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江青，是党史和“文革”史研究的重要人物。我认为，除了把她作为政治人物去研究，也不能忽视她身为女性，而不同于其他“文革”风云人物的特性。比如，她的某些言行，在表达政治观点、政治立场（这些是最基本的）的同时，是不是也有出自某些女性特有的嫉恨心理的情况？

据我看，在中国，江青对两位女士是怀有嫉恨的，一位是王光美，一位是宋庆龄。所谓嫉恨，前提当然是地位接近。宋庆龄是从前的国母，王光美是当下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夫人，论起来，她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地位，绝对“应该”低于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但到“文革”前为止，江青反而从来没有享受过像宋庆龄和王光美那样的在公众面前耀眼的荣光，所以她非常嫉恨。“文革”中，江青有了权力，她就要发威、逞凶、施虐。关于嫉恨王光美，江青在布置清华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的事件中已经表明了（参见红旗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三次印刷的《问史求信集》第2版王广宇文章《清华大学造反派侮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至于江青嫉恨宋庆龄，应该谈谈她激烈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的事情。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该月上旬的一天，戚本禹从江青住的钓鱼台11号楼回到16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住地），跟我说：应该找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到人民出版社去造反，质问他们纪念孙中山诞辰，为什么要出《宋庆龄选集》？戚这样说了一下，但并没认真责成我去做。当时诸事繁杂的我也就没有“贯彻落实”。幸亏这件事没有去做，如果去做了，不论对戚本禹还是我，都是又一桩孽案。戚这样说，肯定是传达的江青的意思。江青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损招？我认为，这是她出于嫉恨宋庆龄的阴暗心理。

关于这件事，还有以下旁证。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百年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当工作人员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到江青面前时，她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就像发了疯一样伸手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335页）。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她知道宋庆龄在解放初时曾托人问候过我，就故意在我面前这样做，简直就像发神经。”（参见《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8页）

经查证，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的是《宋庆龄选集》，不是《宋庆龄文集》。江青在这件事情上歇斯底里，确如陈伯达所说，“简直就像发神经”！

江青为什么对出版《宋庆龄选集》这样歇斯底里和“发神经”，深刻原因和远因，我们姑且不去探索，最近和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文革”开始不久，即红八月“扫四旧”和“打、砸、抢、抄、抓”过程中（或之后），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去向宋庆龄解释“文革”，宋向江青说了令江青（和毛泽东）不满的话引起的。宋庆龄究竟说了什么令江青不满的话？据说，江青到宋庆龄住所，经过简单的寒暄，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文革”的兴起和“伟大意义”。当江青夸夸其谈地一味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听到宋庆龄这样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态度一下子变得冰冷，感到受了“侮辱”（参见陈延一《宋庆龄全传》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页）。众所周知，当时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受到最高领袖的热烈和高度赞扬，江青也称红卫兵为 “小太阳”，江青对宋庆龄指责和批评红卫兵，显然是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江青如此激烈地反对出版《宋庆龄选集》，即她这样报复宋庆龄，是她权令智昏、公报私仇的丑恶政治品德和阴暗心态的突出表现，也是她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某些女性负面心理的反映。

（作者为《求是》杂志退休干部、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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