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虽然说甫跃辉反对将自己的小说按照“地理”范畴分为“写乡村的小说”、“写城市的小说”和“写城乡结合部的小说”三类（《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但“地理背景”上的不同，对于理解甫跃辉的作品仍必不可少，甚至可以说是重要前提。他的小说中常出现“滚石河”、“老鹰山”（《红马》、《滚石河》）、“孤竹村”（《刻舟记》）、“天和镇”（《街市》）、“白水寨”（《初岁》）等地名，而这些地名并不构成甫跃辉小说的“地标”：甫跃辉不是一个有意要写出自己的“根据地”的作家（《动物园·后记：刺猬还是狐狸？》）。出现在他小说中的地域大都不具有独特意义，它们常常只是乡土或城镇的面具。地域这一元素在甫跃辉的小说中只是功能性的符号，常常可以变换，并不妨碍小说情节的展开和读者对小说的理解。事实上，甫跃辉很大一部分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并没标注具体的地名，这在《红鲤》、《玻璃山》和《冬将至》等一些写得极“虚”而富有象征意蕴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小说中，地域的象征意蕴要远远大于它的所指。

一方面凸显小说发生的背景（如乡村、城市背景等），一方面又有意淡化空间的独特内涵，这种既实又虚的“矛盾”做法，表明文学地理空间的差异在甫跃辉那里并非可有可无的元素；相反，它们可能是理解并进入甫跃辉小说隐秘世界的钥匙。

一

以乡土为背景的小说在甫跃辉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在他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少年游》（2011年）的11篇小说中，乡土小说就有6篇之多。虽然，甫跃辉是从“彩云之南”的边陲来到了中国最发达、最具“全球化”特征的大都市上海，但奇怪的是，他的乡土小说却很少沾染“全球化”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