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的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2014-01-03顾海良

当代经济研究 2013年6期

顾海良

摘要：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以叙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典型形式和本质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也有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和现实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基础地位、以“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为方法论要义：在理论结构上，以经济改革论、经济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生成其他一系列衍生性理论。主要理论和衍生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经济学的对象；《资本论》；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01-07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以叙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典型形式和本质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也有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和现实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在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囿于典型形式理解时，社会主义经济学曾受到过限制和扼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是以马克思经济学特殊形式对象的理解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创新，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理解的科学拓展。

一、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理解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

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的理解，最突出地体现在《资本论》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例证”。这是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能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透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以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在马克思看来，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叙述的理论结论，对于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惟有现实的典型性，才有理论上的典型性；惟有理论上的典型性，才有现实中的普遍性。对象的典型性，是由马克思《资本论》特定的对象决定的。

对象的典型性，是阐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普遍性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揭示这一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根本要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对自身的否定”为最后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叙述的基本取向。在《资本论》中，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是从属于经济制度本质阐述的，是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延伸。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叙述，以经济制度本质阐述为主线，在论证经济制度本质需要的范围内，才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作出相应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对经济学对象及其特点作出过新的思考。马克思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他对那种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重要论断当作“万能钥匙”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相信，“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他以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阐述的理论结论，不可能完全适合于对其他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本质的理解。

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思考，对恩格斯肯定产生过重要影响。几乎同一时期，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思考作出呼应，提出了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在经济学对象问题上，存在两个“不可能……一样”的情况：一是社会经济制度相同的不同国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关系可能不相同，经济学对象“不可能……一样”；二是同一国家处在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同时期，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关系可能不相同，经济学对象也“不可能……一样”。恩格斯还举例说明：“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到达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

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这时，经济学对象着重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探索，通过这一探索达到对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解，对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解是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探索的结果。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这种理解，是以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为主线的，对经济制度本质的理解是在主线展开中实现的。

实际上，在马克思经济学对象上的这两种理解，与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阶段和叙述阶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相一致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以典型性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就是在思维上把握经济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结构”的经济学，是以叙述为特征的经济学；以特殊的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就是对经济关系的“发展形式”探讨的经济学，是以研究为特征的经济学。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这两种理解，简单地称作叙述的经济学对象和研究的经济学对象。当然，这里所说的“叙述”和“研究”，是就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而言的，是就其相对意义而言的。

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上的这两种理解，没有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所接受。在恩格斯去世后的30多年间，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不被认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已经“消亡”。“消亡”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只认可叙述的经济学对象而忽视研究的经济学对象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初，鲁道夫-希法亭在《马克思对理论经济学问题的提法》一文中指出：理论经济学涉及的问题，只发生在社会生产关系不受人们自觉意志的调节、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和自发势力统治的组织结构中，“理论经济学作为揭示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科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社会生产关系受到自觉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本质是显露的，从而理论经济学的对象就不再存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社会主义经济学“消亡”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观点。布哈林在写于1912～1914年的《食利者政治经济学》一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把商品社会（特别是商品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对象。”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布哈林仍然坚持认为，“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也就是关于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就都消失了。”他由此断言，“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当时，俄国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哪一个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只是商品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观点再有质疑，“简直有失尊严”。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中，特别在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经济的“发展形式”，其中有涉及苏维埃经济关系本质的问题，但更多涉及的是苏维埃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实问题，创立以经济现实的“发展形式”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成为当时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1929年10月，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公开发表，为破除社会主义经济学“消亡”论的传统观念提供了契机。公开发表列宁写于1920年5月的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批注和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当时斯大林对布哈林最后“批判”的需要，但这一举动本身却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确立。在这一批注和评论中，列宁针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涉及经济学对象的一些论述提出不同的见解。列宁认为，布哈林提出的经济学只是研究“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只是研究“无组织的社会经济”的定义，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倒退了一步”。列宁认为，布哈林把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当作经济学的终结是“不对”的，因为“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v+m=Ⅱe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

列宁的上述观点，使社会主义经济学“消亡”的观点很快败退下去。苏联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和主题、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探讨，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确立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理解上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问题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是使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出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形式，即如毛泽东称作的“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无论是从现实基础、发展形式还是从研究任务、理论基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只能以研究的经济学对象而不能以叙述的经济学对象为基础和前提。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当代中国现实的经济事实、经济形式为对象的，是以“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研究的经济学为对象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是以非典型性且富有特殊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对象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从当代中国现实的经济形式出发的，最显著的就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经济现实为出发点的。1978年3月，邓小平在对生产力范畴的重新认识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关于生产力理论，先论及的是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问题，后来推进到管理与生产力的关系，形成了生产力系统理论，再后来对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意义的新认识，形成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内容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嗣后发展到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以及建设人力资源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等等，这实际上是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演进的逻辑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诠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创立的重要基点；对当代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的把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标识。首先，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其次，要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结合起来。在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完全”，就不只是生产力本身的问题，而是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问题。“讲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再次，生产力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问题。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问题，成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结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最基本的前提和最根本的规定。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视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某些理论成见的突破，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曾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讲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生产力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和方法。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资本论》所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结合的方式和方法即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确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视阈，凸现了对《资本论》关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内涵的深刻把握。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认识的基本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提出。在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和研究的出发点。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而言，以生产力问题的探索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为前提，以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研究为主线，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目标，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历史演进和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性。

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理论，增强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立场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本质关系的认识；明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定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的基本内涵；厘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的基本格局；清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目标模式的选择，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基础的所有这些理论观点，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中的演进轨迹和重要成就。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创新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话”。对此，邓小平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基础地位、以“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为方法论要义；在理论结构上，以经济改革论、经济制度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生成其他一系列衍生性理论。主导理论和衍生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和经济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践路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本特征的。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马克思研究的经济学对象理解的发展。

二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对经济制度本质研究为前提，着力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和探索。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然展开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发展和完善的研究为主线，以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研究为展开内容，形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整体研究。

三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基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列宁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确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视阈，凸现了“生产力的水平”这一中国的具体实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四是“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要义。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方法创新意蕴于重大理论的创新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最显著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创新。在经济思想史上，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剥离下来”，就是要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一具有体制性规定的抽象范畴。但是，抽象范畴只有在思维的一定层面上才有意义。“一切生产阶级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性范畴，只有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才是充分的、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以“剥离开来”为离析、为抽象过程，以“结合起来”为综合、为具体化过程，就是对两个过程统一性的理解。从“剥离开来”到“结合起来”，是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方法论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诸多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方法论要义。

五是经济改革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性调整。要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价格体系改革和计划、财政、金融、分配、流通体制的综合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问题。

六是基本制度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坚实的、可靠的制度保证。加快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七是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重大问题，其核心就是计划和市场或者说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近20年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时提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任务。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努力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主体和竞争环境，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八是科学发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从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到“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等，体现了对发展问题的深邃见解。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阐明了发展观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科学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科学制定并适时完善阶段性的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是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重要着力点、改革开放是强大动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科学发展观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崭新的中国内涵和时代特征。

九是对外开放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开放，包括沿海、沿边、沿江地带、内陆城市和地区的开放。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的要求，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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