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璐

人物 = P

崔健 = C

P：以前你出专辑可能不太会经受商业的市场的检验，是拍电影才让你去遭受这种商业的冲击？

C：其实对于我来说呢，电影必须是由观众完成的一部分，如果电影只是一个导演的梦的话，那他没必要拍电影，自己在家做梦闭眼睛能想到就完了……当你上一件事在票房上受阻的话，你做下一件事，就会有一些重新的思考，或者说能量的停顿吧，它就会有一种断续感。在这方面，我必须得承认这种断续感确实存在，如果我只是讨好市场、讨好投资人的话，那这事我好像没有必要去做了。

但你要说我不做电影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像认输的感觉，我又不认输，我知道我没输，所以我还要继续再做一轮，我希望我能做出个长期播放院线，希望大家踊跃支持我们……就是大家会知道，《蓝色骨头》没死，还会给你看，就想做成这个。

P：《蓝色骨头》上映之后，有人说这个时代不属于崔健了，你看到过这样的评论吗？

C：我觉得我不拍这个电影，就是唱歌，也会有人这样说，这种呼声一直就有。这些人在我耳边已经变成蚊子叫了，就是相当于“嗡嗡嗡”一样，对于我来说，他们连提醒的功能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被感动，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不是说这电影，就是他们听不懂我的《红旗下的蛋》，听不懂我唱的《时代的晚上》，听完了以后，也听不懂我后面在唱什么。

P：2014年，你买过最满意的东西是什么？

C：还是买乐器，买设备，我自己家里有好多录音棚设备，自己最快乐的时间都是跟它们打交道。你这样问我，说实话，多少有一点让我觉得我在迎合一种所谓的粉丝看偶像的那个心态，你说我真的是买乐器高兴吗，或者我真的买双鞋高兴吗，我觉得我在骗他们，我在没话找话跟他们说，我多少有这种感觉。

P：假如2015年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跟他共进晚餐，你会想跟谁一起吃一顿饭呢？

C：我希望有一次谈话能够真正地让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会找让我调动自己浑身能量最多的人，可能是一些政治人物呗，我希望能够跟他们有一次机会，但是这种东西在美国可以，在中国根本不行，你说怎么请他，跟他吃顿晚饭，跟他说一下我自己对这国家未来的设想。

P：假如你可以给现在的最高领导人送一个礼物，你会送什么？

C：《蓝色骨头》电影票，我真的觉得他们应该看看，我觉得中国有愿望危机，全民的。为什么中国人喜欢赌博，喜欢移民，而且公众非常勤奋，非常辛苦，这属于我说的勤奋但不敬业，就是因为大家想获取能够让他有安全感的一些资本，当然这个安全感不是愿望。你仔细想想，我们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为安全感生活的……我认为大家都有愿望危机，大家挣了钱不知道干吗，买房不知道干吗，大家还拼命地买房，完了拼命地把存款转移到国外，把自己所有的权利都建立在安全感上，没有安全感，就没有一切。你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你看他们教育子女的方式，完全都是乱套了。

P：是说大家现在狂热追求安全感，忘了追求愿望了？

C：不是。我觉得人们强烈地追求安全感，就是因为没有愿望，愿望是不需要安全感的。人的愿望就是那样……我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谈论生活，畅所欲言，享受自由，去旅行，或者说我想看到所有不喜欢的东西有一个公众改善的启动。这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愿望，有简单的一个愿望。

P：那假如2014年年末，你有机会对全国人民作一场演讲，你的演讲的话题会是什么呢？

C：我们有危机。

P：你要告诉大家这个危机在哪儿。

C：有个无形的东西就要坍塌的危机，末日危机感。这个不是阴谋论，这个东西很容易被人政治化。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像一个建筑物吧，有的建筑物是打地基的，大家都能理解，所谓建筑物打地基，受力点是多点受力，钢结构，起得越高，底下地基越深。还有一种建筑物就是像吊桥一样，它是一点支撑，一点受力……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力体制吧。我们中国的受力点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体制。

P：都在这个点上？

C：都在这个点上。这种建筑物坍塌的速度要比常规的坍塌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P：那2014年，有哪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你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真的是太糟糕了？

C：从来没有过，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生活有多糟糕，我恰恰认为这是最好的，就是体现人价值的机会，就看你勇敢不勇敢，或者说你有没有愿望去改变它;第二，你有没有方法去改变它;第三，你有没有运气，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个情感支撑，有没有人爱你，有没有人支持你，说白了就是这个，或者你愿不愿意跟他们共享，这个不是荣誉的问题，荣誉是大家的，但是总得有人在开始做这件事。

P：2014年你干了什么你以前绝对不会干的事？

C：上综艺节目，为了宣传我的电影，我上了。别扭，浑身毛骨悚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