《穷河话海》，及凡古今驭夷之事，知则悉载。上陈天览，下匡时政，庶见草茅奉□□□□……。③[1]

由此可见，郑氏的使日与受害下狱，是成书的两大缘由。笔者将以此二事的考订为基础，进而论述《日本一鉴》的成书。

一、出使日本

倭寇现象贯穿明代，在嘉靖以前，倭寇的行动均系海盗式的劫掠。嘉靖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的海盗与倭寇合流，此前的“倭患”演变成了“倭乱”，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条载：

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寨，杀虏居民无数。[2](6789)

结合《明史·日本传》所记：

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竞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1552)七月，以佥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3]

由上述史料可知，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规模的倭寇首先在浙东沿海府县劫掠，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开始深入到浙西抢掠，并蔓延到江苏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为此，明朝廷相继委派张经、周珫、杨宜三任总督，全权负责剿倭，但倭乱没有得到控制。面对危局，明朝廷推行了广开言路的政策，允许朝野各界人士建言献策。明朝兵部还就此发出了告示：“一应人等，但有御侮平倭长策者，俱许具开揭帖，不时赴部，以备采择”。[4](2896)

明代理学繁盛，广开言路的政策推行后，士人用世热情高涨，倭寇相关的奏议、策论乃至布衣言论充斥朝野，这些言论之外，更有谈兵入幕之士或赴阙陈言之士。《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就曾以布衣身份进京建言，据其自称：

于岁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赴阙陈言，荷蒙圣明不以愚昧罪功，特下兵部咨送总督军门，文移浙江司道议。功使往日本国，采访夷情，随机开谕，归报施行等因。[5](2912)

由于获得兵部的举荐，郑舜功为直隶、浙、闽诸省军务总督杨宜所辟用，并受遣出使宣谕日本。其后郑舜功招募从事沈孟纲、胡富宁等，歃血为盟，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从广东出港，经由钓鱼岛附近，顺琉球沿岸海域北上。本打算直抵京都，可是遭遇暴风雨袭击，最后于当年七月漂至日本九州丰后。随后，郑舜功与丰后大名大友义镇取得了联系，其交涉的结果如下：

丙辰(1555)汛月，舟至日本丰后国，自以大明国客之名，随谕西海修理大夫源义镇，禁戢所部六国地方，其余列国，止可移书，由其禁否。功按：大体必先晓谕日本国王，乃得编行通国，协一禁止……渐次晓谕修理大夫源义镇与国臣鉴、续长、生鉴、增鉴、治亲、守鉴、速鉴、直国、僧清梁等，议欲遣人附舟报使，请奉国典，还国一体遵照施行，以顺天朝之意，此其先知向化之心也。功以白手空谈，仰伏圣德，用竭愚忠，获其听信，自谓一奇。遂不顾非时之险，与报使清授俱来，遴流溯风，延廻大小琉球国，凡四十昼夜，万死一生，乃克至广，归报军门，奏闻区处，庶使东南之夷早定，边鄙之民早安，南顾之怀早舒。[5](2912-2913)

郑舜功具体何时为总督杨宜所辟用，现已不可考。但杨宜的任期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六月至三十五年(1556)二月间，可见，郑舜功受命宣谕日本至迟为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可郑舜功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方才从广东出发，原因如其自序“功前奉使日本时，浙、直、福皆有贼，故取道广”，[6](2883)因为途中遭遇暴风雨，所以延至该年七月漂流到日本九州丰后。据《日本一鉴·绝岛新编》载“馆彼六月，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书”。[7]可知郑舜功在日本呆了半年，而郑舜功与日僧清授回国旅程亦颇不顺畅，途中经过琉球，前后花去四十天，待到达广东最早也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以后了。

二、受害下狱

早在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杨宜的军务总督之职已由胡宗宪接任，而胡氏在嘉靖三十四年任浙江巡抚期间，也曾派遣蒋洲与陈可愿二人赴日宣谕，个中原委如《蒋陈二生传》载：

蒋生名洲，字信之，陈生名可愿，字敬修，皆鄞人也……今天子二十九年(1550)，倭寇，东南骚动，军连摧败，创罢日甚，公私益累岁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首倭而作之乱者，徽人王直也……掳萨摩州三十六岛夷属之……中国视王直者，居然敌国比，竟又不可奈何。先是言官奏请悬立赏格，曰：有能生获王直者，获万金封伯；又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世袭指挥佥事。于时，都御史胡宗宪，又请得上命。命有日，人难之，莫敢行者。则蒋生请行，又荐陈生行也。[8]

另据黄宗羲《南雷文定》载：

胡梅林开府浙直，历访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万鹿园表，留心人物，谓梅林曰：里有蒋生者，纵横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园置之幕府。宗信曰……自王直航海，遂有东南之祸……直之母妻与子，尽在我地，彼虽作贼，骨肉刺心。公如开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计也，请于朝，授宗信提举，以陈可愿为副，复赦海上亡命十余人，使之向导。直之子澄，亦啮血致书于父……乙卯九月，开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岛……直至，殊作意气。宗信谕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坟墓，独不为老母妻子计乎？国家方急东方，诚以此时罢遣冲鲸，网络波臣，此万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绂，舍君谁适……直感其至言苦意，遂与同食递衣，言无不尽，偕返松浦。[9](157-158)

胡宗宪在杭州开设幕府，招揽人才，都督万表推荐乡人蒋洲，为其所用。蒋洲入幕后，分析时局，认为东南倭寇之患的关键人物是王直，其家人尚留在国内，可以此作饵，胡宗宪采纳其建议，并获得朝廷批准，派遣蒋、陈二人前往日本劝说王直归降。蒋、陈二人至五岛，起初王直姿态倨傲，蒋陈展开游说，强调总督胡宗宪与其为同乡，且已将其母亲、妻子从狱中救出，优待照顾，劝其归降立功，胡宗宪允诺予以照应，让明朝廷赦免其过往罪行，并开市通贡。在亲情的触动下，王直态度大为缓和。谨慎起见，王直以倭寇归属于各名主需要逐个宣谕为理由，留下了蒋洲。遣其养子毛海峰、叶宗满、王汝贤等，随陈可愿回宁波，以探明朝廷之真意。陈可愿一行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回国，胡宗宪知悉后，即上疏云：

州等奉命出疆，法当径抵日本，宣谕其王为正。今偶遇海峰等于五岛地方，即为所说阻而旋，就中隐情，未可逆睹。以臣臆度，大约有二：或惧传谕国王，于若辈不便，设难邀阻；或有怀恋故土，拟乘此机会，立功自归。乞令本兵议其制驭所宜，俾臣等奉以从事。[2](7479)

胡宗宪这份奏疏，读来令人费解，蒋洲与陈可愿系由其本人批准出使日本的，这时陈可愿带来毛海峰等人，回告王直有归降之意，蒋洲继续留日宣谕各藩倭寇。应当说，宣谕工作颇有斩获，同时下一步行动也有了眉目。可胡宗宪在奏疏中奏称蒋洲等人宣谕工作不利，并强调应当以宣谕日本国王为重。事实上，明朝方面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时已经认识到王直为“东南祸本”④，扑灭倭寇的关键在于剿平王直。而蒋洲出使前亦已作过类似的分析，胡宗宪也是采纳了蒋洲的意见才派遣他们的。那么胡宗宪何以如此奏对呢？

笔者以为，当时胡宗宪对于陈可愿回报王直有归降意图这件事相当疑虑。第一，王直是否真心归降不好把握；第二，即便王直真心归降，那么其答应王直多为关照，赦免过往罪行，开市通贡，这些事情又如何措置。在胡宗宪接任之前的三年中明朝廷已连续更换了三任总督，稍有不慎，非但权爵不保，亦有丢命之虞。为了避免这些麻烦，精于权术的胡宗宪绕开问题的关键，以退为进，奏称蒋洲、陈可愿宣谕工作不力，夹杂私心，强调宣谕日本国王是平息倭寇的关键，最后希望朝廷给予指示。这样就把问题完全抛给了明朝廷，结果礼部回复：

东南自有倭患以来，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严，谋利不遂，故勾引岛夷为寇者；有言彼国荒，米贵，各岛小夷迫于饥窘，乃纠众掠食，国王不知者。用兵数岁，捕获亦多，招报参差，茫无可据。故昨岁礼部从抚臣之请，遣使侦之。今使者未及见王，乃为王直等所说而还。其云禁谕各夷不来入犯，似乎难保。且直本我编民，既称效顺立功，自当释兵归正。乃绝不言及，而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夷酋然，此其奸未易量也。宜令宗宪等，振扬威武，严加堤备，仍移文晓谕直等，俾剿除舟山等处賊巢，以明诚信。果海壖清荡，朝廷自有非常恩赉。其互市通贡，故俟蒋洲回日，夷情保无他变，然后议之。[2](7480)

这份回复，直抵问题核心，篇首就指出“东南自倭患以来，有言悉帆海奸商王直、毛海峰等，以近年海禁大严，谋利不遂，故勾引岛夷为寇者”，另外，指示胡宗宪与王直交涉，探明其诚意。后续事宜，等蒋洲返回再做定夺。嘉靖三十六年七月，蒋洲回国，其在日本宣谕的经过及返回后的遭遇颇为曲折：

直与宗信同行宣谕……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昉、长门等一十二岛，遍行禁约……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发松浦，海舶数十只，贡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锭定海关。七月，宗信及贡使僧德阳先入，而直舰为飓风飘堕朝鲜，不得偕来。宗信在日本三年，诸帅疑其掌握之内，价盈兼金，从之索贿，不应。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货，宗信无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谓其空言无实事。巡按周斯顺劾奏，遂下宗信于狱。九月，直始叩阙，先遣王滶入见曰：吾等奉命而来，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严，公得无诳我乎？梅林曰：国法宜尔，毋我虞也，与之设誓甚苦，直终不信，曰：果尔，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复以指挥夏正为质。直于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见，顿首言死罪，且陈与宗信驰驱出百死……梅林多方慰劳，权寄狱中。梅林与直同乡，宗信出使，本许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赂数十万，为之贷死，朝议哄然。科臣徐浦复劾宗宪滥课军需，阴纵蒋洲勾引东倭。梅林大惧，因尽易曲贷王直之疏，谓以诱直为秘计，直罪在不赦，且谓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叙君功，不忘息攘，酬君谓俟他日。遂疏云：蒋洲宣谕日本，已历三年，所宣谕者，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贡方物，而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无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计其擒直，合应功罪相准。有诏诛直，王滶、毛烈遂杀夏正，据舟山，征之逾年方解。宗信出狱，茫然自伤。[9](158-159)

蒋洲与大友义镇的使者德阳，七月先期到达，王直一行因为遭遇飓风，漂流至朝鲜，至九月才抵达。在此期间，相关官员认为蒋洲从海外归来，应当赚取颇丰，因此向其索贿，蒋洲无以自通，索贿官员以王直未至为把柄，咬定蒋洲诳骗，经言官弹劾，蒋洲被执下狱。其后，王直抵达，同胡宗宪见面后陈诉其与蒋洲宣谕日本诸蕃的经过。胡宗宪将王直扣押后，本打算为其说情宽宥，但当时舆论认为王直罪大恶极，法不容贷。胡宗宪犹豫不定，迟迟没有措施，结果就有流言传说他从王直那里收受金银数十万。为了自保，胡宗宪将原来准备上呈奏疏中为王直说情部分内容全部删去，同时强调之前他与王直过从甚密是为了诱其入毂，其罪行不容宽贷。蒋洲出使前，胡宗宪曾授权他，只要王直归降，就允许开市通贡，并授予王直官爵。若这时候胡宗宪为蒋洲辩护，就等于承认其确有招降王直的想法，这样难以洗清受贿的流言。因此，胡宗宪在之后的奏疏中讲：

洲等奉使宣谕日本，已历二年，乃所宣谕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罪无所逭。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真有畏罪乞恩之义。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令其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国王，将昌乱各倭，立法钤制，勾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2](7649-7650)

胡宗宪奏折中略去蒋洲等曾经招降王直的经过，再次强调出使工作以宣谕日本国王为首要任务，在此前提下，由于蒋洲等人未曾见到日本国王，即可认定出使工作毫无成效，并以“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谙国体，罪无所逭”为说辞，罗织罪名。

如前文推断，郑舜功回到广东的时间在嘉靖三十六年三月之后，胡宗宪的督署在浙江，郑舜功见到胡宗宪自然在数月之后。据《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六年八月辛已朔甲辰条记载：“前总督扬直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夷情者，亦行至丰后。丰后岛僧清授附舟前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小岛夷众，义镇等初不知也。”可见，郑舜功见到胡宗宪还在蒋洲回国之后，而郑舜功同样没有见到日本国王，宣谕的地方也是丰后。胡宗宪既然以此罗织罪名将蒋洲下狱，郑舜功自难幸免。

三、愤而著书

郑舜功本是抱着舒张才志、建功立业的理想往赴浙江的，但其后的经历远非所料。

郑舜功愤慨于“军门(胡宗宪)非惟不用功谋，而更陷功于狱”，殊不知自己只因“连坐”的缘故而成为无辜受害者，为此郑舜功下狱长达七年。历经艰险，罹遭困厄，郑舜功心意惨淡，惟夙愿难伸，孤愤不已：

念昔效忠，痛罹媢嫉，弥缝岁久，难得要领，忠不能摅，乱不得已，故忧世者有悬断遥度之差，故贼寇也有东灭西生之患。患今不息，良由中国流逋之隐诱……夫驭东夷，奠安中国，而功自谓尽一之说也。草莽僭议，万罪何辞，抑仰皇上，勿究媢嫉匪人，既往之欺，庶不复乱，孤忠经国之大谟，如蒙明良察，功之言行，功之议， 如夷狄不诚服，东南不太平者，甘受误国之诛矣。[4](2596-2897)

最终，在赵文华、胡宗宪相继倒台后，郑舜功方得平反，个中详情如其所述：

前此事情，功于丁已、己末岁三次奏闻，痛遭弥缝，今数年矣，而忠勇智谋之人，虽历抱火积薪之忧，盖以功与沈孟纲等为戒，无敢复言者，自匪人去位之后，诉蒙宪司哀怜释狱，赤心未灰，步走京师，上言兵部，以心迹蒙哀，朴忠津咨浙江军门收录之……盖忧世者不得其情，得其情者不得其位，得其位者不得其信。世人皆醉，何忍独醒？故将宣谕之旨，节略微情，俾救世者宣昭文德忠信，以明赏罚劝惩。不惟孤愤得伸，奇冤得白，荒夷得所，堂堂天朝奠安矣。大抵奉使而难任人，若非成仁取义之怀，视死如归之志者，不能绥远，必致误国。故《易》有云：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甘难国家之难者，非怀忠信，不亦难乎！[5](2913-2914)

郑舜功对于治平倭乱有着非常高的期许与自信，无奈身陷媢嫉，志业难酬，遂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自况，撰《日本一鉴》著录当年出使日本的业绩，抒发胸怀，等待知者，以求公议。由《日本一鉴》撰著的原委来看，对于作者郑舜功而言，真是非常不幸的人生遭遇。但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日本一鉴》这样一部煌煌巨制亦未尝不是因郑舜功之“意有所郁结”而产生。郑舜功以布衣身份完成《日本一鉴》后，似乎未曾寻求官方的支持，交付刊刻，或为该书流传不广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 明代由于受倭乱影响，开始有了研究日本的专书，举其要者有《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一鉴》《日本考》《日本风土记》等；此外，诸如《筹海图编》《海防纂要》《两浙海防类考续编》这类海防文献亦往往辟有专章介绍日本的概况。《日本一鉴》是其中很特出的一部，该书作者郑舜功曾两赴日本考察，书中众多的内容皆融合了作者亲身的经历与见闻，其对于日本的研究在广度、深度及准确度上都超越了明代同类文献。

② 国内关于《日本一鉴》的研究文论，笔者见及者仅有汤开建《〈日本一鉴〉中的葡澳史料》(《岭南文史》，1995年第2期)，朱鉴秋《〈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及明代中日海上航路的研究》(《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 2期)，郑樑生《郑舜功〈日本一鉴〉之倭寇史料》(收入于《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十一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时培磊《郑舜功及其〈日本一鉴〉》(载《明清日本研究史籍探研》，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寥寥数文

③ 根据文意，抄本中的序言有所缺佚。

④ 据《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载：“比有王十六等诱倭焚劫黄岩县，参将俞大猷、汤克宽欲令王直拿贼授献，而贼已去，乃议王直以为东南祸本。统兵击之于列港，追至长途，次马迹潭铳炮声响，惊起蛰龙，兵船飘散，王直之船无敢定泊。于夏六月乘风逃去，之平户。”

[1]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首序言[M].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1939.

[2] 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微卷影印版.

[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352.

[4]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八评议[C]// 郑樑生.明代倭寇史料:第七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5]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九接使[C]// 郑樑生.明代倭寇史料:第七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6]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七贡道[C]// 郑樑生.明代倭寇史料:第七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

[7]郑舜功.日本一鉴·绝岛新编卷一[M].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

[8]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第十五册[C].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141-153.

[9]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C]// 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第246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The biographical note of Zheng Shungong and hisRIBENYIJIAN

TONG Jie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and Communication,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Wakō existed all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also,there were many works on how to defend the Wakō,of which the bookRIBENYIJIANis an excellent and special one.The author Zheng Shungong went to Japan to investigate two time.So he wrote the book with what he had seen and heard about Japan and Wakō,which makes it valuable in research.The work was written closely related to Zheng’s life experiences.During Chia-ching era,Wakō severly harassed Chinese southeast coast.To deal with this crisis situation,the Ming Dynasty adopted an open channel to allow people to suggest.In this got background,Zheng Shungong went to Peking to suggest as a civilian without any official position,and got recommended by Ming’s army headquarters to work under Yang Yi,who was then in charge of the troops of Zhejiang,Jiangsu,and Fujian.Zheng was sent to Japan as an ambassador,but when he came back,he was assigned to prison by Hu Zongxian the successor.Although rehabilitated later,Zheng felt regretful about not achieving his ambition,so he wroteRIBENYIJIANto record his contribution in Japan to let coming generations know that as Zhang Qian did,who was once delegated to Xiyu in Han dynasty.

Zheng Shungong;RIBENYIJIAN;Wakō;Hu Zongxian;Persecution

K248

：A

：1672-3104(2014)05-0243-05

[编辑:苏慧]

2013-12-04；

：2014-03-18

2013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明代浙江海防文献研究”(13JDHY02Z)；2013年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资助项目“《日本一鉴》点校”(1360)

童杰(1982-)，男，浙江慈溪人，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海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